地理的勞動到勞動地理

西元 1970 年代起，馬克思主義和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即嘗試整合結構和能動 性間的關聯。例如將人類的意圖、目的、有意義的行動納入結構中。而到了 1990 年代，這樣的研究趨勢被後結構及後現代主義，他們透過論述討論結構的意圖。

最後，Anthony Giddens 提出結構化歷程，從社會學的面向整合結構和能動性，

認為社會生活透過結構化歷程被生產及再生產。結構化歷程理論涵蓋時間空間脈 絡，因此地理學家傾向使用結構化取徑探討“結構-能動性”納入生產體系和地方 轉化時的差異。然而自 1990 年代以來的爭論，讓我們理解勞工的能動性在資本 主義形塑的地理中，是有改變力量的。如果勞動地理能夠提供研究者分析的框架，

而框架能夠解釋為何某些勞工比其他人更具由能動性，此框架有利我們理解更複 雜的結構與社會關係形塑的能動性 (Coe & Jordhus-Lier, 2011)。

然而，由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觀點觀之，從馬克思傳統下的地理中的勞工，勞 工作為一項生產因素，到 David Harvey 提出資本具有空間修復 (spatial fix) 的能 力是由於資本具有流動性，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具有空間修補²(spatial fix)的功

2 Spatial Fix 空間修補的概念，由 David Harvey 提出，認為資本主義藉地理擴張及地理再結構，

創造人造地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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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有助跨國公司依照各國生產優勢差異，選擇最低 勞動成本的區位進行生產投資，此即跨國公司的生產區位移轉，以獲得最大利潤，

勞工在此決策過程中僅是被動的考量因素之一。

近代資本的地理流動性增加來自以下兩項因素，第一，全球經濟的去管制，

去管制使得國際貿易障礙及外國直接投資門檻降低，卻也導致各國能夠不斷轉運 成品與半成品，以尋求經濟活動的最大利潤。第二，科技導致全球貨物運籌及通 訊科技的迅速發展。總言之，以上去管制和科技進步都使內部地方的競爭增加。

(Coe, Kelly, & Yeung, 2007)。

一、勞動儲備軍與勞工能動性

當代資本主義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政府不再干預市場，保護國 內產業，而是強調出口及吸引外資，以提高地方的競爭力，然而這樣的做法也引 起勞動條件及薪資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Chan, 2003)。隨著當代跨國 勞動人口增加，各國勞動輸出輸入越來越頻繁，隱藏在各種國際協約及人力中介 組織後面的是，勞動條件或薪資反而不再受法律保護。透過剝奪勞工合法的受保 護權及工作再配置，勞工將成為勞動儲備軍（reserve army）(Harvey, 2003)。然 而，Herod 認為，1960 及 1970 年代的新古典經濟地理及 1980 年代的馬克思主義 地理，缺乏對勞工的理解。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地理是對勞工進行描述，以及從資 本的觀點出發，檢視經濟活動的空間分佈。再者，他也認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將 勞工視為被動的，只能進行抵抗。他認為我們需要將勞工視為有主動能力的行動 者，而且能夠動產生重要的改變。勞工透過日常生活的再生產及世代的根基，勞 工被認為能夠形塑資本主義的經濟地理 (Herod, 1997)。

勞動地理成為經濟地理重要的研究領域的原因如下：第一，強調勞工的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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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利益，作為改善過去單方面只透過資本理解經濟地理的方式；第二，它能提 供一項關於地方、空間、尺度的研究取徑，不只解釋勞工，還打開辯論及抵抗的 分析策略(Herod, 1995, 1997, 2001)。其中，空間是力量的來源，不只反映社會，

還是社會建構的基礎。如同 Harvey 認為資本具有空間修補的功能，以此減輕資 本主義的矛盾，Herod 認為勞工也有此功能。必須理解“市場、治理、社會如何 鑲嵌在地方“：這些過程及地方尺度的事件必須被跟全球尺度的過程及事件連結。

勞工將是資本累積產生問題時的解決條件(Webster, Lambert, & Beziudenhout, 2011)。

理解資本如何被建構及操作並不足以幫助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的地理。此外，

勞動並非只是被建構的，勞工的能動性如同資本，受到特定限制，例如受歷史、

不可控制的結構、動手的行動。而另一方面，這也代表勞工具有一種更主動的勞 動地理的能動性。因此，當代經濟地理研究中，需將勞動納入考量，作為解釋全 球經濟地景形塑過程中的重要力量(Herod, 2001)。

對經濟地理學者來說，勞動市場被視為一種社會制度，依照薪資制度、工作 基準、工作文化及勞工傳統各地有異。在某一個地方工作，反映了在地與非在地 制度的互動如何形塑在地勞資關係、薪資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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