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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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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作用的面向,主要落在個人、組織與社區範疇,因為權能是流動的狀態,因此三者範疇 會產生交互影響的狀態。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本節探討增強權能概念的測量與影響因素,因增強權能的定義在各個領域有不同的描 述,在進行測量時,也常運用不同的面向進行,本節在第一部分先探討學者提出的增強權 能指標,這些指標元素的定義,也與其後的權能測量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在第二部份,分 別描述不同的權能測量面向與量表發展,並整理影響服務使用者權能表現的因素。

一 一 一

一、、、、測量權能的指標測量權能的指標測量權能的指標測量權能的指標

測量權能的內涵,定義指標是相當重要的部份(Maton & Rappaport, 1984)。雖然 Zimmerman(1995)認為權能是不好量化的概念,因每一個人對於權能的理解不同,也有 不同的能力和行動,甚至會隨著時間改變,但相關學者仍舊努力找出測量權能最適合的指 標。Zimmerman & Rappaport(1988)在其發展權能測量的研究當中,列出十一點與權能測 量有關的指標,分別為內在政治效能(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外在政治效能(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 控 制 ( mastery )、 自 我 效 能 ( self-efficacy )、 理 解 能 力 ( perceived competence)、控制慾望(desire for control)、公民責任(civil duty)、控制意識(control ideology)、機會控制(chance control)、內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和其他權力者(powerful

others)。有此可以看出,權能的指標大約以個人控制、意識覺醒、知識技術與集體而發展,

這樣的發展緊扣著研究者如何定義增強權能。

Zimmerman(1995)在其研究當中,對於心理權能的測量指標,分為更細緻的三種內 涵,這三種權能內涵分別為個人、人際與和行為,每一個內涵亦包含更細緻的指標,這些 指標分別如表 2-4-1 所示。

這些指標與 Zimmerman & Rappaport(1988)所提出的差異在於,Zimmerman(1995)

將指標更具體的放置在個人、人際與行為三種內涵當中,每一內涵又包含專屬的指標測 量,這樣的分類,表示不同範疇需要運用不同的指標進行權能的測量,才能獲得該範疇當 中的權能表現。

Chamberlin & Aart(1997)從精神復健中心的自助團體當中,發展增強權能的十五項 指標,透過這十五項指標可以得出,當要在自助團體增強團體成員的權能時,要將焦點放 在這十五項指標當中,而作者將 Chamberlin & Aart(1997)所列出的十五項指標依個人、

人際與社區三大內涵,重新整理與排列指標為(表 2-4-2):

Boehm & Staples(2004)針對老人、單親、青少年的服務使用者和行動主義者、社會 工作者進行質性研究的訪談,了解不同領域對於權能理解的指標。分別得到控制、自我決 定、集體歸屬和社區組織參與,而集體歸屬與社區組織參與,統稱為社區權能。這些指標 也正好聚焦在個人、人際/組織與社區當中,Boehm & Staples(2004)提出的權能指標,雖 然沒有 Zimmerman(1995)和 Chamberlin & Aart(1997)所發展出來的指標多樣化,但是 卻更加證實,要測量個人的權能,除了三大範疇之外,也要有具體的指標以協助權能測量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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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二

二、、、、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測量與影響因素

透過上一個小節的論述,可以發現指標是達致權能測量的必要途徑,因此本節將整理 相關學者所發展出來以測量權能的指標,透過文獻整理的過程中也發現,依據想要測量的 權能差異,指標也會根據測量而有差異;當希冀測量個人權能而非集體權能時,對於指標 的定義也會影響不同形式的量表發展。因此,相關學者(Zimmerman & Rappaport, 1988;

Thomas & Velthouse, 1990; Frans, 1993; Segal、Silverman & Temkin, 1995; Zimmerman, 1995;

Spreitzer, 1995; Klakovich, 1995; Rogers、Chamberlin、Ellison、Crean, 1997; Chamberlin & Aart, 1997; Gutierrez, Oh & Gillmore, 2000; Webb、Horne & Pinching, 2001; Marelich & Murphy, 2003; Boehm & Staples, 2004; 宋麗玉, 2006)根據其研究目的與動機,發展符合測量權能的 指標以及權能測量量表。

而在影響權能的因素方面,Parsons(1991)提到權能的增強牽涉到以下五點因素,分 別為:(一)自我效能;(二)批判性思考;(三)獲取知識和技巧;(四)同儕支持與協助;

以及(五)行動。另一方面,Gutierrez(1990)認為權能增強跟四種心理因素有關,分別 為:(一)自我效能的增強;(二)集體意識;(三)減少自責;以及(四)個人責任。從 以上的資料可以得知,如果要使服務使用者的權能獲得增強,自我效能、充足的知識、同 儕支持、減少自責以及確切行動為相當重要的因素,本節整理相關文獻,分別提出增強權 能的量表發展與影響因素,以及增強權能的相關測量與影響因素。

(一)增強權能的量表發展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量表發展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量表發展與影響因素增強權能的量表發展與影響因素

本小節以增強權能量表的發展與研究為主要說明,並探討影響個人權能表現的影響因 素。以下將分別介紹社會工作領域發展出來的增強權能量表、社工員權能量表、以及管理 領域所發展出的心理權能量表與相對應性量表,最後提出愛滋感染者相關權能表現量表

(表 2-4-3)。

1、增強權能量表

Rogers、Chamberlin、Ellison、Crean(1997)將增強權能的面向分為自我效能/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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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無權力、集體行動、正當憤怒、理想性的控制未來五個指標。並以這五個指標來發展 增強權能量表,這份量表以 271 位精神服務使用者的自助團體成員為樣本發展而成,量表 題目共 28 題,內在一致性良好,α 數值為 0.86。

在建構效度方面,個人的權能表現與自助團體的參與時間沒有顯著相關,但是與團體 的滿意度有關。檢驗人口學資料時,性別在 T 檢定當中無顯著相關,種族、婚姻、教育程 度、精神疾病住院次數、就業穩定性則在變異數分析時無顯著相關,而在檢驗社區參與時 就有微弱相關。另外一方面,個人月薪、生活品質、社會支持、自尊則與個人權能表現有 關。

使用逐步回歸預測權能表現的因素當中,在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種 族、初次發病年齡、就業狀態、居住狀態、婚姻狀態、月薪、精神病房總住院次數)裡,

只有月薪可以預測權能表現。進一步驗證其他因素時(生活品質、社區行動參與次數、自 助方案滿意度、傳統心理衛生服務次數、社會支持),生活品質、傳統心理衛生服務次數、

社區行動參與次數和生活滿意度,能夠有效預測個人的權能表現,共可解釋 22%個人的權 能表現變異量。另一方面,社區活動參與次數與權能表現有正相關,工作時數和月薪也是 權能表現的預測變項,但是當生活品質、生活滿意度與就業狀態納入分析時,月薪反而失 去其預測性,Rogers et al.(1997)認為月薪可能只是中介變項。

國內學者宋麗玉(2006)發展以本土樣本為主的增強權能量表,其參考 Rogers et al.

(1997)、Gutiérrez et al.(1998)、Miley et al(1998)和 Yip(2004)的研究,將權能表現 分為八項指標,分別為自我效能與內控力、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力、外在掌控力、社會政 治權能、社會政治行動、社會自我肯定、人際溝通技巧、人際自我肯定。本量表以 113 位 大學教授、125 位家暴領域社工員以及 120 位女性家暴案主為對象發展而成,34 題的權能 量表內在一致性 α 數值達 0.95,每一項指標的內在一致性 α 數值則介於 0.66 至 0.93 之間,

整體量表能夠解釋 61%的變異量。而該樣本可以區辨大學教授、家暴社工以及家暴個案三 個群體的權能差異。

影響因素方面,教育程度、學歷、自覺對團體貢獻、參與社團與否、為自己的權益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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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為他人權益倡導、年齡、參與活動種類數、角色機會與支持和生活滿意度皆達顯著相 關。八個次量表當中,除了人際自我肯定量表之外,性別在其他次量表當中皆達顯著性;

而生活滿意度、角色機會和支持、參與活動總次數與八個次量表的相關性最高,使用的福 利服次使用種類則沒有顯著相關,此發現與 Walsh & Lord(2004)的結果相同。而在以案 主為樣本的自變項分析中,結果顯是所有自變項可以解釋 31.1%的權能變異量亦達顯著,

而在考慮其他變項之後,只有生活滿意度達顯著。該量表具有外部建構效度,而整體量表 與參與團體種類數、角色機會和支持、生活滿意度相關性高。

本量表為第一份本土發展的量表,但是此量表的案主受測族群皆以女性樣本為主,因 此仍需持續檢視量表在其他案主群和男性案主的適用性。

2、社工員權能量表

Frans(1993)發展針對社工員發展 34 題的社工員權能量表,以權能理論為依據,並 將指標含括在五個向度當中,分別為:

(1)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團體成員如何理解脈絡當中的權力與無力感。

(2)知識與技術(Knowledge and skills):團體經驗的知識與技術。

(3)自我概念(self-concept):正向的自我價值和自信。

(4)批判意識(critical awareness):能對所處環境有細緻的見解。

(5)行動力(propensity to act):對與權力相關的反思行動。

此量表主要運用在社會工作當中,主要希冀透過量表得知社工員如何認知個人與專業 權能。量表當中發現,整體內在一致性 α 數值為 0.88,五個次量表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α 數 值則介於 0.70 至 0.81 之間。研究結果當中發現,520 名受測者當中,批判意識的能力方面 得分較低,推測在批判思考訓練與工作期待的影響之下,讓社會工作者無法發揮適當的方 式覺察案主權利議題,另外一方面,社工員的工作知識與技能得分則最高,表示能夠善用 所學,其更進一步的指出,願意使用新興科技與知識的社工員,權能表現較為高。

本研究雖然也蒐集相關之人口學資料,例如工作年資、性別、教育程度等,但是卻無 分析人口學資料是否會影響權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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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權能量表(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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