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三章 近代詩經學文學轉向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與《詩經》的文學化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與《詩經》的文學化

一、 前言

白話文運動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文學改革的項目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學走 向現代文學的分水嶺,有人亦稱白話文運動為形塑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關 鍵,但白話文無論如何重要,許多人對其形成與淵源,還是停留在胡適、陳獨秀 等人的發起撰文〈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之內容主張,事實上,五四新 文學運動,是白話文運動的「果」,而非其「因」,如果要再溯白話文生成的源頭,

除了從傳統的民間俗諺、歌謠、口語,尋找與搜集白話文本有的詞彙外,還需加 以關注的另一條線索,是自明末清初以來,西方傳教士入中國,為了弘揚其基督 聖教所致的語言翻譯問題,換句話說,中國與西方無論在思想、風俗、文化等等 範疇,皆大大地不同,尤其是中國與西方在語言文字上的大相逕庭,如何透過語 法、音韻、書寫結構等的方式來溝通兩大語言,實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但一群傳 教士憑著發揮對傳播基督教「福音」的一股熱忱,土法煉鋼式的摸索過程,更讓 近代中國白話文的形成,增添一筆助力。

而隨著白話文運動的日益成熟,民初詩經學的文學化,與白話文運動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除了思想上的嬗變外,還包括當時有志之士欲改革語言文字,讓 文學走向平民化、通俗化的目的相關,因此,順著文字語言的「合一」,詩經學 內部原有的傳注問題,延燒至白話文運動上,到底今人對《詩經》的不懂,是文 字上單純注解問題上的不懂?還是對整體詩篇上的大意(即《小序》),或是歷代 經學家們訓解上的不懂?況且在民初新興的中國文學史類科中,《詩經》已被定 位為民歌、歌謠總集之祖,怎麼會讓人看不懂呢?再者,據有限的文獻記載,最 早的白話《詩經》註本,出現於 1908 年署名錢榮國的《詩經白話註》一書中40, 這是個比政治上改換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還更早的年代,也比民初的五四運 動、疑古思潮,將經學聖典拉下至一般民間作品,是為更先前的白話《詩經》版 本,由此可見,《詩經》白話註解的開始,遠非現代的一般所認為是上述的幾個 重要的民初反傳統思想運動所致,而是可以再上溯到更早的晚清語言文字改革,

或是新式傳播媒體、教育政策等等問題上。然而,傳教士與《詩經》又有什麼關

40 案:關於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據朱孟庭《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一書中有提 及,她說:「在《詩經》方面,1908 年由江陰禮延高等小學堂印行,錢榮國所著的《詩經白話注》,

為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見朱孟庭:《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台北:文津出版 社,2012 年),頁 32。此外,在吳德鐸寫〈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一文中,簡略地介紹了本 書,謂:「《詩經白話注》,江陰錢榮國(縉甫)著。……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江陰禮延高等 小學堂印行。」見吳德鐸:〈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收錄於朱東潤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 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112。又此書目前已收錄於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 部叢刊》第一編,第18 冊(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 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係呢?又詩經學中的闡釋問題,會因西方傳教士的語譯書寫體例,產生重大的改 變嗎?且待下文分述之。

本節的撰寫順序,將先從西方傳教士們為了語譯《聖經》開始談起,他們如 何理解中國的字體,並進一步閱讀中國古典經籍,這當中還包含當時流行於民間 的戲曲、章回小說,這讓他們的書寫話語,呈現出中西交流底下的「合成」語言,

因此,還要更進一步的探討此時所謂的白話文,是由那些系統或範疇的語言形成 的?最後,由上述所演變的新式語言,再與《詩經》白話註本兩相對照,比較其 異同,亦可見《詩經》由淺白易懂的語言型式,轉往通俗文學的趨勢。

二、 西方傳教語譯與民初白話文運動的關係

眾所周知,西方傳教士的東來,應以明末萬曆年間的利瑪竇來到北京城,接 受萬曆皇帝的召見,最負盛名。利瑪竇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名氣,並不在於 他在中國傳教幅員之多廣闊,而是他第一次將儒家思想來比附引證其基督教義,

目的是為融入傳統中國的社會文化而來41。利瑪竇受萬曆皇帝的優厚禮遇,不會 忘記他的職責為傳教,但在傳播其天主教教義之外,也介紹了西方的天文、數學、

地理等學科知識給當時的宮廷大臣,並翻譯《幾何原本》、《同文指算》、《萬國輿 圖》等著名的書籍。觀利瑪竇當時所使用的語言書寫,還是屬於正統的官話文言 文的書寫情形,但他在翻譯西學的過程中,許多的新思想也必須用新語言代之,

如數學中的點、線、面、平面、曲、曲線、直角、平行線、對角線等等詞彙,就 是由他們發明,至今還繼續延用之。

從晚明到清代,傳教士不斷地入華活動,他們從上層的官方「佈道」,也想 往下「扎根」,所以首先面臨的即是語言上問題,如何使文人雅士們的文言話語,

可以翻譯得讓一般俗人民眾所理解,這是傳教士們所最為在意的事。事實上,雍 正時代曾頒布《聖諭廣訓》一書,這部典籍,相當於當時的國教,內容大致是在 教導人民該守的常法與道理。《聖諭廣訓》因以文言寫成,難以為一般民眾所理 解,因此,接下來,桐城派方苞(1668-1749)的弟子王又樸(1681-1769)加以闡釋,

並以淺白的語言寫成,名曰《聖諭廣訓衍》,這本書刊行之後,廣盛於民間各地,

試看以下一段話:

古人說的好,吃的虧是好漢。又說道,吃虧是佔便宜。只因我不肯吃虧,

一時間認的太真,或者弄出人命,或者激出別樣的事來,那時節要開交不

41 顧長聲:「利瑪竇羅列了一大堆中國經籍的話,無非說明西方傳入的天主教和中國固有的儒家 思想是相一致的,以此籠絡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和統治集團。他在向萬曆帝傳教時曾說過:『上帝 就是你們所指的天,他曾經啟示過你們的孔丘、孟軻和許多古昔君王,我們的來到,不是否定你 們的聖經賢傳,只是提出一些補充而已。』」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1 年),頁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得開交,倒吃得大虧,所謂因小失大。42

這是在《聖諭廣訓衍》中的聖諭裡的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片段,可以發現 此時的「的」字用法已是相當普遍,「我」、「吃虧」、「便宜」、「人命」、「不可開 交」等字的使用,已非文言的寫法,可見那是從小說、戲曲中的方言俗語而來的 白話書寫。就因為《聖諭廣訓衍》的盛行於中國,其高人氣的傳播手法,讓傳教 士們不得不為之投射以關注的眼神,如果《聖諭廣訓衍》可以在清朝順利地傳播 其思想,那麼其平易之文字用語,應是為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書寫語言,因之,

傳教士將這般的念頭打到他們要佈道的《聖經》上,現今學界則認為在乾嘉年間,

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用中文翻譯的《古新聖經》,為 今現存最早的白話《聖經》漢譯本43,這樣的「白話」,到底是如何的「白」呢?

學者李奭學認為:「賀清泰再三強調譯經只重經中「道理」即可,詞藻或語句,

天主與寫經人俱不在意,不必濃墨粉飾。奧斯定嘗為平直文體下一定義:語句平 和沉著,不尚藻飾而貼近大眾(OCD, IV.xxvii.12)。放在中國乾嘉之際的語境中 看,這不啻指《古新聖經》不可能出以傳統文言,連北京官話都難使之,而此刻 業已高度發展的白話小說的語言成規,他也得棄而不用。」44此探討說明了賀清 泰對於當時翻譯語言的訴求,只要能讓一般民眾看得懂就好,不談文字的藝術性 問題,更別說鑽研文學之造詣,其白話的目的就是「佈道」。但雖然他們為了這 樣的目的而來,卻也讓傳統文學得以融入新元素,周作人曾說:

聖書與中國文學有一種特別重要的關係,這便是因他有中國語譯本的關 係。本來兩國文學的接觸,形質上自然的發生多少變化;不但思想豐富起 來,就是文體也大受影響,……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 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

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 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深的關係。45

42 此段轉引自廖振旺:〈『萬歲爺意思說』——試論十九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對《聖諭廣訓》的出 版與認識〉一文,《漢學研究》,第26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246。

43 這樣的說法,鄭海娟謂:「《古新聖經》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白話《聖經》漢譯本,它成書於嘉慶 年間,係根據天主教權威《聖經》——哲羅姆編譯的《拉丁文武加大本聖經》翻譯而成,共有 37 卷,字數達百萬餘言。」見鄭海娟:《賀清泰《古新聖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比較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摘要〉,頁 1。又可參看李奭學說:「本文的關懷而言,明清間在華 耶穌會諸作中最可平衡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觀者,則非乾嘉年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中譯的《古新聖經》殘稿莫屬。我之所以稱《古新聖經》為「殘稿」,原因在 賀氏並未如數譯畢武加大本《聖經》(The Vulgate Bible) 七十三卷。」詳見李奭學:〈近代白話文,

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一文,《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第四十二期(2013 年 3 月),頁 52。

44 李奭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 題〉,頁64。

45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周作人全集》(三)(台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頁590、5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由上述,經書的解讀方式,早在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就已經產生了很大的 變化,但至明末以來,再次頻繁地接觸新的宗教──基督教,因為西方傳教士們 為了《聖經》,費了很大的功夫,才將其翻譯成中文,而這樣的為自身傳播教義

由上述,經書的解讀方式,早在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就已經產生了很大的 變化,但至明末以來,再次頻繁地接觸新的宗教──基督教,因為西方傳教士們 為了《聖經》,費了很大的功夫,才將其翻譯成中文,而這樣的為自身傳播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