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詩經學文學轉向的重要面向及其內涵
第四節 抒情文學理論傳統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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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抒情文學理論傳統之延續
一、 前言
自清末民初以來，詩經學之經學性的地位逐漸式微，文學性的民歌說法逐漸 取代了《詩經》「經學」政教闡釋觀點的正統地位，因而走向了平民化、通俗化 的新文學系統。雖然《詩經》相關的文學研究，同樣繼承傳統中國抒情的文學理 論，但於「詩言志」與「詩緣情」兩大主軸中，卻有大幅變動與升降的變化，那 麼，什麼是「詩言志」？什麼是「詩緣情」呢？這兩者之間有何異同？民國以來 的詩經研究者如何重新解讀「詩言志」與「詩緣情」與《詩經》的關係？其偏重 的變化現象為何？此為本節首要探討的問題；再者，〈詩大序〉中之賦、比、興 三類創作手法，一直為後代文人在創作時所遵循的規範與法則，也是中國詩學之 文學批評的源頭，因歷代傳注學者與文人不同看法，或多或少會有不同的詮釋，
尤其是「興」，引發的歧義也最多，本節將從民國以來主要的學者文人論述《詩 經》中「比興」之議題加以探究，並參照當時流行的詩經譯註。最後，當時有謂 詩歌源自於「聲」 的詮解，認為此「聲」並未有任何意義，其在創作上只為諧 音的關係，這一說法得到不少的迴響，究其原因，分述為兩點：一是宋代的鄭樵 即有此種說法；二是由於西方民俗學的引進，提出民歌最初是口傳文學，所以主 口語的流傳，「聲」之協律，自然成為重要的創作因子。換言之，即使詩經學在 民初趨向於平民化文學，指向以歌謠性質的研究，然而，比興之創作手法，依舊 是傳統文學理論裡最重要的質素與源流，但它似乎有了不同的切入視角，內容也 隨之變異，那麼，那是什麼樣的定義與內涵呢？而其與詩經學的關係又呈現什麼 樣不同的風貌？
綜合上述諸多疑問，構成了本節的研究概念，順此，本節先從辨析「詩言志」
與「詩緣情」兩大抒情系統入手，當列舉朱自清《詩言志辨》119的文論為主，並 以顧頡剛、周作人、鍾敬文、劉大白等人的相關論述為輔，同樣旁及當時《詩經》
的譯註本，作為參照之用，瞭解他們對於比興的看法，與傳統詩經學不同的地方，
以顯其時代變遷下的不同面相。
119 案：朱自清《詩言志辨》雖至 1947 年才出版，但由於其〈賦比興說〉一文早已發表於《清華 學報》第 12 卷第 3 期(1937 年)，頁 567-609。另外，聞一多主編的《語言與文學》，也收錄朱自 清〈詩言志說〉(1937.06)與〈賦比興說〉(1937.07)的兩篇文章，因此，筆者將《詩言志辨》列於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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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言志」與「詩緣情」的情感表達
如果要溯源中國的文學批評，大抵較為完整成篇的是漢初〈詩大序〉，但這 僅只是論詩，而非整體性的總論詩文，朱自清說：「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於論 詩，其次論『辭』，是在春秋及戰國時代。」又言：「『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
120可見「詩言志」一詞在朱氏看來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源頭，且在文學批評史上佔 有重要的地位。然「詩言志」一詞見於何處？據朱氏的考證，《今文尚書‧堯典》
有記載，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121 此段話，幾乎皆成了後來學者探討「詩言志」的文學批評依據之一。詩既然是言 志之用，那麼「志」為何義？朱自清在經過一番考證「志」之意後，訓「志」原 有三種意義，分別是：「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122但至「詩言志」
及「詩以言志」的時代，約略是在戰國時期，即以「懷抱」一意釋之，為什麼朱 氏會有這樣的解讀呢？首先，朱氏將「詩言志」一詞聚焦在詩之「用」上，因而 分為「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言志」、「作詩言志」四類，換言之，這些 詩是流行於社會中，尤其是上層社會人士所共曉、熟稔、通用的篇章；再者，由 於他們可以「斷章取義」，可以引幾句，也可引整首詩，就外交方面來看，「獻詩」
用來陳述一己之志，「賦詩」則是言一國之志、諸侯之志；而「教詩」多少有「詩 教」的意味，即落在教化上的應用；最後的「作詩」之意，就較偏重於詩人的創 作動機，也就是轉往「緣情」的部份來說，是以詩人的主觀意識想法「言志」。
這裡提到最早的「緣情」之作，並非《詩經》，他認為「真正開始歌詠自己的還 得推『騷人』，便是辭賦家。」123由此看來，朱氏將「緣情」與「言志」兩種同 樣具「懷抱」之志的抒情文學創作區分為二：(一)「緣情」是指個人因外在引發 內心情感的書寫表達，大抵而言，是與政教無關的內容，或是「吟詠情性」之作，
東漢以後的五言詩慢慢出現這樣趨勢的篇章；(二)「言志」指的內容不是修身，
即關治國，《詩經》各首之中，從關乎政教的宣導到外交辭令，連一己的「窮通 出處」、「修身」涵養，如與政治、教化相關，皆歸屬於「言志」的範疇。換句話 說，在朱氏看來，「言志」一詞，正代表儒家傳統以來「文以載道」的思想；最 後，關於獻詩、賦詩的方式多是用歌唱的，朱氏引《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釋「『興』、『道』似乎是合奏，『諷』、『誦』
似乎是獨奏；『言』、『語』是將歌辭應用在日常生活裏。這些都是用歌辭表示情
120 朱自清：〈序〉，《詩言志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2 年)，頁Ⅳ。
121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 虞夏商書》(臺北：臺灣 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95。
122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2。
123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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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所以稱為『樂語』。」124因此，如朱氏所言，《詩經》中的「樂語」應是皆有
「意思」的語言，他解釋道：
以樂歌相語，該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時結恩情，示戀愛用樂歌，這 種情形現在還常常看見；那時有所諷頌，有所祈求，總之有所表示，也多 用也用樂歌。人們生活在樂歌中。125
上述說明《詩經》的詩篇皆屬可配樂的歌辭，以歌辭加上音樂，內容則包括戀愛、
諷頌、祈求等等的諸多項目，是初民生活情思的表達方式，也是「詩言志」的功 用與範圍。
由上分論朱自清針對「詩言志」一詞在春秋戰國時期，甚而至漢代的多種運 用，可見朱氏重點在強調詩之「用」，但其「用」放在「言志」之意來說乃是有 目的性的，不管是運用於外交場合、宮廷宴饗，或是孔子拿來當作詩之教用，皆 納朱氏的「載道」範疇裡，即朱氏將「詩言志」與「載道」劃上等號，那麼，詩 人所言之志就非以一己的情志發抒，而是為一國、一諸侯之立場來言詩，即為他 人陳詩之意，其內容不外「諷」與「誦」兩類。然而，難道《詩經》各首詩全然 皆是朱氏所言的「詩言志」/ 「載道」的定義嗎？朱氏更進一步說明：
也有非諷非頌的「緣情」之作，見於記載的如《左傳》成公十七年的聲伯
〈夢歌〉。但這類「緣情」之作所以保存下來，並非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
而是別有所為。如《左傳》錄聲伯〈夢歌〉，便為的記夢的預兆。《詩經》
裏一半是「緣情」之作，樂工保存它們卻只為了它們的聲調，為了它們可 以供歌唱。那時代是還沒有「詩緣情」的自覺的。126
朱氏認為「詩緣情」的意義乃在於擯除與政教相關的內容，除此之外，如引《左 傳》的記載〈夢歌〉一文是為記夢的預兆，即「別有所為」是「詩緣情」的主要 內涵，朱氏並指出這樣的「緣情」之作，在《詩經》中有一半的詩作皆是如此，
只是那時代還不是自覺性的「緣情」，保存這些詩的目的只是為了聲調，以供歌 唱。這樣看來，那時評論或是史書上記載引《詩經》的各詩篇，多是站在「詩之 用」的立場，即不在乎詩人/ 作者之志，只在乎讀者如何運用詩意，換言之，此 為詩的目的性導向闡述，正如朱氏在《詩言志辨》的〈教詩明志〉一小節中所提 及漢代立采詩的制度，乃為「陳詩觀風」之用，因為時至漢代，早已詩樂分家，
朱氏言：
在賦詩流行的時候，因合樂而存在。詩樂分家，賦詩不行之後，這些詩便
124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6-7。
125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8。
126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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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存在的理由，於是乎有『陳詩觀風』之說。127
既然需要「陳詩」，那麼詩的來源在哪？像《禮記》、《漢書》等古書中，遂有「采 詩」的說法，並設有「采詩」的官吏，名曰「行人」，這些行人采的詩，已是詩 樂分離，朱氏云：
「陳詩」、「采詩」雖為樂詩立說，但指出「觀風」，便已是重義的表現。
而要「觀風俗，知得失」，就甚麼也得保存著，男女私情之作等等當然也 會在內了。這類詩於是乎有了存在的理由。128
這是漢代另一種關於《詩經》來源的解讀，因此，「詩言志」由外交辭令的運用，
轉而為「觀風」之用，所謂「觀風」，即是瞭解民間的風俗人情，以便上層統治 者治理人民之用，因為如此，連男女私情的作品也一同含括於內，但這到底還不 是朱自清所講的「緣情」，他認為詩若不采之、陳之，那再如何有「哀樂之心」、
「歌詠之聲」，亦是無用，所以這類的「緣情」之詩，其「真正價值並不在『緣 情』，而在表現民俗，『以風其上』。」129如前面所探討，朱氏探究得出的結論，
一旦與政教、載道相關，即歸為「詩言志」一類，非屬「詩緣情」。 而在《詩言志辨》的 〈作詩言志〉一小節中，朱氏又言：
秦嘉〈留郡贈婦詩〉五言三篇，自述伉儷情好，與政教無甚關涉處。這該 是『緣情』的五言詩之始。五言詩出於樂府詩，……樂府詩「言志」的少，
「緣情」的多。辭賦跟樂府詩促進了「緣情」的詩的進展。《詩經》卻是 經學的一部門；論詩的總愛溯源於《三百篇》，其實往往只是空泛的好古 的理論。130
就上述，分為以下幾點來說明：一、以秦嘉〈留郡贈婦詩〉為「緣情」的五言詩 之始，乃因其未涉及任何相關政治教化內容；二、就「緣情」的歷史發展而言，
五言詩源自樂府詩，樂府詩的「緣情」詩較多，再加上辭賦的體例，共同促使「緣 情」詩的進展；三、自漢代成立五經博士，《詩經》成為經學的一部門，「言志」
的儒家「載道」系統因此更為確立，與「緣情」詩自然愈離愈遠，論者雖總溯詩 論的源頭為《三百篇》，但往往只是空泛的崇古、尊古之論。朱氏如此的看待《詩
的儒家「載道」系統因此更為確立，與「緣情」詩自然愈離愈遠，論者雖總溯詩 論的源頭為《三百篇》，但往往只是空泛的崇古、尊古之論。朱氏如此的看待《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