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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甲午戰爭和庚子拳亂後的清末朝廷，面對四方蜂擁而上的輿論，官方親自主 導了教育改革，從壬寅學制(1902 年)到癸卯學制(1904 年)13的頒布，促進了新式教 育的發展，並於隔年(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接下來的壬子(1912 年)到癸丑(1913 年)學制，則是因應共和體制國家需培育新國民而設。小學經學科的廢止，則又 代表「經學」已隨著教育體制的改革轉變其意義。本文「近代」一詞，擬從 1985 年甲午戰敗開始，迄至 1937 年日本侵華為止，約略五十年時間。蓋自民國成立，
是中國邁入民主憲政「國家」之始，無論是教育、文化、社會等方面皆產生前所 未有的結構變化，但孕育現代化中國的前奏，還是要上溯至甲午戰爭(1895)挫敗 的經驗，且清末學術已有新舊替換的氛圍，今古文之爭已將經學從神聖性的典範 之中解構，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壓垮傳統經學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伴隨新 文化浪潮的「整理國故」運動，即是開啟經學多元視野的研究之始。雖說經學在 當時成為被批判的焦點，另一方面，也可見時下的知識份子不斷地為這些古老經 典尋求一份安身立命之處。事實上，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較之於西方 政治、文化滲入後的中國，已全然不同。在失去舊有經學典範指導的功能，加以 無法解決政治與社會產生的種種問題時，接踵而來的是激情、游離與諸多脫序行 為，這是近代中國汲汲於追求革命精神的重要線索之一。至於為何僅寫到 1937 年止？因為自蘆溝橋事變之後，中國人外部不僅僅要面對團結抵禦外侮的嚴峻情 勢，內部還延續民國以來民主與專制政體爭辯不休的論題，以及隨著左翼思潮的 壯大，資產與平民(農工)階級鬥爭日益擴增等等問題，此因整個時空背景又是再 一次的大轉變，遂將研究年代止於此。
當然，思想的激化對民初的整體學術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本以教化為宗旨 的經學，如今一是轉化為純粹研究性質的史料，《詩經》亦隨之成為研究中國上 古社會文化的重要典籍；二是對於《詩序》與《詩經》〈國風〉詮釋的問題，雖 於古史辨運動中備受爭議，但即使是化為文學性的《詩經》文本，還是多數延續 著個人言志抒情的創作動力，只是此「言志」行為，強調無關乎國家大事、感時 憂國的情懷，因此，作為文學本質下的《詩經》，化成了最經典且真摯的情詩，
在民初形成了一股通俗化、大眾化的影響力。此亦是《詩經》在卸下聖經典範之 後，改以文學身份主導了當時的《詩經》詮釋脈絡，在這時期中，詩經學所開展 的思想理路及現象，即是筆者欲探討的範圍，內容將涉及此時期《詩經》相關的 古典傳注箋釋的經典之書，及討論《詩經》的性質、源流、作者、內容、價值取 向等等之文論，因此，為了明確說明《詩經》如何從傳統經學的典範轉移至現代 文學的領域，當以五四運動前後作為討論的中心，此時期的思想改革運動，如白
13 案：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僅相隔一年，為什麼會有兩年的差別，是因為 1902 年（清光緒二十 八年），張百熙已擬訂好《欽定學堂章程》，即是為「壬寅學制」，但並未頒布施行。至1903 年（光 緒二十九年） 7 月，清廷又命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以日本的學制作為藍本，重新訂定 學堂章程，而於1904 年 1 月才公佈，是為《奏定學堂章程》，制定的當年正是舊曆的癸卯年，故 稱為「癸卯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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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 ABC》(1929)等相關著作。事實上，胡樸安在用「詩經學」一詞，還語多疑 慮，他在〈緒論〉一開始就說：「詩經學一名詞，在學術上不能成立。蓋學術上‧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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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6)的延伸，關於辨偽疑古思想的傳承、胡適與顧頡剛的師承淵源、五四新 文化思想的激盪等等思想背景，皆有較為完整的論述，本文因此不再詳細撰寫，
當以整體的政治、文化、思想等視角，關照詩經學在文學上的轉向，「文學」實 為本論文最重要的關鍵字。蓋「文學」一詞，淵源久遠，產生的詞義重疊而複雜，
尤其是在近代變異的過程最為明顯，《詩經》原本既是經書，亦可隸屬文學的範 疇，但此「文學」定義，係指傳統廣義的文學，舉凡以文字書寫成的文章皆是，
像經史子集之文及其學問，皆可算是；狹義的文學，則是近似西方純文學的定義，
就是講究作者富於情感的創作動機，及具審美意識、美感經驗的藝術作品。透過 廣義到狹義「文學」觀點的變遷探討，可以發現詩經學的文學觀亦隨之改變。
然而，近代詩經學的文學研究如何改變？怎麼轉向？本文試圖從思潮背景、
制度改革、人物活動及傳播媒介四大範疇著手。首先，思潮背景以當時已發表的 經學史、文學史的相關文獻為主，旁及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的融入，凡涉 及經學與文學轉變的相關議題，一併列入探討行列；接著，制度改革則著重教育 變革的方面，就是自廢科舉之後，清朝官方有感於教育強國的重要性，先有張百 熙進呈〈全學章程摺〉的建議，繼有滿人榮慶、張之洞參與，提出〈欽定學堂章 程〉，1905 年終於有全國第一個官方學部的建立，這對中國學術從四部到分門別 科，其影響不容小覷，因此，本文即以《奏定學堂章程》(1904)作為基礎，由此 開展教育體制乃至學術分科的論述架構；再者，人物活動方面，筆者將以當時著 名的各社團活動領導人物著作，及傳記資料為主，如北大新文化運動人物，以陳 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傅斯年等人的文論為主，又有以顧頡剛為主的疑古 思潮，以及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董作賓等人一同參與的歌謠學運動，還有 以鄭振鐸、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為主的「為人生而文學」的文學研究會，或以郭 沫若為敘述主體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乃至學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驌；
甲寅派的代表人物章士釗，甚而當時盛極一時的鴛鴦蝴蝶派，皆與詩經學文學的 轉向，有或多或少的交涉與連結。此外，如當時惟一針對《詩經》的古典文論撰 述的朱自清《詩言志辨》一書，及當時任教大學的教授，如黃節的詩學講義，傅 斯年的《詩經》講義稿等，皆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資料，上述種種，除了當列 入相關背景考察之外，也是詩經學文學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探討面相；最後，傳 播媒介部份，則以報刊、雜誌為主要搜尋與論述範圍，如以《時務報》、《申報》、
《國故論衡》、《國粹學報》、《新思潮》、《小說月報》等內容篇章為主，以為輔助 探討詩經學文學化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