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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歷來對《詩經》的研究，成果豐碩而精詳，字義訓詁、辨析源流、版本考證 的研究，向來是歷代詩經學的主流。然自宋明以後，回歸原典和群經辨偽運動持 續的在詩經學史上形成一股反動的伏流7，至清末民初蔚為風潮，加上西方各類 思潮東進的影響，以致於外在的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等體制皆產生了變革，
《詩經》再次面臨新的挑戰。首先，直擊而來的是《詩經》的詮釋問題，而對《詩 經》文本解讀的方式與視角的問題，進一步論析，「方式」包括以下幾項意涵：
1.對字義的闡釋；2.寫作的藝術手法；3.音韻的運用；4.詩句的編排。「視角」的 定義，指的是文學、民俗學、史料學、神話學、心理學等等新學科分類的觀察角 度，本文採文學研究的「視角」研究。
由於論文內容斷限於近代，涉及的思想、思潮與各類新興體制的建立，繁複 而多變，如果要就前人研究文獻回顧一番，因各類專著豐富，必不勝撰寫，尤以 近年來大陸對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與國學的關注，更顯得多樣化、深入化，當然 其中重覆性、重疊性的確實不少，討論的價值不高，因此，筆者僅選擇其中幾部 具代表性的著作，逐一分析探討，其餘將不再贅述。
以下擬先敘近代《詩經》研究重要相關的論著和期刊篇章，按著作的時代先 後排序，惟因有學者已將前人詩經學研究詳細臚列8，今為避免太多篇章重覆，
大抵以 1990 年後刊登之文論為優先考量，其他未提及與相關引用篇章，則於後 面各章論之。
一、關注近代詩經學史的重要著作
1. 李家樹：《詩經的歷史公案》(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2.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又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於2007 年 6 月出版增注本。
3. 湯志均：《經學史論集》 (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年)。
4. 夏傳才：〈現代詩經學的發展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六卷第四期 (1996 年 12 月)，頁 17-30。
5. 洪湛侯：《詩經學史》（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陳文采：《清末明初《詩經》學史論》(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3 年)。後亦收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 5 編，第 16 冊(臺北：花木
7 關於中國回歸原典與群經辨偽運動，據林慶彰研究顯示，較大規模的運動共有三次，分別發生 於唐中葉至宋初、明末清初及清末民初，究其回歸原典或辨偽古籍的原因皆與聖人有關，一是原 典既是聖人所作，必定蘊含聖人教化之道；二是考證原典是否真為聖人所著或與之相關等問題，
如果為非，那麼將續探究並還原這些原典本來之面貌。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 林慶彰：《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83-102。
8 可參考陳文采：《清末明初《詩經》學史論》，《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 5 編，第 16 冊(臺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1-6。亦可參閱朱孟庭：《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臺 北：文津出版社，2012 年)，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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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7. 夏傳才：〈從傳統詩經學到現代詩經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26 卷第 4 期，2003 年，頁 65-69。
8.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9.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 苑出版社，2006 年)
首先，李家樹擅長關注歷史上異於傳統經學家派傳承而產生變動的《詩經》
研究，例如版本的爭議問題，或對歷代注家不同詮釋的部份，多能作出令人耳目 一新的見解。再者，夏傳才曾任中國詩經學會會長，著作豐富，尤長於《詩經》
研究，《詩經研究史概要》不僅歸納分析歷代詩經學的主要研究特色，並也指引
《詩經》學術研究的方向，本書成為後輩學者欲進入《詩經》研究領域的必讀書 目。至於《二十世紀詩經學》，亦是對二十世紀詩經學史發展過程宏觀性描述，
對於從傳統走向現代詩經學研究時間的斷限及其特色的劃分，提供甚多後學可茲 參考的依據。趙沛霖有撰寫性質相近的二十世紀詩經學史，但與夏氏不同的是他 以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為背景，主要是對二十世紀詩經學史更詳細的性質、特點、
詮解等的內部轉型介紹，以及時代的思維模式如何對《詩經》研究造成影響或侷 限的程度。洪湛侯《詩經學史》，則是一部從先秦寫到近當代的詩經學史，採取 學術史的方式撰寫，就性質、特點、源流等等內容書寫，雖說內容還停留在匯聚 整理的部份，資料蒐集也未臻完善，但其不依朝代分期方式編寫，而是依詩經學 在歷史上的發展特色，分為五期，它對中國詩經學史分期，具有參考作用。
臺灣方面，則僅有陳文采《清末明初《詩經》學史論》，全面性將清末民初 詩經學的發展與轉變過程，以學術史研究概念撰寫，作者集結了從清末今古文之 爭，就是《詩經》研究的近代化始，至民國「整理國故」運動與《詩經》考古研 究為止，歸納蒐集材料相當豐富且具參考性，並以經學與文獻分析的角度為主，
除了呈現出清末民初《詩經》學的發展概況之外，亦頗能呈現新舊經學在時代劇 變下的過渡狀態。
二、對近代學者詩經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以文學類為主)
1. 洪國樑：《王國維之詩書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2. 吳鳴(彭明輝)師：〈五四時期的民歌採集與詩經研究〉，收入中國古典學研究學 會主編：《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 407-440。
3. 洪國樑：〈「重章互足」與《詩》義詮釋--兼評顧頡剛「重章複沓為樂師申述」
說〉，《清華學報》28 卷 2 期，1998 年 6 月，頁 97-141。
4. 王靜芳：《胡適《詩經》論著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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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永川：《顧頡剛《詩經》學初探》(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侯美珍：《聞一多詩經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7. 陳文采：〈黃節及對《三百篇》詩旨的闡述〉，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
第9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頁 121-143。
8. 白憲娟：《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詩經研究—以胡適、顧頡剛、聞一多詩經研 究為例》(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5 月)。
9. 呂珍玉：〈吳闓生《詩義會通》研究〉，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 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臺北：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77-235。
10. 聞黎明：〈聞一多的詩經學研究軌跡〉，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 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頁403-419。
11. 李雄溪：〈讀黃節《詩旨纂辭》小識〉，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 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頁457-467。
12. 陳文采：〈張壽林《詩經》學研究〉，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 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頁 469-505。
13. 邱惠芬：〈郭沫若詩經研究〉，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 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頁 507-604。
14. 邱惠芬：〈二十世紀二、三○年代詩經學的接受與影響－以蔣善國《三百篇 演論》為考察中心〉，楊晉龍師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
（1912-1949）經學研究》(第二冊)「詩經研究」，頁 635-671。
上舉 14 篇著作，有 5 篇碩士論文，9 篇期刊論文，較早時期集中在近現代 歷史頗有聲名學者的詩經學研究上，如王國維、胡適、顧頡剛、聞一多等人，這 些人皆非以詩經學研究為專長，但或是為了學術研究或教學等的需求，不得不涉 及詩經學，因此，《詩經》成為其思想體系中藉以研究的古籍。又因各人不同的 學術背景和旨趣，或以白話文學、平民文學、通俗文學、詩學、史料學、考古學 等等新學術分科角度研究，《詩經》研究遂開展出不同於傳統，考證源流版本，
或聖人詩旨等等研究的新面貌。
21 世紀初期，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經學文獻組，先編出《民國時期經學 叢書》六輯，共360 冊，再由林慶彰、蔣秋華帶領，執行「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 劃」工程，從2007 年 7 月開始，迄至 2012 年 12 月，其中民國時期(1911~1949) 經學研究，共舉辦8 次研討會，發表論文一百四十餘篇，帶動了海峽兩岸對於民 國經學的研究。前引期刊論文，即有 6 篇發表於「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
（1912-1949）」研討會，除邱惠芬〈郭沫若詩經研究〉一文，對象為一般文人學 者較為熟悉之名外，其它諸如：一、呂珍玉撰〈吳闓生《詩義會通》研究〉，即 使吳闓生是清末以古文辭名聞天下吳汝倫的兒子，自幼家學頗為深厚，在民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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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曾任教育部次長，並教授古典文學，但其《詩義會通》一書，並不為後人所 熟知，作者究其原因是因：一是偏尊詩《序》，二是以桐城古文章法理論評《詩》，
這些都與五四文學運動主流背道而馳，因此一直未受重視，如今可平心再探討、
發掘，《詩義會通》是以桐城古文義法詮釋《詩經》文學價值的一部佳作；二、
陳文采的〈張壽林《詩經》學研究〉一文，指出張氏有〈《詩經》是不是孔子所 刪定〉，刊於《古史辨》第三冊，只是現代學者多聚焦於胡適、顧頡剛，張氏的 詩經學因而未受注意，陳文采分別從《詩經》基礎課題的梳理、《詩經》研究與 通俗文學的結合、《詩經》語言文字的研究、《詩經》學文獻的整理等四大面向探 討張氏詩經學研究的表現，希冀補充張氏對民初詩經學的貢獻；三、李雄溪的〈讀 黃節《詩旨纂辭》小識〉，認為黃節的詩經學表現其一是與民初反傳統的《詩經》
研究主流相牴觸，一是「引詩一類」有「無所考證」之弊，作者卻認為黃節《詩 旨纂辭》在訓釋辭義時，雖多引前人之成說，顯少有自己的意見，但能在眾多的 材料中取捨，必也涉及個人的識力，對於正值學術轉型的學者，事實上有其時代 與個人的局限，不必過度苛求；四、邱惠芬的〈二十世紀二、三○年代詩經學的 接受與影響－以蔣善國《三百篇演論》為考察中心〉一文，則將民初幾部詩經學 著作放在一起討論，不光是蔣善國《三百篇演論》，作者也將謝無量《詩經研究》、 胡樸安《詩經學》、金公亮《詩經學ABC》、徐英《詩經學纂要》、張壽林《三百
研究主流相牴觸，一是「引詩一類」有「無所考證」之弊，作者卻認為黃節《詩 旨纂辭》在訓釋辭義時，雖多引前人之成說，顯少有自己的意見，但能在眾多的 材料中取捨，必也涉及個人的識力，對於正值學術轉型的學者，事實上有其時代 與個人的局限，不必過度苛求；四、邱惠芬的〈二十世紀二、三○年代詩經學的 接受與影響－以蔣善國《三百篇演論》為考察中心〉一文，則將民初幾部詩經學 著作放在一起討論，不光是蔣善國《三百篇演論》，作者也將謝無量《詩經研究》、 胡樸安《詩經學》、金公亮《詩經學ABC》、徐英《詩經學纂要》、張壽林《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