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詩經學文學轉向相關背景考述
第四節 「言文合一」與白話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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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言文合一」與白話教科書
一、 前言
接續前節所述，新式教育改革的變遷，經學在民國前後重大轉型的內在理 路，還有因應西方語言思想大量輸入的融合問題，雖然大多數近現代學者研究民 初的白話文運動，一定會提及開發民智與救國革命等議題，但隨著大量西譯名詞 或術語的引進，甚而牽涉到翻譯內容，就已非時代環境所能涵括一切變動的原 因，因此，文言文及白話文嚴重的隔閡，「言文合一」的改革訴求運動於焉產生。
早在明末，就已有傳教士東來，引進西方的典籍，為什麼在清末之際，知識 份子才真正要求語言改革？且自古以來，文言與白話的分離，早就是存在的事 實，但卻不影響兩者並存，換句話說，傳統的書面語，一直是文人雅士們的慣用 語，他們接受的教育內容是正統的四書五經，旁及諸子學說，其言必雅正，這是 所謂文言文；白話文即是所謂語體文，也就是一般人在說話時使用的語言，即使 如此，再怎麼樣將白話文轉化為書面語言，還是有某種程度上的不同。但隨著科 舉制度的廢除，一般士人不再受制於「八股」取士及經義策論內容，如同掙脫牢 籠已久的開放空間，即是鬆動文言文與白話文界限的重要螺絲釘，也是加速傳統 經學解體的關鍵因素。因此，接下來如白話報刊雜誌的發行、白話小說的盛行，
以及「詩界革命」的進行，或是各類演說、演講的話語紀錄等等，皆與清末民初 的語言改革有著莫大的關連性。在這樣風潮下的語言改革，不僅面臨著無法完全 承載翻譯西方文本語彙的事實，也在傳統經學加速沒落中，添增「新文學」運動 改革的生機。
另一方面，由於清末的留學生日益增多，中西交流日益頻繁，語言改革運動 也吹進了新式教育體制中。自民初廢除小學經學科後，多次爭議的焦點並非在經 學之「無用論」，即論者並不真的認為經學非廢讀不可，而是經學的語言之難讀 與教育分級的體制，根本無法配合，換言之，當時的教育改革，必須要有針對授 課時數的教學講義，或是因應各年級教學之教科書，經學的文本面臨「改寫」的 命運，而一旦經學被這些外在因素所制約，其思想內容即有落得支離破碎的可能 性，對蒙童而言，許多經學的文字語意，已顯艱澀難懂，再加上學科分類下，各 科皆有其專門的語言與知識，經學獨霸的年代已不復存在。因此，學制中的國文 科或國語科，就成為了經學分化的第一個寄宿站，但無論是啟蒙小學生的口語，
抑是教導寫作的文章，都需要重新審慎的考量和編排，在教育部主導編輯、討論 的過程中，亦可看出文言改革的變化軌跡。
本節擬從教育部官方頒定的宗旨、規章之中，參考多位編輯國語文教科書主 要人物的言論，勾勒出民初語言轉變的過程，並探討白話文教科書在新式教育中 的推行情形，從而側面窺探在經學與文學之間微妙的轉變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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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語統一」的運動與訴求
自從 1905 年，清廷廢止科舉考試，即下令學務大臣儘速頒發各種教科書，
因此，同年學部設立，旋即於 1906 年設立圖書局編纂教科書，商務印書館並遵 循當時「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編輯初等小學教科書，廣 為時人接受，但據蔣維喬的說法，早在 1987 年，南洋公學成立外院，「師範生陳 懋治、杜嗣程、沈慶鴻等編纂《蒙學課本》，共三編，是為我國人自編教科書之 始。」123後由文明書局印刷，或是當時通行最廣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同年，商 務印書館的成立，據黎錦熙所言，亦「正是『國語運動』開始的那一年。」124因 為《時務報》刊載了梁啟超《沈氏音書序》，提及盧戆章的切音快字的新式拼音 法，因而開啟了國語運動的第一期，當時學者們重視的並非真正的「國語統一」
議題，而是先處理「言文一致」的切音問題，盧氏自行編著課本，名曰《一目了 然》(1892)、《新字初階》(1893)，曾數次進呈清廷官方，卻不被錄用，但後繼有 王照、勞乃宣等加入切音改革運動，官方則有天津的嚴修、桐城的吳汝綸，他們 切身實踐，也廣為宣傳，尤以吳汝綸身為桐城派的大老，對新式切音方法的推行，
發揮了莫大影響力。1904 年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
內容亦言：
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拼 音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扦格。
茲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 內附入官話一門。125
當時所謂「官話」，係指在清代北京官方以滿洲語為主，兼夾雜漢語形成的通行 語言，因流傳的範圍不大，「官話」仍是官方的主要溝通語言，但並沒有在民間 廣泛使用，民間與官方的互動還是有所扞格，因此，統一各地方言的訴求，遂於 清末正式進入官方的教育總綱裡，《學務綱要》指定《聖諭廣訓直解》為標準讀 本。當然，清廷對語言統一的另一個目的，也是為整合當時的各地方言著想，他 們清楚地意識到語言統一的重要性，唯有一統的國家語言，官方才易於實行宣達 政令與開啟民智。
民國成立後，據 1912 年 7 月 10 日的〈臨時教育會議日記〉，曾提及國語統
123 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收入於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 料匯編‧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83。
124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緒言〉，收錄於黎錦熙著，黎澤渝、劉慶俄編：《黎錦熙文集》(下 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81。
125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合著：〈奏定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
瞿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新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3 月)，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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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法的問題，有曰：
現在有人提議初等小學宜教國語，不宜教國文。既要教國語，非先統一國 語不可；然而中國語言，各處不同，若限定一地方之語言為標準，則必招 各地方之反對，故必有至公平之辦法。國語既一，乃可定音標。從前中央 教育會雖提出此案，因關係重要，尚未解決。126
依上述，「國語」課程顯然較重視學生的讀說能力，尤其用拼音方式讀字，但用 那一地方言為標準參照，因未有共識，遂擱置此案。同年8 月 7 日，通過任用注 音字母案，12 月，教育部依此案決議，並據官方制定的〈籌議國語統一之進行 方法〉，特別制定公布〈讀音統一會〉章程八條。民國二年(1913)2 月 15 日，「讀 音統一會」正式開會，會期長達三個月之久，最後經由全國各省區代表多數通過，
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重要的條文內容有「飭教育司從速設立『國音字母傳習 所』，令各縣派人學習。」、「請教育部公定字母從速核定公布」、「請教育部將初 等小學『國文』一科改作『國語』，或另添國語一門。」、「小學校課本應一律於 漢字旁添注國音。」127等案，惜於民國四年，因政局動盪，袁世凱復辟，全案無 法施行與頒布，當時(1915 年 1 月)，袁世凱自製〈特定教育綱要〉，特別利用大 篇幅的文字內容，重申尊孔讀經的重要性及相關事宜，但卻對小學生的語言拼讀 方法及國語統一問題，忽略不提。
民國五年(1916)，帝制被推翻，再度恢復共和政體，官方有感於啟發人民對 新國體認同的重要性，於北京成立「國語研究會」。民國六年(1917)，「國語研究 會」第一次開會，擬定國語研究調查之計劃書，適逢陳獨秀主撰的《新青年》雜 誌發行，倡議「文學革命」，發表〈文學革命論〉(第二卷第六號)，胡適亦已先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第二卷第五號)，繼有劉復〈我之文學改良觀〉(第三卷第 三號)，這般官方與學術界一同攜手合作，致力於語言改革運動，才真正使白話 文運動迅速蓬勃發展。
民國七年(1918)，任「國語研究會」會長的蔡元培及多位成員，除了一起商 討國語標準的問題，還針對教科書的語文問題進行討論。與會學者多數贊同小學 教科書使用白話文教學，但亦有人倡議文言文不能廢，像沈兼士就說：「小學教 科書用白話，固當。然文言亦不能廢。……因現在之白話，缺點太多。中學以上，
有資於古代文明之印證，不能不兼通文言。白話當以能宣諸口者為準。」128即當 時通行的白話，因地方風俗各異，夾雜俚俗方言之語頗多，學者尚看不懂，何況 是一般民眾？因此，有學者更注意到文言與白話區分之前的語言標音的問題，如
126〈我一：臨時教育會議日記〉(1912.07)，收入於瞿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 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640。
127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第三期 注音字母與新文學聯合運動時期〉，收錄於黎錦熙著，黎 澤渝、劉慶俄編：《黎錦熙文集》(下卷)，頁 119。
128 蔡元培：〈教科書與語文問題〉(1918 年春)，收入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八‧語言文 學，頁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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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有一致性的語言標音法，那麼不管何時、何地、何人，只要靠著認識音標字 母，並懂得拼音，就能唸出同音的字。正如錢玄同所言：「教白話以前，不可不 授以注音字母，知品音後，始授教科書，教科書字旁均注以字母。如此，則字音 必統一。」129這是語言統一的先決條件，拼音方法確定後，始能接續解決白話文 如何寫得流暢、通順、甚而文雅的問題，因此民國七年，教育部的重大紀事即為 公布注音字母，其內容有謂：
本年全國高等師範校長會議議決於各高等師範學校附設國語講習科，以專 教注音字母及國語，養成國語教員為宗旨；該議決案已呈由本部採錄令行 各高等師範學校遵照辦理。但此項字母，未經本部頒行，誠恐傳習既廣，
或稍岐異，有乖統一之旨。為此特將注音字母三十九字正式公布，以便各
或稍岐異，有乖統一之旨。為此特將注音字母三十九字正式公布，以便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