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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緣起
曾經作為傳統「五經」意義下的《詩經》，是一部內容涵蘊豐富之書。在不 同的時代，經過多人的「傳」、「注」、「箋」、「疏」，形成各自經學家學的傳承系 統。即使各家解經有其不同的方式與進路，且在宋初及清初都有不小的反《詩 序》、反毛鄭傳注，抑是針對版本的辨偽等等事件，但依然不減其具規範性的政 治教化闡釋架構。迄至清末，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宛如從睡夢中驚醒的清季士大 夫，一方面汲汲於謀求富國強兵之道，另一方面也企圖從傳統找尋新的養料，並 反思傳統的主體性，因其思想的根源主要在於孔子及其弟子們發展的儒學，因 此，欲探求儒學的中心論旨，並加以改造，還是必須回歸到「經典」的本身。
中國的經典是什麼？最早即指孔子及其弟子編寫纂修的「五經」典籍，由
「五經」作為中國學術思想的主軸，長期以來，一直是引領中國人在思想與價值 取捨的重要準則。清末，一個無法預期山雨欲來的時代，人心的不安與焦躁，呈 現在不同的倡議「革」與「變」之中，由於對傳統儒家思想的質疑，從一連串的 諸如譚嗣同對三綱、禮教的批判1，以及 1905 年清廷廢科舉制度，進而 1911 年，
也去除小學經學科的設置，迄古史辨偽風潮的興起，造成了經學地位的一再低 落，導致全面性的帝制制度和禮教文化的解體。當時有人起義革命，接著也倡革 心，革命即是建構一個新體制的國家，革「心」是什麼？如何革「心」？推本溯 源的結果是檢討傳統的思想文化，並重新整理它，因此有「文學革命」、「整理國 故」等新文化運動的開展。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並非僅是西方思潮的引進，而是延續著清末以來 中體西用、中西會通等等的思想議題，還有文言與白話之爭的書寫論題，當然還 有以「文學革命」、「文學改良芻議」、「人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等的「文 學」變革觀點，於是「經學」與「文學」在此時期，也巧妙地替換了其闡釋影響 的地位，曾經主導中國傳統儒家經典詮釋的經學，如今在反傳統與廢舊學的風氣 下，被重新估定價值，隨之而來不再獨尊學術的地位，是呈現百家爭鳴的新氣象。
而在所有的經典詮釋中，《詩經》是既具闡釋的爭議性，又能被賦予嶄新意義的 一書。當時的知識份子如錢玄同、胡適、顧頡剛等人，提出揚棄傳統儒家倫理教 化的觀點，回歸經書皆為客觀性史料的見解，這同時也說明了把《詩經》從「五 經」的寶座拉下來，還原為單一真誠樸質的純文學作品。然而要將《詩經》斷然
1 張灝的觀點是：「譚嗣同的批判意識是以否定三綱、攻擊禮教為其中心思想的。我們無法知道 他在這方面對後來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直接影響，我們只知道從他的時代開始，否定三綱變成 一股歷史潮流，日漲月增，終於形成五四時代的反禮教高潮，因為這一股歷史潮流，傳統秩序的 思想基礎由動搖而瓦解。譚嗣同就站在這一歷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議精神變成瓦解傳統政治社 會秩序的前鋒。這是他抗議精神的歷史意義。」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88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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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儒家教化思想切割，並闡釋它為一部純文學的作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引發當時研究《詩經》學者們的眾多爭議，尤其以情詩、樂歌釋《詩經》
〈國風〉的問題，與漢儒據《毛詩序》以為其內容多敘帝王與后妃之事，及言教 化之說等等引發的爭辯論述最多。
時至當代，身為《詩經》的一般讀者，即使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薰陶，但 依然有不少人相信《詩經》僅僅只是中國古老的情詩大全或是民間歌謠。為什麼
《詩經》的文本詮釋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造成這般落差的根源在那裡？這是 從大學接觸中文系《詩經》課程後，一直深藏在心中的疑惑，《詩經》在傳統訓 詁釋義與現代閱讀中儼然分為兩條不同的詮釋路徑，換言之，《詩經》成為現代 學科分類下的純文學作品之事實，其中轉變的過程為何？觀歷代《詩經》研究的 主流，乃基於《詩經》為「經」之恆久治道、不刊鴻教的立論上詮解，「經」在 政治或修身等教化意義的本質，至近人詩經學史的研究，多附屬於各類通論性質 的經學史中，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也有專門以經 學史角度撰寫詩經學，如林葉蓮的《中國歷代詩經學》2。然至民國以後，帝制 政體瓦解，《詩經》不再具神聖光環，純文學性的闡釋，從經學脈絡中正式脫離 出來，改為通俗化、大眾化的民間詩歌總集，並開始出現針對《詩經》「詩」之 文體的文學批評，及其相關文論的探究，像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即為民初最具 受矚目的文學批評作品，當然最多以文學角度詮釋《詩經》的問題，主要收錄在
《古史辨》第一與第三冊中，諸如此類的現象，都代表著以文學闡述為主體的詮 釋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發展，然而，這個過程甚少細緻性的分析成果出現，此即構 成撰文的首要動機。
事實上，從漢朝以降，在〈詩大序〉裡，就可以找到千絲萬縷連繫著傳統文 人的文學論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標準寫作動機，乃中國文人必備的創作 條件，這是在近代引領西方「文學」學科進入中國之前，早已存在而綿延不絕的 伏流。但儒家寓教化於情感的基調，總讓人有以文化德、文以載道的功能性導向，
如此一來，倫理道德依然為指導讀者研讀《詩經》的最高價值典範，無論《詩經》
是隸屬於經學，抑或是文學的範疇，回顧傳統的詩經學，大抵說來，仍遵循著以
「詩教」為本的論述，因此，即使是就詩論詩，還是無法將「詩教」全然摒除於 純文學之外，且這兩者也非盡然完全不容。如果再進一步作詩經學的分類，原本
《詩經》的分法，有三類、四類、六類等說法，論者聚訟紛紜，迄至宋代，據鄭 樵《通志》〈總序〉所言，即有十二種學之分3，至近代學者胡樸安(1848~1947) 的《詩經學》，將《詩經》分為文字學、文章學、禮教學、史地學、博物學等五 類研究，以作家身份著《分類詩經》的許嘯天(1886~1946)，更將《詩經》作具
2 按林氏一書，內容涵蓋甚廣，其謂「本書論述歷代的社會概況、經學背景、學術取向及詩經學 的流派、代表作家及其學說」，橫跨先秦至清代的歷史長河，認為《詩序》不可廢，並極力推崇 溫柔敦厚詩教之說，見林葉蓮，《中國歷代詩經學》(北：灣學生書局，1993 年)，頁Ⅶ。
3 【宋】鄭樵：「《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
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宋】鄭樵：〈總序〉，收錄於【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 志二十略》，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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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意涵的分類，分為家庭、宮廷、政治、軍事、風俗、雜類等六類4，這 些分類，皆意味著詩經學研究方向隨著時代的變異而更動，觀《詩經》從經學的 詩六義分類方式，至擴大名物學、博物學、史地學等等方面，可見詩經學涵蓋的 意義極廣，本文界定的範疇乃以詩經學的文學研究為主，「文學」一詞的定義自 清末以來，歷經了泛指傳統的學問、學術，到桐城派的「詞章」之學，章太炎用 以指著於竹帛之字。即「文字」之學，直至民國學科建立，文學先是置於「美術」
下，「文學」始脫離傳統廣義的學術、學問之學，轉以美感經驗與審美意識為核 心內涵，在這般的思想轉換之際，文學觀的改變，並擴充詩經學在西方純文學領 域上不同視域的展現。
此外，眾所周知的五四「文學革命」，乃標舉著反封建、反貴族、反文言等 等主張，許多後輩學者在面對這一時期的研究，顯然較為重視「反傳統」的部份，
卻忽略原有對傳統的繼承和學習西方思想以漸近改良的方式。就是說眾人把焦點 目光放在清末民初的「反」傳統中國文化，包括古籍辨偽問題，推翻舊禮教思想、
倡導語言革新等等內容，傳統即使有不可取的地方，但在汲取西學的同時，這群 學者們也觀照到本有的「國故」整理，並從中溫故知新，再出發，此即筆者欲關 注的第二個動機。當《詩經》不再依循箋注的典範之後，民初以來，關於百花齊 放的《詩經》白話譯註，參差不齊的翻譯內容，不少文人自認是延續著「詩無達 詁」、「以意逆志」的方式詮解《詩經》文本，但為什麼會有這般的變異現象呢？
換言之，原有以中國傳統式的「文學」觀點欣賞、評點《詩經》，這種方式與清 末民初運用西方「文學」概念闡釋、譯註《詩經》，其中除有著中西「文學」定 義上的不同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的思想背景及內在原因？即構成了筆者欲深 入探究的第三個動機。
延續著筆者在碩士論文《顧頡剛《詩經》的淵源及其意義之研究》(2000.06) 文章末尾，懷疑古籍與反傳統的思潮影響下，中國經典的價值重新定位，梁啟超 曾於〈新史學〉提道：「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
按梁氏所言，史學乃唯一適用於西方學術分類的學科，那麼，自古而來士人首重 的必讀之書──如《五經》、《四書》等經典古籍，該置放於何處？置放是定位之 意，定位的意義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重新賦予不一樣的內涵意義與價值評判。姑 且不論傳統經學有其內在自我解構的歷史進程5，抑是受外在文化政治環境崩解 的影響，體制上的變革亦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中日甲午戰爭的失利，乃是刺激清 廷變法維新的重要關鍵，康有為等人的提議改八股為策試，及 1905 年的廢除科 舉，皆有助於新式學堂替代傳統書院的興起，但在無形中經學的地位與價值也愈
按梁氏所言，史學乃唯一適用於西方學術分類的學科，那麼，自古而來士人首重 的必讀之書──如《五經》、《四書》等經典古籍，該置放於何處？置放是定位之 意，定位的意義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重新賦予不一樣的內涵意義與價值評判。姑 且不論傳統經學有其內在自我解構的歷史進程5，抑是受外在文化政治環境崩解 的影響，體制上的變革亦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中日甲午戰爭的失利，乃是刺激清 廷變法維新的重要關鍵，康有為等人的提議改八股為策試，及 1905 年的廢除科 舉，皆有助於新式學堂替代傳統書院的興起，但在無形中經學的地位與價值也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