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代詩經學文學轉向的形成與發展
第四節 民間歌謠與《詩經》的文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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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民間歌謠與《詩經》的文學化
一、前言
談及清末民初的詩經學，一定要觸及民間歌謠這議題，雖自宋代以後，即有 許多經學家如鄭樵(1104~1162)、朱熹(1130~1200)等人認為《詩經》為歌謠性質，
尤其是朱熹認為〈國風〉多為里巷歌謠之作，這樣的講法，最終還是會回歸到作 者是誰，及孔子是否修詩或刪詩的基本問題上。然而，作為聖賢經書的五經之一 的《詩經》，早已將其純文學的本質置放於邊緣許久，強調「教化」功能才是傳 統詩經學的核心所在，如何翻轉其重視道德教化的功能，回歸其詩的本質呢？時 至清末，像黃遵憲倡言《詩經》為民歌，就有其本身因應外在環境，藉經典古籍 以達成其啟蒙大眾的目的，而非僅是繼承其教化的意義。且民國成立以後，「民」
(人民)提高至「國」(國家)的最小單位，人民既有義務享受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 權利，也有保護國家的義務，但作為一般人民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如何認識傳 統古代經籍，與將西方新知識傳達給人民，則落到新一代知識人的手裡，此時的 知識人，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再擁有仕宦之途，但隨之興起的教育體制，卻 留住了當代知識人的「專業」，讓他們得以藉由教學與研究，繼續傳承傳統的古 典思維脈絡，或是由西方引進一些學科知識來教授本國學生，雖然有些人已提出 反傳統的口號，但全盤西化也不可能，因之，透過將傳統古籍、文獻作一番整理 的功夫，使之成為「國故」，進而形成一股研究的風氣，稱曰「國學」，這股學風，
吹的不止是知識人自覺有啟蒙教育一般民眾的責任，也是為自己在新的世代尋找 新的價值與定位。
自清末以來，啟蒙的中心已落在廣大的民眾身上，知識人自然會想貼近民眾 的生活，想要知道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想什麼，而最能勾勒出其生活百態及情感 表達的形式，則非「文學」莫屬。文學是人類生活的寫照，它可以利用文字記載 人類各式各樣心情，反映出他們參差對照的人生。民國初年的「歌謠學運動」即 是在這樣一方面為瞭解民眾、走入民間，而形成學院派的運動；另一方面則是為 保存國學、整理國故，擴大民間文學的史料而發展的採集民間詩歌的活動。
本節的撰寫，將先敘述民初歌謠學運動興起與沒落的過程，連結其與民間文 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再者，《詩經》一再被歌謠學運動的學者們提出是中國民歌 的源頭，那麼，《詩經》如何從聖典教化經籍，轉而民間文學的詩歌之初祖？也 就是接下來要探討的是《詩經》如何被歌謠化？其歌謠化的過程與現象，也是本 文要分析的重點，最後，將歸納《詩經》成功轉型為民間文學，及其文學化的詮 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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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初歌謠學運動與民間文學
「歌謠學運動」一詞，首見於當初參與這場徵集歌謠活動與研究的重要人物 鍾敬文寫的〈「五四」前後的歌謠學運動〉(1979 年)，後來王文寶的《中國民俗 學史》(1995 年)，內容提及相關的歌謠徵集活動，亦使用了這詞，筆者因故沿用 之。
歌謠學運動的開端為何時？目前一般學者大多傾向起始於民國七年(1918 年) 二月的《北京大學日刊》上，由劉半農發表了向國人徵集近世歌謠的簡章，並有 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校長啟示〉，是助其宣傳的廣告，其曰：
本校現擬徵集全國近世歌謠滿，除將簡章登載日刊，敬請諸君幫同搜集材 料，所有內地各處報刊、學會及雜誌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將其名目、地 上函交法科劉復君，以便郵寄簡章，請其登載。此項公綏。（簡章見本日 紀事欄內）
蔡元培敬白98
雖是簡短的宣傳文字，卻是改寫文學史的進行式，因為民歌的大量蒐集，及對它 的重視，皆使民間文學得以從邊緣走向中心，從鄙視俚俗文化到尊重源頭活水的 態度，皆是「新」文學轉化的痕跡。那麼，歌謠學運動如何緣起呢？劉半農 (1891~1934)在回憶其創始之時，說：
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後，我與（沈）尹默在北河沿閑 走著，我忽然說：「歌謠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們何妨徵集一下呢？」尹 默說：「你這個意思很好。你去擬個辦法，我們請蔡（元培）先生用北大 的名義徵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將章程擬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隨即批交 文牘處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廳學校。中國徵集歌謠的事業，就從此開 場了。99
雖說是無心插柳的提議，卻開始了徵集歌謠的活動，以北大為中心的學術機構，
由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擔任編輯，沈兼士、錢玄同則任考訂方言的職責，劉 半農並於該年的五月底起，陸續發表了其編訂的歌謠，集結為《歌謠選》，共計 148 首，成果豐碩。1920 年冬，歌謠研究會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相關業 務，為中國現代第一個民間文學的研究團體，繼續徵集歌謠的活動，惜因人力與 財力的問題，以致沒有什麼進展。至 1922 年，北京大學研究所成立國學門，歌 謠研究會遂歸至其門下，並於 1922 年 12 月 17 日，創辦《歌謠周刊》第一號，
98 蔡元培：〈校長啟示〉，收錄於《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 2 月 1 日)。
99 劉半農著，鮑晶編：〈《國外民歌譯》自序〉，收入於《劉半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5 年 2 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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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常惠任該刊的編輯，錢玄同、沈兼士則擔任方音及文字的審查工作，周 作人並在刊物上發表創刊詞，其曰：
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 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
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麼來的，……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 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
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 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 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 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 個目的。100
這是一則歌謠學運動上重要的宣揚蒐集歌謠目的的文獻，自此以後，研究歌謠的 人大抵皆遵循周作人的說法。周氏先明白的說明搜集歌謠的目的，一是為學術的 需要，因為從前並沒有什麼人關注到民謠這個部份，現在把它蒐集歸納並整理，
成為民俗學上重要的資料，以備研究之途，這將為民俗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 的養分；二是為文藝的目的，周氏引用開中國歌謠蒐集先例的意大利衛太爾公爵 的一席話，站在文學的角度看人民的歌謠創作，表現的是他們真摯的感情，也體 現了人民的心聲，因為這是傳統文學所缺乏的一塊園地，因此，蒐集這些民間的 歌謠，周氏承衛太爾所言「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的期待，從文學 的詩篇連結至增進國家民族的歷史，也使得在當時呈現孱弱國勢的中國人心裡，
令人產生一股發奮人心的力量。
既然民俗學研究之重要性被提出，接下來於1923 年 5 月 24 日，成立北京大 學風俗調查會，會議中，推薦張競生為主席，並通過由他提出的風俗調查表，決 議將從北京當地開始試行調查，徵集有關於風俗的器物，及籌設風俗博物館。在 其〈啟事〉中，有言：
風俗為人類遺傳性與習慣性之表現，可以乩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間接即 為研究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之良好材料。晚近以來，歐西學者於 此極為重視。一八七八年，英國首設民俗學會於倫敦。現美、法、德、意、
瑞、土，....等國亦均設立團體，從事探討。我國學者，記述民眾事故，
大抵偏重禮制，間論風俗，瑣碎不全，能為有系統之研究者蓋少。101 此為說明風俗調查會將不再限於歌謠蒐集而已，風俗既涵括了人民生活的地理環
100 周作人：〈《歌謠周刊》發刊詞〉(原載《歌謠周刊》第一號，1922 年 12 月 17 日)，收錄於苑 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學術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273。
101 容肇祖：〈北大歌謠研究會及民俗調查會的經過〉(原載《民俗周刊》第 17、18 合輯，1928 年)，
收錄於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學術史卷》，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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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思想語言、文學、宗教信仰、習俗等等，將由民間歌謠擴展至民族之風俗文 化的調查與蒐集，以供民國以後分科學術體制下的研究，因此，過去在重禮制的 傳統中國而言，像《禮》經這樣的古代經典，已將遠古從王官至人民該有禮義儀 節記載得清清楚楚，再加上孔子及其弟子加以闡述，並成為歷朝帝王藉以統治人 民及規範民眾之常法，這樣由上而下的指導，人民似乎只能一味的遵從，百姓的 生活百態總是「缺席」，如今面對以「民」為主的時代，擔任溝通「民」與「國」
的知識人，不僅試圖將人民生活的過往追溯成史料文獻，也企望彌補貼近民眾而 有所作為，也就是說，知識人以「學」(指專業學識)為本，既是知識人的本業，
另一方面，他們還要負起「啟蒙」民眾的責任，亦形成另一種「經世」的概念。
自 1918 年歌謠學運動開始，至1925 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改組，編者一 一散去，經費也時有時無，刊物一再更名，但仍蒐集到不少民俗學的資料及相關 文獻。1926 年北京政局不穩，許多學者紛紛南下避難，因此，真正的民俗學運 動，要移至廣東中山大學作為根據地，才再度蓬勃興起102。1927 年 11 月，由董 作賓、鍾敬文任主編，名曰《民間文藝》，在〈為《民間文藝》敬告讀者〉中，
有言：
民間文藝，是平民文化的結晶品，我們要瞭解我們中國的民眾心理、生活、
語言、思想、風俗、習慣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我們要欣賞活潑潑 赤裸裸有生命的文學，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我們要改良社會，糾正民眾
語言、思想、風俗、習慣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我們要欣賞活潑潑 赤裸裸有生命的文學，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我們要改良社會，糾正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