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女性主義觀點的空間規劃理論基礎
本節主要說明女性主義所衍生的多種領域，並借取諸多定義與主張中 的思想，作為本研究論文的核心思想所在。第一部份，「女性主義研究的 發展簡史」描述進入後現代主義時期才興起的醒思「參政權、工作權及個 人是政治」。第二部份，「空間規劃史中的性別議程」則引導出女性主 義中有關空間規劃的分枝，說明性別議程所關注的議題方向。最後，「女 性主義規劃的理論基礎及信念」，闡述本文所秉持的中心思想與立場。
一、女性主義1發展簡史2
大約從 1815 年至 1914 年3，英美和西歐的婦女們自動地結合起來，向 廣大的社會要求「把女人也當人看待」。這一股蓬勃的婦女運動為歐美女 性贏得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包括財產權與子女監護權，以及 1920年以前 分別於英美所獲得的選舉權。第一波婦女運動要求一個自由主義資產階級 國家把公民權擴大到婦女，堅決在政治、經濟及法律等一切領域取得平 權，而非從根本上改變產生性別、種族、階級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制度。
一 般 探 討 西 方 女 性 主 義 思 想 ， 多 追 溯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英 國 女 作 家 Mary Wollstonecraft 的著作「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而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情感宣言」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1848），則號稱為女性平等權爭取的宣 言。
女性主義在 1920年代與 1930年代之間演變為一個總括性的專有名 詞，它不只是被 用 在 投 票 權 等 政 治 運 動 中， 尚 包 含 由 平 等 給 予 至 生 存 控 制 的 經 濟 與 社 會 權 利 （Sandercock and Forsyth，1992）。然 而，歐美女性為自己爭取平均權利的種種活動，今日往往被稱為「舊」婦 女運動，主要原因乃為 1960年代開始迄今，從美國又湧現另一次婦女運動 的浪潮，至今仍舊在社會政策與實踐中運作著。婦女不但要求工作權上
的同工同酬，要求就業機會均等，而且進一步地要求擁有掌握自己心身 的權利，在政治地位上也是平等的。
二、空間規劃史中的性別議程
除了對於參政權以及工作權等個人權力的爭取之外，當女性主義規劃 理論伴隨著美國都市主義與都市化其修正解釋而萌芽時，關切女性建成 環境的文獻才逐漸出現，企圖修正大多數美國都市歷史學與社會學對女 性的過份遺漏。女性主義學者強調恢復此一平衡時，她們亦挑戰主流美 國歷史對於男性/工作地點/公共的領域/城市的強調，特別是男性/女 性、工作/家、公共/私人領域、城市/郊區的隔離（Ellin，1996）
在戰後郊區激增的醒悟之中4，許多女性主義地理學者爭論著，維持女 性不平等的結構特徵並不侷限在家中；它們乃是整體景觀中的一部份。
此一概念的發展採取兩種主要形式。第一，對於建成環境性別化本質的 批判。第二，地景自身是非常具有男性氣概的5（masculine）（Mitchell，
2000）。故六十年代末期所興起的女性分析議題乃含跨諸多領域，例如地 理學、都市與文化研究及人類學等，證實人類是根據性別、年齡、文化 背景、種族、移動性來體驗建成環境（Cavanagh，1998），此時的女性主 義趨向多元化思考，不再侷限在政治權利方面，轉而強調社會中現存的 所有不平等的待遇，不只呈現出對於社會性別關係的掙扎，亦包括針對 日常生活與文化的反抗 （Rowbotham，1992）。伴隨七十年代女性主義浪 潮而來的，是大量關於女人與都市環境的研究。女性主義理論對於規劃理 論貢獻良多，包括空間、經濟與社會關係、語言與溝通、知識論與方法 論、倫理以及公共場域的特質五種領域。然而，將研究與理論相結合以 解釋女人的都市經驗仍然是相當遙遠的事，許多注意力乃是放在性別與 政策問題上（Sandercock and Forsyth，1992）。
「女性與建成環境」在八十年代成為一項流行的標題，而且數個主流 雜誌為此標題發起一項特殊的議題6。當今許多「女性規劃」似乎再度關
注於傳統女性議題，如托兒設備、安全問題以及當地設計原則。有效率地 為女性規劃必須注重城市在大尺度、城市尺度以及發展計畫層次的再建 構，以重新組合不同土地使用之間的關係（Greed，2000）。
現今在空間規劃、設計的過程中，空間規劃者沿襲著既有的社會價值 觀，延續空間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Weisman（1992）以女性主義的觀點 指出，我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男造環境」（man-made environment），
空間就像是語言一樣，是社會的建構。父權意識形成一個「男/女、公/私 的二分邏輯，無所不在的建構在空間中。楊清芬（1997）指出在規劃上最 常出現的性別迷思包括：（一）規劃的男性使用面積高過於女性；（二）
以「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分配空間；（三）設施規劃太過陽剛，未顧及 使用者的異質性；（四）以男性使用為參考樣本，未考慮女性使用的需求；
（五）未顧及女性使用者對於安全的考量。
而在性別上忽略性別差異的因素還有如：決策者缺乏女性經驗或忽略 女性視野、專業者對女性需求的認知不足，而空間法令執行者亦因循已隱 含性別迷思的法令或政策等因素（謝園，2001）。
以女性主義觀點提出對女性空間所賦予的權利、解放與認同。楊長苓
（1997）指出，如果女性要為自己而生存，首先必須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位置，一個可供自由發言、自由的自我形象，連結我們的過去，使我們得 到心靈或是社會的支援。同時，若要解除父權對於女性的空間束縛，首要 之務必須透過空間賦權於女性自身，因為空間的可及性和社會地位與權利 是緊密相連的，而改變空間的編派使用就是改變社會，逾越既有的空間角 色、主導或介入空間的生產過程，進而重寫空間的形式與價值、改變社會 中的性別歧視態度（王志弘，2000;畢恆達，1999; 楊長苓，1997;楊清芬，
1997）。
為達到空間環境符合兩性平等的要求，現階段必先改善各空間對女性 的威脅與不平等，甚至，在策略上藉由大幅度提高女性使用空間強度，並
建立兩性平等之空間規劃準則，另一方面則經由空間的體驗中實踐兩性平 等。其規劃設計準則包括：（一）將女性議題納入都市土地利用之規劃中；
（二）空間之規劃必須多元化，能讓不同族群同時使用；（三）照顧兩性 之生理差異；（四）減少環境死角，增加空間中各角落的視覺穿透性與可 及性；（五）重新定義各個空間；（六）鼓勵女性參與規劃（楊清芬，1997）。
規劃上為達到兩性平等的使用範圍，在空間安排上亦需要尊重彼此的 差異性，由於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空間的配置長久以來多由男性的角度 切入，缺少從女性使用者角度思考，因此限制了女性在空間上的發展。當 我們開始意識到空間規劃者與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不只是將女性的生活與 空間給予成長發展，也享受城市文明的進步帶來都市中女性不被漠視的公 共空間體驗。
謝園（2001）指出人類所追求生活環境的基本需求為安全、方便、舒 適、私密、歸屬等五個項目，但對於女性在空間上的基本需求則是：（一）
安全：女性特別重視防治犯罪之「人生安全」的問題；（二）方便：縮短 空間動線以節省體力並便於觀察；能滿足女性需求的空間及設備規劃並設 計無障礙環境提供行動不便者；（三）舒適：根據環境心理學的研究及觀 察，女性對安全距離、空間大小及色彩愉悅是有性別差異的，所以在空間 設計上除了考慮最基本的通風、採光、隔音等問題外，還有適合的視覺距 離、角度的空間安排及符合女性人體工學的家具設計；（四）私密：女性 對私密的需求原本就較男性高，但私密有時卻又與安全彼此矛盾，在洗手 間或更衣空間區位選擇上能設置在安全視線內，兼顧使用者需求及安全；
（五）領域：領域界定雖沒有一定的模式但是領域感的滿足有助於個人的 安全感與人際關係的協調性提昇；（六）認同：若能滿足上述五項空間基 本需求條件，則有助於促使女性對空間的歸屬感。
三、女性主義規劃的理論基礎及信念
此部份主要描述女性主義規劃理論在性別與環境之下所帶來的影響 及信念，探討其意義與影響力，以支持本研究立意之所在。今日，我們
若要觀察女性在都市空間中的移動與活動，審慎而言，應以局部角度談 及都市設計在空間上的生活尺度，意即涉及個體受限於某地區外部限制 下的生命週期、工作限制與身體行動。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日常生活 中表面上看似繁瑣無奇的事情，事實上與限制女性的權力結構有密切的 關係。女性其日常活動的限制主要建構於社會預設女性什麼該做，而女 性也因此被迫去做。她們所處的日常空間是透過父權制度創造及競爭下 的活動場所。它被制式地歸屬至某種看似平衡的狀態之中。然而，平衡 狀態並不代表平等狀態，仍存有諸多衝突與抗爭（Rose，1993）。
就女性主義的觀點，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規劃工作，但在「質」
上卻沒有同等的均衡(Greed，1988)，許多女性規劃者仍常常面對無意識 的性別歧視與偏見的挑戰，甚至是來自於那些自稱為「新好男人」(newmen) 的規劃者，儘管許多問題仍存在，這二十多年來出頭的新世代規劃者卻已 經將女性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目前在臺灣空間規劃界的女性人數有成長趨 勢，但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卻很少，且性別偏見與性別盲目 (gender-blind)情形仍存在於研究教學機構中(畢恆達，1999)，因此若從 更細緻「量」的觀點去分析，情形也未必如我們想像的樂觀。
上卻沒有同等的均衡(Greed，1988)，許多女性規劃者仍常常面對無意識 的性別歧視與偏見的挑戰，甚至是來自於那些自稱為「新好男人」(newmen) 的規劃者，儘管許多問題仍存在，這二十多年來出頭的新世代規劃者卻已 經將女性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目前在臺灣空間規劃界的女性人數有成長趨 勢，但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卻很少，且性別偏見與性別盲目 (gender-blind)情形仍存在於研究教學機構中(畢恆達，1999)，因此若從 更細緻「量」的觀點去分析，情形也未必如我們想像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