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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雖然技術的發展總是有得有失的代價交換，但有別於 Virilio（2007）
所預言的那種由絕對速度所帶來的「普遍事故」（general accident），行動電話普 及所帶來的影響必須從另一種角度來加以理解。不再是「虛擬」入侵或取消「真 實」的問題，而是如何於混雜、流動的世界中生活與存在的問題。
一、 如何生活？
本文主張，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帶來的影響與變遷更清楚地彰顯了 Bauman 所 謂流動的「液態生活」。其關鍵在於，源自於行動電話「流動」特性的混雜、嵌 合作用。意即，由於行動電話不再是以「固著」為代價交換無遠弗屆的連結能 力，而是提供了「無處不無遠弗屆」的連結可能性，這使得人們對於日常生活 現實的認識也有所轉變。換言之，不同於以身體「固著」為代價的脫殼天使，
行動電話使用者不再是以「疊合性」的關係來認識「虛擬實在」與日常生活，
毋寧地，在行動電話使用者看來，日常生活乃是混雜交織著虛擬／物質、遠處
／近在的流動、多變的行動脈絡。正是在此一「混雜實在」的鉅觀意識之中，
人們得以隨時隨地毫無疑難地使用、操作行動電話與不在場的（虛擬／遠處）
他人進行互動；也正是在此一持續完成的使用與操作實作過程中，「混雜實在」
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知覺，進而框限了「常態」的流動生活。
一個「常態」的流動生活中，人們的認識與想像不再侷限於物理的臨近時 空之中，甚至全球／地方的區分也顯得不那麼適切，遠處與近在、公共與私人 同樣也變得混雜交錯。對於一個行動電話使用者來說，「全球－地方」在行動電 話的中介、延伸中乃是混雜、嵌合的行動脈絡，而脈絡的性質則是隨著個體的 行動目的變動著。一個「常態」的流動生活中，行動的軌跡也不再依循著共同 的序列時間。行動電話作為流動的媒介，在「即時」之外更解放了身體的「移 動性」，形成「即刻」的時間框架，帶來了彈性「微調」（micro‐coordinating）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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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可能性。一個「常態」的流動生活中，在混雜、嵌合了遠處與近在，並依 循著「即刻」時間框架的行動脈絡裡，人們既獨立移動著，也總是與他人連結，
既是「即刻連結」的核心，也是「隨傳隨到」的節點。總之，一個「常態」的 流動生活中，任何固定的空間界線與時間序列都已然溶解，而「連結／鍊結」90 也變得曖昧、含混與多變。如同 Elliott 與 Urry（2010: 4）所說的，這種流動的生 活（mobile lives）要求彈性、適應性與反身性──要求人們隨時準備好面對無預 期的事件、擁抱新奇的事物…。
那麼，我們要如何生活於此一混雜、流動的世界中？此一問題可以分作為 兩個面向，一方面，「如何生活」意味的是如何完成、維繫這個混雜、流動的日 常生活。在本文中，透過俗民方法學的探問，我們看到了人們如何持續地完成 行動電話使用與操作的實作。藉由體化、轉譯、懸擱、區隔等理所當然地使用 的方法，以及「能打電話」、「可連繫」、「個人化」等常識預設，行動電話使用 者自然而然地與他人一起過著──或者說，與他人協同打造著──混雜、多變 的「流動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如何生活」也意味著人們如何選擇自身的 生活樣態。雖然在俗民方法學的探問中，我們看到，「常態」的流動生活不僅是 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所帶來的，也是人們自身日常實作持續建構完成的。但這不 意味著此一「自我招致」的流動生活「必然」要如此，實際上，透過變異、逾 越的反思，我們在那些迴避、偏離「常態」的案例中看到了更多樣、「不必然如 此」的可能性，也看到了日常實作如何有著抵抗「化約」的選擇。
流動生活中的「化約」在於，簡言之，在行動電話帶給我們更快速、便利、
90 Sherry Turkle（2008）指出，行動電話使我們成了「繩鍊的自我」（the tethered self），意即像 是被無形的鍊子栓住一樣，總是可以被連繫。Elliott 與 Urry（2010: 4）也指出，由於在行動電話 這類微型移動裝置的普及中，我們的經驗已經「去同步化」了，這意味著我們都必須要是「即 刻」可得的。循此，「連結／鍊結」的曖昧、含混不僅在於連結導致的時空界線模糊、或是個人
／社群的矛盾連結，更在於人們既是可能主動地創造連結，卻也是被迫鍊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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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生活與人際關係連結時，也逐漸讓人們忽略了「等待」、「持久」、「社群」
與「公共」過去所具有的意義。透過 Ihde 技術現象學的啟發，我們在「人─技 術─世界」的相互關連中看到，技術物不是外在的工具，其結構特性在中介、
延伸之中影響了人們認識與感知的經驗。換言之，行動電話不只是讓人們可以 即刻地連絡到他人，實際上，在擴增了「即刻」的時間性與「個人化」的連結 傾向時，那戲劇性的效果同時也掩蓋了人際連帶中的其他面向：「等待」所澱積 起來的情感深度、「持久」的對話所象徵的情感涉入；或是，「社群」、「公共」
所具有的非個人意義。然而，從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批判出發，本文主張，即 便行動電話的普及有其結構性的影響，即便我們今天都理所當然地過著這一「常 態」的流動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人們總仍有著逾越、抵抗與變異的可能性。雖 然這些在懷舊的使用者身上、在經濟落後的地區中，或是在旨趣殊異的組織中 所看到的並非帶有革命色彩的對抗行動──有些甚至只是舊有習慣的惰性，或 是有目的的挪用──但其多樣、差異甚至帶有創造性的實作樣態正彰顯了生活 於此一流動的世界中仍有著「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換言之，我們可以一天 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地保持著行動電話的連線狀態，並時時刻刻注意著是否 有漏接來電。彷彿如同 Elliott 與 Urry（2010: 36）所看到的那樣，將行動電話視 為是某種舒緩「分離焦慮」、或是提供情感慰藉的個人化即刻連結工具。但我們 也可能──無論是順應著習慣還是反思地選擇──轉向行動電話所展開的其他
「機緣」面向，例如，將其視為社群共享的連結中心，或是當作公共參與的技 術手段。
回過頭來，對於如何生活於此一流動世界之中的反思，其根本核心所涉及 的也就是對於人與技術之關係的反思，意即，反思在有得有失的交換中，技術 的發展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而我們自身又能夠如何地選擇「不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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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逾越。這樣的反思實際上涉及了更深一層的探問。如同 Virilio（1997）所做的，
在其關注於終極加速的電子媒介將如何改變當代的生活時，其所指向的不僅是 生活樣態如何轉變的問題，更是人們自身根本上如何「存在於世」的憂慮。或 者，以黃厚銘（2009）的術語來說，這是一個「速度存有論」的反思問題。也 就是說，在電子媒介的終極加速之中，如同 Virilio（2000: 84）所言，即時互動 性的超載具科技現在正將我們驅離自身，並使我們喪失了最終的生理參照：亦 即，我們笨重的移動中的身體，這使得我們存有的樣態本身也受到了影響與改 變。黃厚銘（2009: 166‐170）更直接地指出，由於我們的身體是坐落於真實空間 之中，因此終極加速在取消真實空間的同時，也就取消了我們的身體，進而危 急了人的存有論本質。因此，雖然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帶來的不是 Virilio 所預言的
「普遍事故」，但其與黃厚銘的批判取徑都為我們揭示了更深一層探問的方向，
亦即，在行動電話普及的流動生活中，我們自身又是如何「存在」的問題。而 同時，這第二層次的探問與反思也進一步為我們開啟了「混雜實在」之變異與 逾越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