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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常的行動安排來說，網際網路──過去的室內電話也是如此──確實讓人 們有了預先協商、計畫彼此行動的可能性，但由於其固著的媒介特性，一旦轉 換回日常的物理空間，人們就僅能根據當下的脈絡行動；而行動電話的流動性 則是讓人們可以隨時隨地重新安排、協商行動的計畫，因此，行動電話的使用 者所習於的則是能夠隨時參照虛擬／物質、遠處／近在的混雜脈絡來調整行動 的認識模式。37
三、 日常生活的轉變：流動的現代生活
「液態的現代」（liquid modern）是一種社會型態，於其中人們行 動的條件快速地變遷著，甚至快到它們無法再凝固為習慣與慣例。
（Bauman, 2005: 1）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行動電話確實為當代生活帶來了結構性的 變遷與影響。Levinson（2004: 8）甚至認為，行動電話帶給我們的身體的可移動 性加上貫穿世界的可連結性（physical mobility‐plus‐connectivity through the world）
──也就是本文所指出的「流動的聲音」之技術特性──或許遠比網際網路帶 進家中的所有資訊更具有革命性。循此，本文將進一步討論，在日常生活面向 上，行動電話促成的轉變如何彰顯出一種流動、多變與混雜的現代生活。
(一) 重構時空框架
37 例如，不論是透過網際網路還是室內電話，過去在沒有行動電話的生活中，如果我們與他人 相約在某時某地見面，那麼在離開了網際網路與室內電話的連結後，雖然這個行動計畫同時也 過渡到了日常的物理空間之中，但在接下來的行動脈絡中，我們都僅能參照物理空間的環境變 數來行動。因此，當時間到了相約的他人卻沒有出現，或者是我們在趕赴約會的途中遇上交通 意外，我們都無法改變行動的計畫，或者說，我們也都不認為行動的計畫會有所改變。然而，
行動電話普及的日常生活中，類似的情況則由於人們可以隨時隨地透過行動電話重新安排計畫 而有所不同，同樣地，人們也就反而是習於每個當下的行動脈絡都不僅僅參照於物理空間的環 境變數，而是同時也交織混雜了虛擬、遠處的脈絡。關於這些情況的討論，我們在下一節中會 有更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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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流動性的媒介，行動電話的可攜性使人們不需要再以身體的固著 為代價來交換抽離、延伸的經驗。循此，本文認為，行動電話在我們日常生活 中所帶來的首要轉變便是，當行動電話使人們的生活環境變成混雜、流動的嵌 合樣態時，它同時也重構了行動所依據的時空框架。更清楚地說，如同前文已 指出的，行動電話是「流動的」媒介，這意味的是「身體－行動電話」作為人 機綜合本身即是一個中介的延伸介面。因此，人們今天不需要「在某處」才能 夠抽離當下，「身體－行動電話」的人機綜合使人們隨時隨地可以架接起一個混 雜了遠處與近在、嵌合起虛擬與物質的空間，進而改變了行動所依據的時空框 架。不過，不同於電腦與網際網路的脫殼天使，行動電話的使用者面對的並不 是 Virilio 所憂慮的「空間的取消」與「時間的曝光化」。也就是說，具有流動特 性的行動電話既沒有停止物理空間的脈絡作為行動的參照，也不是讓人們總是 生活在沒有過去與未來的當下之中。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導致的時空框架變遷，
本文將其稱之為「時間的即刻化」與「社會空間的個人化」。
如同 Lash（2002: 129）所言，現代性的「時間」不過是諸種「時間視域」
（temporal horizon）中的一種。換言之，人並不是一直以來都依循相同的時間 框架生活、行動著。Giddens（1990: 17）即曾指出，前現代時期的時間框架通常 是不精確或變化不定的，一直要到機械鐘出現以後，人們才開始有了一種統一 的時間尺度，對於每日生活、工作的精確計畫才得以可能。McLuhan（1964: 158）
也同樣認為鐘錶的媒介訊息即在於，它讓時間脫離了人們經驗的律動，並以統 一的單位量度規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由機械鐘錶的普及所彰顯出來的現 代性「時間」，也就是一種序列性的時間框架，現代社會中的人們習以為常地循 著前後相繼的時間流動來安排生活中的事務。中午 12 點的時候，我們可以計畫 在下午 2 點時跟一個朋友碰面，接著在 3 點時趕往下一個會議地點。由於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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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序列時間框架，一方面人們可以井然有序地安排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 人們也受限於其中，因為人們不會願意面對序列混亂所導致的後果。因此，如 果在我們趕赴 3 點會議的路上，突然遇到了許久不見的親人時，我們也只能再 將與他可能發生的互動推延至 3 點的會議之後。或者，就像我自己小時候──
那時候當然還沒有行動電話──經常面臨的情況，當家人約定 5 點會到校門口 接你放學時，你就必須在那個時間點出現在那裡，即便突然有朋友邀約，你也 只能等到 5 點之後才有改變行動的可能性。
然而，隨著行動電話所帶來的結構性變遷，序列性的時間框架也跟著瓦解 了。Castells 等人（2007: 171）將這樣的現象稱之為「無時間的時間」（timeless time），
也就是在時間壓縮下或藉由隨機的排列事件順序所導致的社會行動的去序列化。
這個本身蘊含著弔詭的詞彙其實意指的即是，行動電話帶來了一種不再是現代 性時間框架的「時間」。然而，Castells 等人所使用的概念僅僅展現出一種否定的 時間狀態──否定現代性時間──這個概念並沒有適切地傳達出究竟行動電話 帶來了什麼樣的時間框架變遷。為了更進一步釐清這點，首先我們要知道，當 人們今天不再依循序列性的時間框架行動時，這意味的是，如同 Ling 與 Dooner
（2009: 93）所指出的，人們今天不再是以「共同時間」（common metric of time）
為基礎協調彼此的活動。換言之，人們如今可以藉由行動電話彈性地重新安排 時間，而不再受限於序列性的時間框架。序列性的現代時間意味著精確安排日 常生活的可能性，但卻也同時意味著一種外在於人甚至對人產生束縛的結構。
就像是火車時刻表所象徵的系統運作，它使得整體的交通運輸有著精確的計畫 與效率，但這意味著人們必須要配合其序列規則，無法彈性地應付緊急狀況。
而行動電話的普及則使得時間的彈性調整成為可能：趕不上預訂火車班次的人 們，如今可以藉由行動電話重新安排原訂的會議時間，並將中間延遲的時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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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的事務。
本文認為，這種可以「即刻」彈性調整行動計畫的時間框架，也就是行動 電話所造就的去序列化時間的正面意涵。「即刻化的時間」指的不是 Virilio（1997）
所憂慮的那種將會取消物理空間的「即時」加速，而是指人們今天可以隨時隨 地藉由「身體－行動電話」這個人機綜合介面，即刻彈性調整日常生活的活動。
38這種「即刻」時間框架的形成，帶來了 Ling 與 Donner（2009: 10, 92）所謂「微 協調」（micro‐coordinating）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行動電話讓我們得以隨時隨 地依據新的事態、條件進一步與不在場的他人協調改變原先的計畫。換言之，
藉由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的空間，行動者如今得以同步變更當下與未 來的樣態。另一方面，時間的即刻化除了讓人有了微協調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外，
在這樣的時間框架之中，人們也形成了一種可隨時連結的想像與期待。Ling 與 Dooner（2009: 27‐28）甚至認為，這意味著一種「連結的承諾」（the promise of connection）已然成為了今天人們普遍的共識，換言之，這不只是說他們是可及 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期待著他人也是如此。
行動電話所帶來的結構性變遷中，日常生活行動所依據的空間框架也有所 改變。如同 Green（2002: 282）所指出的，現代城市的興起意味著空間開始有了
「公共」與「私人」的清楚區隔。Richard Sennett 也曾提及類似的觀點，他說：
「公共」因此意味著一種在家庭與親密朋友圈之外的另一種生活，在 公共生活的領域中，多元、複雜的社會團體不可避免地接觸彼此。這
38 我們在此刻意地區分了「即刻」與「即時」的不同。後者意味的是同步、沒有延遲的行動與 互動的可能性，以 Virilio（1997）的說法來看，隨著 20 世紀傳輸革命的到來，取消時空差異的
「即時」行動實際上就已逐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即刻」則是更意味著隨即、立 刻、不需等待。因此，電話、電視、電腦等都是可能讓我們「即時」遠距離行動、互動的媒介，
但它們卻無法提供「即刻」行動的可能性。換言之，我們之所以認為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帶來的 是一種「時間的即刻化」，正是由於有了行動電話這一個人化的通訊媒介，人們便得以「隨時隨 地」有著即時行動與互動的可能性，無須等待、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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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公共生活便是集中在首都大城市之中。（Sennett, 1992: 17）
換言之，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區分可以說即是現代社會重要的空間框架。人們依 據公共與私人的差異來界定當下的情境，並因此理所當然地採取或接受某種類 型的社會行動。例如，借用 Sennett（1992）所描繪的社會場景來看，人們通常 知道做為公共領域的各種城市空間之中，是充滿著陌生人的世界；相對地，家 庭則是被預設為由私人領域的親密性所組成的。因此，人們總是──也預設他 人會──避免讓屬於私人生活的部分公開在公共空間之中；同時也避免讓公共、
陌生的人、事進入家庭之中。
然而，就像 Meyrowitz（1985）的研究曾指出的，電子媒介的發展已逐漸地
然而，就像 Meyrowitz（1985）的研究曾指出的，電子媒介的發展已逐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