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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物質與文化規則──藉此將技術物的潛能發展到極致73。總之，不論是「多 態穩定性」還是「機緣」的概念，它們都指出了日常技術實作成為一種具有抵 抗性質的變異實作的可能性。
三、 抵抗與挪用：「不一樣」的行動電話操作
在說明完本文所採取的日常生活批判立場後，本文接下來要討論的也就是，
在日常生活的行動電話操作與使用中，人們實際上展現出什麼樣變異的「使用 方式」（ways of using）。在上一章中，透過俗民方法學的觀點，我們觀察了日常 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有方法」地完成了行動電話的使用與操作實作。如同 Garfinkel 一再強調的，這樣的日常生活過程意味著「秩序」並不是任何內化規則的產物，
因此，人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解明」並協同打造場景的完成。循此，雖然我們 說俗民方法學試圖處理的是「秩序」完成的問題，但從「持續完成」這一充滿 動態發展的過程來看，實際上在 Garfinkel 眼中的日常生活應該也如 de Certeau 所說的，反而總是存在著無法化約的多樣性。故而，在行動電話使用與操作的 實作上，雖然人們共享著許多彼此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預設」，但仍然存 在著「不一樣」的行動電話使用與操作的「方法」與「形式」。這些使用方式從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批判觀點來看，即是一種拒絕被化約為「單義」的多元文
73 鍾蔚文等人（2006: 252‐255）的研究也進一步地指出了三種利用與發現「機緣」的能力：應 用機緣、佔用機緣與突破機緣。特別是後兩者與本文所討論的實作抵抗有著相當的關聯。所謂 的「佔用機緣」，他們指的是，簡單來說，如何在老工具中發現新機緣；而「突破機緣」指的則 是逾越原有機緣之限制，產生傳播工具意想不到的用途。除了「應用機緣」也就是落實既有的
「法定」機緣之外，後面兩個類屬的區分主要是在於佔用機緣是一種「挪用」、「據為已用」，但 並未超出既有「機緣」的可能性；相對地，突破機緣則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技術 物、工具。前者強調的是「目的」的變異，後者則是對於既有文化、規範、規則的破壞、重構。
如此看來，在鍾蔚文等人所區分的這幾個概念類屬中，以「佔用機緣」最接近於 de Certeau 所 探討的「戰術實作」。至於「突破機緣」則由於其有著更顯著的對抗意味，故而較戰術實作有著 更多的革命、顛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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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作的「抵抗」。它們並不是顛覆性的、壯觀的「革命計畫」，而是源自於「人
－技術－世界」關連之間的結構曖昧性、多義性，進而可能迸生（或是頑固地 滯留）的「機緣」。
更進一步說，以一種「不同於」普遍期待的方式使用、操作行動電話，這 意味著人們是選擇一種「偏離」了「常識」與「預設」的方式使用或「挪用」
著行動電話。在 de Certeau（1984: xii‐xiii, 31）看來，以消費社會的語彙來說，
這種使用或「挪用」即是一種能夠「生產」的消費。74循此，一方面 de Certeau 藉由此一「消費」的概念將「日常生活」、「大眾」等概念從「文化工業」的批 判中拉了出來：消費者不再是被矇騙、無知、順從的大眾，而是可能透過各種 操弄、使用的方式展現出多元的「生產」75。但另一方面，de Certeau 卻也不是 要藉由這種「消費」建立起某種二元對抗式的想像。從 de Certeau 的角度來看，
「消費」既不是「反生產」也不是「不生產」，而是一種不可見的「他者」生產。
因此，它既不是要取消生產──實際上，它本身正是一種「生產」；也不是要建 立另一種「生產體系」──它根本無法留下任何「產物」，只能在「操作」（operating）、
「做」（making）的過程中展現自身──而是要多元化「生產」本身。就如同 de Certeau（1984: xviii）所說的：
作為不被承認的生產者、自身行動的詩人、身處於功能主義理性叢林 之中發現自身路徑的沉默行者，消費者生產了某些遵循著自身邏輯的 軌跡。…[消費者生產的]軌跡描繪了源自於他者旨趣與嚮往的策略，這
74 de Certeau（1984: xii‐xiii, 31）認為，有別於資本主義體系理性化的、擴張主義的、同時也是 中央化的、聲勢浩大的、公開展示的生產，日常大眾的「消費」其實也是一種迂迴的、散佈於 各地的生產…，它無聲無形地隨處滋長著，因為它並不藉其產物展現自身，而是透過使用（using）
由支配的經濟秩序加諸於其上的產品的方式來展現自身。
75 因此，de Certeau（1984: 32）認為，有別於 Baudrillard 的觀點，無論如何，消費者無法藉由 其所吸收的報紙或商品來加以指認或限定：在人（使用產品的人）與這些產品（強加於人之上 的「秩序」的指標）之間，存在著多樣比例的間距，這一間距正是由消費者的使用（using）所 打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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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旨趣與嚮往既無法被它們於其中發展的系統所決定，也無法被其掌 握。
循此，我們在下面將會呈現幾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或挪用行動電話的 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多元」的行動電話使用／消費／生產，就 如同 Herman Wasserman（2010: 16）在觀察近幾年來非洲地區的行動電話使用 情況時所發現的，這些行動電話使用者不只是大公司剝削底下被動的受害者，
而是「主動的」消費者。他們在使用、操作行動電話的實作過程中選擇、展現 了某種抵抗、創造與能動的力量，而非僅僅是被動、順從的接受消費宣傳與論 述所限定的行動框架。但同時，這些實作卻又不是意圖正面對抗、顛覆既那些 與行動電話實作相關的既有「常識」與「預設」，甚至有些還帶有著「懷舊」的 惰性或是顯露出迴避與偏移的姿態。
（一） 案例一：懷舊的惰性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案例即是一種「惰性」的抵抗。在這裡面我們 看不到任何積極的實作，但卻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那種「不願」被馴化的排斥與 迴避。
在第三章中，我們說明了行動電話的普及如何造就了一個流動、混雜的日 常生活。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再依循傳統的時間、空間框架，而是在
「即刻化的時間」與「個人化的社會空間」之中持續完成其日常實作與行動。
換言之，不同於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虛擬取消現實生活的想像，中介、架接起「混 雜實在」的行動電話既沒有停止物理空間脈絡作為行動的參照，也不是讓人們 總是生活在沒有過去與未來的當下之中。而在第四章，我們也透過俗民方法學 的觀察，描述了人們於日常實作中實際上又是如何「管理」這樣的生活。我們 看到了，人們今天實際上是透過各種方法理所當然的使用，維繫與再建構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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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個人」為連結核心，且可「即刻」微調、改變的混雜實在交織的生活世 界，同時，這樣的世界也是被人們視為是「常態／常識」的日常生活樣貌。
然而，從 de Certeau 日常生活批判的觀點來看，這種普遍被視為常態／常識 的日常生活樣貌並不必然就是「日常生活」全部的樣子。例如，我們在訪談中 曾經遇到一位受訪者 F05，他的日常行動電話使用經驗在某些面向上便展現了
「不同的」、「差異的」樣貌。F05 是一位研究生。從他高中開始使用行動電話到 現在已經有近 10 年的時間。目前他擁有兩支行動電話，每個月的行動電話費用 大約都在 300 元以內。對於 F05 來說，行動電話最主要的功能是讓他可以連絡 工作或課業上的事情。他不太喜歡用行動電話與人閒聊，經常只是在與人連絡 事情的同時才順便聊上兩句。當我問他大概一天講幾次行動電話時，他回答我 說「可能要算禮拜的吧，一個禮拜大概講不到 2,3 次。除非是開會啊，之前我 在當助理的時候，我講電話都是為了聯絡用。平常就沒在用手機啊，就算吃飯 時間我都把手機丟在宿舍，或丟在家裡」。當我訝異於他怎麼會這麼少使用行動 電話，並追問他「所以會有一天都不打手機或不接手機的」時，他更直接回答 我「可能一整個禮拜都有可能」。F05 不僅不太常講行動電話，他「使用」行動 電話的方式實際上也讓他可能減少了很多講行動電話的機會。不同於一般人會 希望以各種方式「聽到」行動電話鈴響以免漏接來電──例如，特地選鈴聲夠 大的機型、自行編輯醒目的鈴聲，或直接貼身攜帶等等──F05 都是將行動電話
「放在包包，然後轉震動」。他認為，「因為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手機在那邊響 很沒禮貌」，「我都跟這個人見面了，那當然是這個人比較重要啊，手機的話除 非真的有急事，不然的話打手機也真的沒什麼好講的」，甚至還說「不知道為什 麼，我就覺得無時無刻想要轉無聲」。
從以上對於 F05「使用」行動電話方式的簡略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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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作所展現的「差異」。一方面，顯然地，F05 並不是拒絕使用行動電話，他 確實依賴於行動電話進行工作與課業上的協調聯絡。但另一方面，他不太喜歡 透過行動電話與人閒聊，甚至總是將行動電話「轉震動、放包包」，並相對重視 身旁朋友的這些「習慣」，在本文看來正反映出一種「懷舊式」的抵抗。
更清楚地說，如同我們前幾章指出的，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導致的社會變遷 造就了一個流動、混雜的日常生活。在其中，個人化的、即刻的連繫都被視為 是理所當然、甚至是相互的期待。用 Ihde（1979）技術現象學的概念來說，這 正是在行動電話的中介延伸之中，連帶所產生的「擴增－化約」效應。也就是 說，當人們習以為常地使用著行動電話時，同時也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理所當 然地看作是以「個人化連結」為核心的樣態──也因此，Castells 等人（2007）、
Chayko（2008）以及 Ling 與 Donner（2009）才會各自以類似的概念描述此一現 象。在這樣的效應中，一方面，「個人」自身被突顯於關係之上，因而導致了「關
Chayko（2008）以及 Ling 與 Donner（2009）才會各自以類似的概念描述此一現 象。在這樣的效應中，一方面，「個人」自身被突顯於關係之上，因而導致了「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