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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在本文看來，此一取徑確實為理解當代技術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 具，但與早期結構性觀點相同的是，它仍舊未能細緻地探究日常技術實作的過 程。甚至，在轉向關注於技術物建構生成的過程時，它也失去了早期結構性觀 點總體批判的視野與力道。
循此，在最後，本文將指出無論是「結構」還是「建構」的取徑都不適於 用以理解技術化生活形式中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在根本上它們都未 能掌握當代生活中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性」特徵。本文主張，在「技術化的 生活形式」之中，人、技術與世界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連，其中不只是「技 術」作為系統宰制著人們，也不單純是人與技術間「對稱性」的建構生成，而 是可以表示為「人─技術─世界」11的相互關連性。亦即，「技術」在中介人與 其生活世界之關係時確實有其結構性的作用與影響，但同時它卻也不是就其自 身成為其所是，而總是在人與其生活世界的相互關連中才得以清晰地浮現。從 此一相互關連出發，本文將提出一個新的技術研究取徑與理論視野。
二、 結構與建構：技術研究的取徑
就如同社會理論傳統一直以來都有著「結構」與「建構」觀點的差異，過 去技術研究的取徑中也相繼地出現過這兩種不同的分析視野。在理解人與技術 之關係的問題上，它們各自都有著重要的貢獻。本文在此不擬全面地討論這兩 個取徑各自的發展、脈絡與內容，而是就這兩個取徑各自所持的主要觀點與分 析視野加以討論，並說明何以它們都不適用於分析當今技術化的生活中行動電
11 從底下的討論中我們會慢慢看到，一方面，「人─技術─世界」所表示的是今天我們的日常生 活總是在「技術」的媒介中才展開的，同時，每一種技術物也總是在某一特定的實作（文化）
脈絡中才成為其所是。換言之，「技術」並不被看作是客觀、自在的事實，但也不是可隨意建構 的「文本」。另一方面，「人─技術─世界」這樣的表示方式也是相對於「技術→人」或「人→
技術」單向的視野。換言之，我們認為，在技術化的生活形式之中，人、技術、世界三者之間 存在的是交互作用的建構關連，而不是單向的「結構」或「建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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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所帶來的影響。
(一) 技術作為系統
首先，在早期技術研究的結構取徑中，研究者們往往採取一種鉅觀文化變 遷的分析角度。對於他們來說，探問的起點或是最終的問題往往是，人類的技 術在這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以及，相應地這些技術的 變遷又對人類社會自身造成了什麼影響。而總括言之，在他們看來，現代技術 發展所導致的後果往往是對於人類生活總體的支配與控制。就如同 Jacques Ellul
（1964: 78‐79）所指出的，大抵上，人類技術的發展自十八世紀以後就逐漸與傳 統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那些舊有的技術特徵逐漸消失了，Lewis Mumford
（1972: 81）所描繪的那種與其他文化元素和諧地交織在一起的「工具」12不復 存在。一方面，技術開始深入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各個部分，它不僅在多樣 化與追求完美的可能性上不斷地擴展，同時，也在空間上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另一方面，技術發展、演化的速度也逐漸脫離了人們的生活步調，這種 加速意味著技術不再適應於人，而是開始反過來要求人的適應。Ellul（1964: 6）
將這樣的發展看作是「技術」逐漸具有了實質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技術不 再只是外在於人的工具或機器，而是成為了我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另一方面，
技術不僅僅已將我們的世界轉換為一個人造的世界，也不只是快將傳統的自然 環境給吸收、消除，同時，技術的實質化更意味著，我們正目睹著一種新的技 術倫理與價值的創造、一個道德上一致的命令與價值體系逐漸發展成形，而它
12 所謂的「工具」，在這些早期的技術研究者們的討論中，意指的是那種有限地被使用的、同時 也是被涵括在總體文化架構之下的技術物。（Ellul, 1964: 66）也就如同 Mumford（1967: 9）所說 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技術從來就不曾脫離整體的文化架構，人總是在整個文化體系之中 活動。換言之，作為「工具」的技術也就可以被想像為只是涵括在一個更高階序的文化整體之 下的元素。更簡單地說，也就是在這個傳統的階段中，作為「工具」的技術乃是於社會之中的 其他文化元素交織融合在一起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文明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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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取消並取代傳統的道德與價值體系。（Ellul, 2008[1962]: 137）
另一位早期重要的技術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 也以另一種方式說明了這一 轉變。Heidegger（1977: 324‐325）將現代技術的本質稱為「座架」（enframing, Gestell），也就是對於自然與人的強求與限定之總體。在他看來，現代技術不同 於 傳 統 工 具 的 地 方 在 於 ， 它 是 以 一 種 強 求 的 方 式 不 合 理 地 要 求 著 自 然 。
（Heidegger, 1977: 320‐322），而這意味著，所有事物都能夠即刻地被取用或是接 受進一步地配置。以這樣的方式被安置的事物，在 Heidegger 看來，便成為了失 去了自身特性的「持存物」(standing‐reserve)。循此，我們可以看到，Heidegger 藉由「座架」所要揭露的同樣也是現代技術已成為一種具有自主性與強制性的 實在，它框構、限定、配置著人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它只將世界呈現為 某一種樣子，將所有的客體都化約為效率、計算與秩序原則之下的「持存物」。
因此，簡單來說，對於這些早期關注於技術現象的學者們來說，現代技術 的發展也就意味著一個普遍地籠罩、支配著人類的、具有某種自主性的「技術 系統」或是「座架」逐漸地成形了。就是在這樣的核心的觀點之下，這些研究 者們批判著「技術」對於人類的支配與影響。在他們看來，今天，技術已絕非
「中性」的事物。因此，在探討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能單純地 將其歸咎於使用者的意圖。如同 Ellul（1964: 141）所指出的，當我們認識到技 術系統的自主性時，我們將會發現技術並不是沒有方向、特質與結構的中性物 質。換言之，技術內在自身有其決定性，它既獨立於使用者的意圖與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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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無法輕易地被消除。13這也正是為何 Heidegger（1977）在探問現代技術的 本質時，一開始就駁斥了將技術視為是中性工具的通俗觀點。在 Heidegger（1977）
看來，這樣的觀點並沒有錯，但它卻也沒有真正地掌握到現代技術的本質。現 代技術的本質與危險並不在單一技術物的功能與用途上，而在於它系統性地遮 蔽了這個世界可能的樣態，並對人們產生決定性的束縛與支配。
倘若暫時擱置「技術決定論」觀點是否適宜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早期技 術研究的結構性觀點確實提供了一種精闢的鉅觀分析視野。透過這樣的角度，
技術研究得以聚焦於看似中性的「工具」背後所潛藏的技術支配問題。而在本 文所關注的行動電話發展之影響問題上，我們同樣能夠藉此觀點批判性地探究 行動電話如何加劇了技術系統的宰制。然而，在今天這個技術化的日常生活脈 絡中，採取此一結構性觀點的問題在於，在這樣的分析視野中，我們忽略了人 與技術之間根本的關係。也就是說，由於結構性的觀點所關注的乃是技術與人 之間的支配、宰制問題，它也就未能更細緻地探究人與技術之間的相互關連。
現代技術系統絕非憑空的想像，或僅只是某種意識形態。當我們說現代技術系 統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時，這同時意味著它是「具現」為我們每日所使 用、接觸的技術物。因此，也只有在技術物的使用、操作的實作之中，我們才 深深受到了技術系統的影響與宰制。循此，對於此一「技術實作」關注的缺乏，
便是結構性觀點首要的不足之處。在本文中，我們試圖理解的不只是行動電話
13 Ellul（1964: 125‐126）甚至認為，這樣一種無所不在的技術系統就好像是帶有著一種「極權主 義」的性格。換言之，於其中，即便是人自身也無法倖免於其統治。就如同 Ellul（1964: 115）
所指出的，最終，在宣傳（propaganda）、教育等精神技術的發展之中，人的心靈也技術化了。
也就是說，人也成為了技術系統再生產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的進步想像中，隨著技術對於自 然的征服，人類自以為登上了萬物之主宰的寶座，但實際上，Ellul（2008[1962]: 138）認為，即 便是那些看似操控著技術的人，卻同樣也是在精神上被技術系統所宰制，他們是最熱切地讓自 己適應於技術環境的一群人。換言之，人們的觀念、判斷與信念全都已經根本地被他的技術環 境所改變。被技術系統所壟罩的人們，其精神狀態已經完全被技術價值所支配，其目標也只會 導向技術所界定的進步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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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劇技術系統總體性的支配，更要探究在實際的日常技術實作中，行動電 話的普及是如何具體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此外，在這個技術化的日常生活中，
人與技術的關係也不應只是單方面的支配與宰制，實際上透過各種技術物的操 作、挪用與創造，人也不斷地有著創新、變異認識的可能性。換言之，結構取 徑此種「技術→人」的單向性支配觀點便是其另一個不足之處。
(二) 技術物的建構
與早期技術研究的結構取徑相對，晚近由科學社會學延伸發展起來的「技 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則是反過來關注於「技
與早期技術研究的結構取徑相對，晚近由科學社會學延伸發展起來的「技 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則是反過來關注於「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