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英語世界第一本「媒介經濟學」的教科書作者，627皮卡特（Robert Picard）也是《媒介經濟 學》期刊的創辦人並任主編10 多年後，由美國轉往北歐（check）任教；他所著述與編纂的圖書 與期刊論文眾多。前書遵循羅賓斯（Leon Robbins）為主流經濟學所設的定義，『揭示有限或匱乏 的「資源」如何「分配」，方始能夠滿足彼此相互競爭而無有止境的需要(needs) 與 欲求(wants)；
經濟學同時研究前舉活動，受制於哪些力量。匱乏現象之所以存在，原因是資源有限，而需要與 欲求則無窮，超出可用資源』，且該書「立論取向是實証(或稱，應用)經濟學…只研究真實世界中
624 Garnham, Nicholas (2005)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memoir’,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4: 469–493), p.480-1.
625 同前引，p.485.
626 Curran 前引文，p.26.(有無弄錯？check)
627 Picard, Robert (1989/馮建三譯 1994)《媒介經濟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已經發生的現象，並且，這些現象的發生，必須可以舉証。」628
皮卡特並不是沒有意識到該定義與立論的不完整，也並非不知道其他視野的存在，事實上，從一 開始至後來的論述，他都提醒讀者人外有人，也在字裡行間提示他山之石的傳統與現勢。不過，
這些廣泛的意識與尊重與己有別的取向之善意，並不保證CPEC 與 ME 的有效對話，從一開始，
皮卡特的看法似乎就顯露了徵兆，隨時代前移，皮卡特透露了他所主張之媒介經濟學，與CPEC 對話的界線與侷限。
如第三章所述，「公共財」與「外部性」是兩個重要概念，具有橋樑功能，可以從主流經濟學的 角度，讓CPEC 參與對話。然而，在《媒介經濟學》這本教科書中，皮卡特對這兩個概念的討論 停留在技術性的介紹，「報紙是一種私有財…電視廣播是一種公共財」、「生產者在設定這些公共 財貨的價格之時…高於零…會排除某些消費者…若要贏取最大量閱聽人…最有效的價格是零，
但…生產者也就無法取得誘因，製作…節目」。629市場機制就是定價機制，難以定價就是市場失 靈之時，亦即這是政府進場的重要理由，但皮卡特在評估政府對於傳媒環境之規劃或管制時，無 意就此發揮。630
十多年後，皮考特發表兩篇文章，631內容環繞「媒介經濟學」究竟是些什麼而發揮。他先表示，
許多年來，一直有人以「媒介經濟學」是什麼而相詢，就此，皮考特先在文章前面，表示：
「真的。根本沒有傳媒經濟學（media economics）這回事。有的是通過經濟視野，（1）解釋 傳媒結構與經濟力對於傳媒的作用，也解釋環繞的整個環境，怎麼對傳媒結構與對傳媒造成 影響的經濟力造成影響；（2）運用前述知識企圖達成商業與政策結果。前述活動的本質就需 要描述的、經驗的及理論的基礎。第二項活動則要有質化與規範的取向，主要仍是描述的，
但得在規範理論之下支撐起來。」632
這段說得在理，但由於這段文字一點沒有突出「政治」的意思，因此讓人不免揣測，作者是否隱 然有個「純粹」的經濟概念，仍然已經先行假設或認定，曾經且應該有個經濟秩序不被政治影響？
假使這段話是潛意識，那麼後文給予「政治經濟學」宛若「鼎足而立」的位置，就顯得相當地從 容與慷慨。他說媒介經濟學有三種取向，「理論型、應用型和批評型範例」，詳細可以表述為〈表 5.1〉。理論與應用二者「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評型範例卻往往與其他兩個獨立開來」、三者的「衝 突既無必要，也於事無補；因為實際上每種範例都貢獻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方法，而且這幾 種範例之間也存在著互補，它們的共存使彼此更具說服力，並為彼此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總之，「傳媒經濟學正變得更加成熟，這門學科的研究也在世界範圍內蓬勃開展」。633
628前引書頁8, 15(英文頁碼，中文頁 10,25)。
629前引書頁18-9, 62 (英文頁碼，中文頁 31,110)
630前引書第七章。
631 Picard, Robert（2005a/杭敏譯）〈傳媒經濟學研究的歷史、方法與範例〉，《現代傳播雙月刊》第4 期(總第 135 期)：26-30；Robert G. Picard (2006a) ‘Comparative Aspects of Media Economic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in the U.S.A.’,pp.15-23, Jürgen Heinrich and Gerd G. Kopper (eds,2006) Media Economics in Europe, Berlin：Vistas Verlag。前文大致是後文的節縮，但因在中國大陸講演，因此加了未見於後文的一小節。
632Picard(2006a)前引文, p.16.
633三句直接引述出自Picard(2005a/杭敏譯)前引文頁 27,28,29。
表 5.1 皮考特所界定的媒介經濟學三大傳統 資料來源：Picard, Robert(2005b/杭敏譯)。
不過，雖然未見於中文版，皮考特是在英文版表示，三種傳統雖然在大西洋兩岸都存在，但「批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當代》月刊，10 月：32-51.頁？，
636Mosco, Vincent(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637 Avilés, Luis A. (2007)’ Introducing a new journal: critical statistics and the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existing’, Data Crít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Statistics,1(1:1-2).
相同標準衡量媒介經濟學，那麼，近年來私人傳媒公信力因表現備受爭議而低落，傳媒工作 礎所做的志願選擇，從而使得為「顧客關係的經營」（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更能 和諧與持久。這個（Buchanan、Peacock 主張的）「俱樂部財」的缺陷，後文還將論及，但「強
制」作為另一個選項，何以不妥當？就在皮考特自問自答，意欲否定其可欲性時，「強制」作
638Bollinger, Lee C. (2011)｀News for the World (A proposal for a globalized era: an American World Service)＇, July / August (Cover Story )2011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639 詳見馮建三(2009)〈國際傳播的雙重異例〉。（未發表）
640 Picard, Robert (2005b) ‘Audience Relations in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Media Use: Why Should I Pay the Licence Fee?’pp. 277-292 in Gregory F. Lowe and Per Jauert, eds. Cultural Dilemmas 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Gothernburg, Sweden: NORDICOM(特別是頁 285-9)；(2006b)’Financing Public Media: The Future of Collective Funding,’ pp. 183-196 in Christian S. Nissen, ed. Making a Difference: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European Landscape. Eastleigh, UK:
John Libbey Publishing.
641前文提及的MCS 的岡漢、柯蘭及 Leicester 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的 James Harollan 教授等人在 1970 年代中後 期，都曾訴請取消執照費，代以政府預算，並加上廣告。見Lambert, Steven(1982) Channel Four, BFI, p.17。
反而理當贊成。何況，現實上更有其他模式的參照，而「優質財」（merit goods）等不同，但 親近於公共財與外部性的概念，在行為經濟學及「軟性父權作風」（soft paternalism）的設計
下，也能在主流經濟學範圍內，給予「強制」更有力的理念與制度支持。（包括法國啟動的新
作法，見第十章）皮考特雖然提及這些強制的安排「需要政治意志」，但由於他只在內文最後
一段（結論）蜻蜓點水提及（雖然摘要也出現「政治意志」一詞），我們還是得將其解讀為，
皮考特並非真正支持強制所帶來的公益實效，而仍然停留在「尊重差異」的口惠。
相對於 PSB，世人對於報紙的認知，比較少及「公共服務報紙」，這確實是支持 PSB 的人必須 自省的邏輯或注意力不一致的例子。反之，皮考特對於北歐多國的報紙之政府補助得失，歷來鑽 研甚力，在相對少數的報業政策研究者陣營中，顯得鶴立雞群。642雖然皮卡特起於研究報業補助，
惟晚近的著作多在檢視該措施的成效不佳與時不我予。比如，皮卡特認為報業津貼的結果是主流 政黨得到好處，相關公司的報業市場位置沒有改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補助，都可分作兩種類型，
一是讀者不感興趣也不支持，造成有限資源的浪擲而沒有可欲效果，二是讀者雖感興趣也支持，
但報業結構及財務壓力還是很大以致於補助不能終止。643 因此，「北歐模式可以說是修辭與善意 的成分多些，從中提煉的報業支持體系，真能永續的機會低些，若要走向可欲的結果，委實困難。」
644
是這樣嗎？本書第九章還要就此深入討論。以下轉入對於CPEC 的檢討。
如同《媒介經濟學》，英語世界第一本以「傳播政治經濟學」命名，並由一人獨立完成的著作，645 對於公共財與外部性等構成市場失靈的重要概念之引述，還少於皮卡特，作者莫斯科（Vincent Mosco）教授也如同大多數 CPEC 研究者，對於市場的討論相當稀少，相當可惜。
畢竟，莫斯科教授的對話用心，相當突出。一來他以允稱充分的篇幅，讓重農派、重商派、斯密
（Adam Smith）至李嘉圖（Richard Ricardo）的古典學派、馬克斯及其稱之為庸俗的邊沁效益主 義，646迄至近代各種馬克斯主義學派與強調性別、環境保育等激進流派，都能逐次陸續出場對話。
再者，他在建構「商品化、結構化與空間化」三大概念，推薦讀者順此進入傳政經學廟堂的入口 後，前書最後一章就是與鄰近的兩個學科（或說研究領域）之對話（主流之一的新古典經濟學之
「公共選擇理論」學派，以及「文化研究」）。（2011/10/25 補充：但這些是宏觀的對話，從微觀 層次耙梳市場，仍待開啟，畢竟，如果只是將市場概括為一種本質，必使公共政策相繩市場的空
642依據皮考特的著作清單，從1981 至 2010 年間，有關報業經濟與政府之關係的期刊論文，至有十篇、專書文章 四篇，2010/7/9 讀取自 http://www.robertpicard.net/publications.html
643(2006c)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vision of Press Subsidies,’ pp. 211-220 in Isabel Fernandez Alonso, Miquel de Moragas, Jose Joaquin Blasco Gil, and Nuria Almiron, eds. Press Subsidies in Europe. Barcelon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644 (2006d) ‘Subsidies for Newspapers: Can the Nordic Model Remain Viable,’ pp. 236-246 in Hans Bohrmann, Elisabeth Klaus, and Marcel Machill, eds. Media Industry, Journal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olicies in Europe.
Koln: Herbert von Halem Verlag.
645Mosco, Vencent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前書 2009 年(Sage)第二版除 對第一版酌予修補，第六章為新作，亦大致刊登為Mosco, Vincent (2008) ‘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 (Canadian Edition), 1(1: 45-63)；在此之前或之後，同名或名稱類似的書，
都是編纂而成：如？？
646 utilitarianism，通譯「功利主義」，周保松認為該譯詞帶有貶抑，與英文原意仍有差距，因主張譯為「效益主 義」，見周保松（2010）《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頁 26-7，三聯書店。
間、國家機器統理市場的能力，無法得到討論的契機，遑論從中演練公共政策，使其符合CPEC 世界觀所需的市場類型。莫斯科相隔 13 載，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增補一章，分辨了政治經濟 論者的不同思路、判斷與強調的重點。莫斯科並不贊同做為推動資本主義的群眾是合適的分析起 點，作此認定的政經取向今人稱之為「自主派」(autonomist)，他們願意從新傳媒破壞，而不只是 服務資本主義的角度，審視當前體制。莫斯科不同意的原因，並不是他不重視群眾或勞工階級的 能動性，事實上莫斯科提醒，傳媒政經學人經常就是媒改活躍份子，而尋求有別於現制的另類傳 播出路，也是講求實踐的CPEC 必然需要從事的工作。但是，固然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歷來都 會遭遇新的問題、衝突與矛盾，但莫斯科的分析起點，更在於「描述與分析…勞動者、物資源料、
間、國家機器統理市場的能力，無法得到討論的契機，遑論從中演練公共政策，使其符合CPEC 世界觀所需的市場類型。莫斯科相隔 13 載，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增補一章，分辨了政治經濟 論者的不同思路、判斷與強調的重點。莫斯科並不贊同做為推動資本主義的群眾是合適的分析起 點，作此認定的政經取向今人稱之為「自主派」(autonomist)，他們願意從新傳媒破壞，而不只是 服務資本主義的角度，審視當前體制。莫斯科不同意的原因，並不是他不重視群眾或勞工階級的 能動性，事實上莫斯科提醒，傳媒政經學人經常就是媒改活躍份子，而尋求有別於現制的另類傳 播出路，也是講求實踐的CPEC 必然需要從事的工作。但是，固然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歷來都 會遭遇新的問題、衝突與矛盾，但莫斯科的分析起點，更在於「描述與分析…勞動者、物資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