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同步發展，從重商派、重農派、亞當斯密以降的古典派，至 今已有四百餘年歷史；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主流，認定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能夠大致分立，前者的 介入若超過一定水平則將扭曲後者，其實約略只能從二十世紀初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起 算，最早也只合回溯至1870 年代，幾乎同時在英美與歐陸進行的邊際革命。
不過，至21 世紀，仍然沒有學術期刊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為名，倒是《媒介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JMOE）在 1987 年籌辦後，1988 年就問世於美國，1999 與 2004 年再有世界 觀近親的《傳媒經營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與《傳媒業務研究 期刊》(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在瑞士與瑞典創辦。
JMOE 的創刊，似乎不在提供一種新的或明確的視野、立場或觀點，亦不在於鼓勵論辯，而是因 為相關於媒介運行的經濟議題，散見於傳播或政策或商業或法律刊物，而這類刊物的編輯對於經 濟議題，「興趣欠缺或並不瞭解」。言下之意，新刊物是希望能有個專門的園地，集中議題的展示 與討論，這樣也可以減少研究者一些功夫，不必「辛辛苦苦才能找到同行的這類材料」。603 該刊創辦後，曾經提供一次機會，讓 CPEC 登場，這是難得的安排，但 ME 似乎未從 CPEC 的 MCS 得到對等的安排（得查）。何以如此？是因為如該刊前引「創刊導言」所認定，這個領域具 有「跨學科的本質」（interdisciplinary nature），因此願意納進對於主流 ME 來說，相當迥異的論 文嗎？似乎並非如此，畢竟這個跨學科多少是「實證主義」傳統之下的「跨」，它與後面將提及 的MCS 所遵從的 CPEC 之「跨」學科，卻執守批判的，而最好是受到馬克斯主義影響的、啟發 的（Marxian）視野，並不相同。這是指 1999 年，在蘇式曼（Gerald Sussman）的建議，而當時
603‘Introductio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January:1.
的主編阿爾巴蘭（Alan Albarran）也肯認批判的傳播政治經學知價值的背景下，604有了該刊讓 CPEC 文章浮現，且佔滿該期的唯一一次。該期主編蘇式曼在介紹該期五篇文章時，605並不掩飾，
直接表白，這些文章都是來自於：
「左派學術…受到馬克斯主義或新馬克斯主義的影響，這個傳統提供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庶幾）工作 的人（working people）能夠在知識上自我防衛，這個傳統也呼籲抵抗，並以行動追求特定的社會變遷，
將所有人與共同福祉放在個人與私己積累與權利（privilege）之前。」606
蘇式曼教授未強調他個人的努力，而將這次對話歸因於阿爾巴蘭教授本人是一位「相當自由派的 學院人」。這確實是重要因素，阿爾巴蘭在收錄於《媒介經濟學》這本文集的論文，也曾寫下很 多媒介經濟學者罕用的修辭：「不能貼近其所服務的社區而是僅致力於售賣廣告和賺錢的廣播電 視台，最終必將為此失利」。607
往後，JMOE（？check）再無類似的安排，最近幾年似乎走回「傳統的量化與實證取向，通常拒 絕比較批判的，特別是馬克斯主義的論文，或是讓這些取向的人望之卻步，不投稿該刊。」608最 近的新任編輯團隊繼續談跨學科，對於科技快速變遷時，「均衡取向的經濟模式的用處可能相當 有限，通常，此時更合宜的是動態與演化模式」，有明確表達，他們也提及「媒介經濟學不能忽 略廣泛的政治論述與鬥爭」。不過，作總結時，他們只是強調，該刊的焦點將是「廠商公司、市 場與制度」，似乎，從這些詞彙與概念，難以推論刊物有意跨出原有的典範（框架）。609畢竟，再 過了兩年，前引文作者之一另於《傳播季刊》發表一文〈傳播與經濟學：兩大堂堂學科及其太少 合作〉。610此時，稍前的「政治論述與鬥爭」已不見提及，全文反而讓人覺得，作者只是在重新 扼腕於兩個這麼「威風凜凜」（imperial）的學科，怎麼就不能彼此更呼應，以求更席捲士林呢？
魏德曼（Steven S Wildman）引述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蒂格勒（J. Stigler），指主流經濟學的方法 早在1960、70 年代就進入法政、歷史與社會學，出身經濟的人在這些領域多有教職，至 21 世紀，
他進而補充說，這個名單加入了電信、傳播、廣電…等科系。魏德曼表示，如今「傳播」也是相 當「無所不在」（imperial），差別在於它是「吸納式」（absorptive）的無所不在，也就是傳播研
604 蘇式曼教授在 2010 年 6 月 17 日回答筆者詢問時的回答。
605 Schiller, Dan(1999) 'The Legacy of Robert A. Brady: Antifascist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 89-101)
Mosco, Vincent(1999) 'New York.Com: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formational" City',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 2:103-116).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1999) 'Common Markets: Corporate Ambitions and Communication Trends in the UK and Europ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 117-132).
Sussman, Gerald(1999) 'Who Speaks for Asia: Media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 2:133-147).
Meehan, Eileen R.(1999) 'Commodity, Culture, Common Sense: Media Research and Paradigm Dialogu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149-163).
606 Sussman, Gerald(1999)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85- 87）
607Alexander, Alison 等編 (2004/2008 丁漢青譯) 《媒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頁224（原書 218）（本句丁譯的最後五字是「最終將遭罪」，作者參照原書，略調整為「最終必將為此失 利」）
608蘇式曼教授的觀察，同前引註。
609 Bauer, Johanners M., Stephen Lacy and StevenS. Wildman (2006) ‘Repositioning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a brief note from the editor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9(1:1-5)，引自 pp.2-3.
610 Wildman, Steven S.(2008) ‘Communication and Economics: Two Imperial Disciplines and Too Little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693–706.
究在察覺任何其他學科的方法、材料或發現對其有益時，經常就予以引用併入其探索。經濟學作 為一種「無所不在的科學」（imperial science）則是將其方法論對外強加，是一種「入侵取向」
（invasive orientation）。由於存在這個差別，魏德曼說，「傳播政策」與「傳媒產業經濟」作為 兩大「無所不在之學科」交會的研究領域，主要還是傳播引經濟，但經濟少注意到傳播之發現。
魏德曼表示，但傳播產品攸關民主品質，經濟學者研究傳播政策若只用其專長的經濟指標，不足 之處，明顯可知。很清楚，他是呼籲經濟學者要多注意傳播研究的成果，這麼說固然不錯，卻有 其缺憾。
一是即便魏德曼不更徹底檢視與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相隨的世界觀，他在前引文對於主流經濟學仰 賴深刻的市場機制之失靈因素，是有偏差的。一方面，1970 年代以來，研究成績逐漸顯著，至 2001 年有三人同時獲諾貝爾經濟獎的「資訊不對等」這個概念，為其援引。然而，這個援引只 是孤立看待該概念，公共財與外部性這兩個更久遠的、主流經濟學也認知（或爭議）的市場失靈 原因（見第三章），沒有得到等量齊觀的對待。這個疏忽讓人意外，畢竟，資訊不對等普遍存在 於所有市場交易過程，但公共財與外部性的特徵，可以說顯現在傳播「內容」最稱明顯。其次，
魏德曼引述的三個獲獎者，阿科洛夫(George Akerlof)與史賓塞（A. Michael Spence）得到了更多 的重視。然而，參與公共事務似乎相當多相當深入，對於面對公共財與外部性問題，有更明顯舒 緩或解決其所引發之市場失靈之對策的史蒂格勒茲(Joseph Stiglitz)，611則可說是只存其名，未見 青睞。何以如此？可能是因為魏氏對於公共財的關注，不是要從中演繹公共政策對於傳媒產品等 公共財的生產與分配之正當性及其各種策略，而是在於說明，在內容產品具有公共財屬性時，廠 商必須通過不同營銷手段，發展差別定價的方式，才能取得較高的收益。612我們將在後文看到，
貝克（Edwin Baker）這位公法學者與魏德曼等人剛好有不同的選擇(2011/10/24 談外部性，公共 財，要比第三章更大篇幅闡述)：他認知主流經濟學是「帝國」語言，因此選擇它也不能不處理 的公共財與外部性概念，與其對話，從中既說明差別定價的不可避免及其問題，但又更大規模地 講述與論述了公共政策可以有的回應方式。
其次，魏德曼同樣沒有對經濟學指標如何回應民主品質的問題，而是轉向，再提經濟學近年來已 經有些變化，以前經濟學很少吸收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現在則至少吸納了心理學而有行為經濟學 作為經濟學的分支，然後歸結於「希望假以時日，傳播也能在經濟學扮演一腳」，而傳播研究中，
有 關 「 欺 騙 及 欺 騙 偵 測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交易與協商（bargaining and negotiation）、組織傳播與說服…」，應該能夠對於經濟模式有所補充。小道雖然必有可觀，但並 沒有理由不對「民主」這個已被提及的大道不再置語，特別是SCP 模式的「績效」指標（2011/10/24 本章頁＊＊將處理），其如何解釋與界定，按理是覺悟於唯經濟指標之不足的人，不宜輕易放過而 不加運用的資源。
611 Stiglitz, Joseph (1989/鄭秉文等人譯 1998) 《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但請見 Fine, Ben &
Elisa Van Waeyenberge (2006) ‘Correcting Stiglitz: from information to power in the world of development’, Socialist Register 2006 (v42.)
612Wildman, Steven S. and Stephen E. Siwek (1988) 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Ballinger Publication, pp.2-7,13, 38,66,77.
CPEC 第一本、主要的刊物是《媒介、文化與社會》（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MCS），1979 民 1 月創辦，由西敏寺（Westminster）大學前身，倫敦城中區科技學院（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PCL）為基地。613 創刊號由柯蘭（James Curran）撰寫編輯報告，614他說，該刊宗旨有三。一是
「提供寬廣的論壇，讓有關大眾傳媒…的研究與討論能夠在其更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 脈絡之內進行」。其次，該刊不滿當時的兩大研究取向與重點。一方面對於美國傳播學術集中在 效果研究，或在 1970 年代中期起旁及於「使用與滿足」模式，他們深不以為然，不能認同這類
「經驗導向研究」所接受的「自由主義體制的社會民主」；另一方面柯蘭說，英國雖有馬克斯主 義的文化與傳媒分析，但其主流卻是「相當苦澀的理論化(astringently theoretical)」，集中在「結 構的、語意的」面向，但對於傳媒與政經及階級決定課題的分析，「欠缺經驗的分析」。柯蘭說，
MEC 要作為論壇，提供「二者之內與之間」的研究與辯論之用。該刊的第三個任務則定位在「打 破理論與實踐、學院與實務」的障礙。
這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嗎？有實無形，畢竟CPEC 的旗幟是往後逐漸建構，畢竟先有人誕生，
後有命名之事。但有趣的是，柯蘭在創刊的卷首語，是說要鼓勵美英兩種主流「之內與之間」（within
後有命名之事。但有趣的是，柯蘭在創刊的卷首語，是說要鼓勵美英兩種主流「之內與之間」（wit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