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內支持系統

（一） 先生

從男性、女性的時間利用，可以發現即使現代家庭，有將近一半的母親為職業婦 女，家務與子女照顧還是主要由女性承擔。以目前可以找得到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

在 1987 年，女性平均每天操作家事或育兒時間達 3 小時 24 分鐘，男性則只有 21 分鐘，

女性比男性多出 3 小時 3 分鐘，是男性的 9.7 倍，到了民國 2004 年，女性平均每天操 作家事或育兒時間下降到 2 小時 23 分鐘，男性則只有上升到 32 分鐘，女性比男性多 出 1 小時 51 分鐘，是男性的 4.5 倍，看起來，男、女兩性操作家事或育兒的時間差距 隨著時代演進在縮短（行政院主計處，2000、2004），不過，縮短的原因，主要並不是 因為男性參與家庭內性別分工的時間加長了，而是女性的時間快速縮短了。

西方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即便夫妻都就業，妻子依然比男性從事更多子女照顧 工作(Bianchi, Milkie, Sayer, & Robinson, 2000; Robinson & Godbey, 1997),母親的自由時 間比父親少，感覺到的時間壓力大過父親的 (Mattingly & Bianchi, 2003; Roxburgh, 2004)。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過去支持性別角色社會化理論的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 經驗到的工作與家庭職責相結合的挑戰是不一樣的(Voydanoff, 2007)，例如，男性比較 將有薪勞動視為親職職責當中的一環，所以增加外出工作時間才是盡到父親的責任，

女性則是將有薪勞動視為對其母親角色的損害或妥協(Simon, 1992)，所以生育子女之後 增加留在家裡的時間才是盡到母親的責任。這樣看來，在婦女就業率提升的事實前提 下，家庭外的工作與家庭內的照顧角色變遷速率並不一致，對於這樣的現象，王舒芸 與余漢儀（1997）用「從實質的殘留為心理的性別分工」來形容「儘管在行為上已能 接受女性外出工作，但是在心理認知的責任歸屬上，仍然認為女性是以「育兒」為主 要職責」的現象；呂玉瑕（1982）則是以「文化遲滯」來形容。這樣的現象，會使得 職業婦女的母職生活經驗呈現什麼樣的樣貌呢？或者更具體地說，職業婦女會不會因 為增加就業參與，卻無法減少母職參與而使得她們的母職生活經驗裡出現較多負面生 活經驗？值得繼續觀察。

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逐漸提升，夫妻「共親職」的呼聲愈來愈明顯，目前對於夫 妻親職分工或共親職的研究，主要將親職內涵劃分為親職勞務與親子教養（陳富美、

利翠珊，2004；林惠雅，2010），研究結果再一次證實母親的親職參與較父親多，相對 親職喜悅、壓力也都較父親大（陳富美、利翠珊，2004；林惠雅，2010；陳富美，2011）。

其中，陳富美、利翠珊（2004）以台灣北部地區 309 對育有學齡前幼兒的夫妻為對象，

探討夫妻親職分工及共親職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育兒勞務與親子教養屬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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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兒勞務方面，夫妻一方參與越多，另一方參與就越少；親子教養方面，夫妻一方 多一點，並不見得會減低另一方的參與程度。至於共親職部分，夫妻之間大體上相互 支持的多、抵制的少，彼此展現出一種夫妻互為影響的雙向感受：先生對太太親職支 持評估越高，太太對先生親職支持的評估也越高，相對地，夫妻雙方對配偶支持評估 越高，抵制評估就越低。不過，先生所感受到太太的主動支持行為，明顯的高於太太 所感受到先生主動支持行為。在夫妻間的相互影響上，相較於育兒勞務為夫妻「分工」

完成，親子教養更接近夫妻一起努力的「合作」狀態。夫妻一方在親子教養的參與，

並不會減低配偶的教養參與，甚至在主觀的知覺上，還有互相促進的作用。也就是對 自己在教養參與的評估越高，對配偶在教養參與的評估也越高。

林惠雅（2010）以 805 對大台北地區國小學童之父母為樣本，研究父親和母親教 養聯盟和親職參與所構成的共親職類型、家庭特徵因素和親職壓力的關聯。研究結果 顯示：基本上，父親和母親都表現相當程度對配偶的支持，抵制的程度不高，父親和 母親均有相當程度的親職參與，不過，父親參與「照顧」事務的程度不高。共親職類 型有「同心協力型」、「干預撤離型」和「母主內型」三種類型，「同心協力型」父母彼 此對配偶教養有較多的支持、較少的抵制，且父母均有相當程度的親職參與；「干預撤 離型」父母，彼此對配偶教養支持較少、抵制較多，且父母親職參與程度較低；「母主 內型」父母彼此「支持」、「抵制」狀況居中，母職參與程度頗高，尤其是照顧孩子方 面，而父職參與程度較低。此類型中有七成左右的母親屬於全職工作者。比之「母主 內型」父母，「同心協力型」父母在各面向的親職壓力都較小，「干預撤離型」父母在

「親子關係」的壓力較大，「健康發展」壓力較小，「生活調適」 和「教養爭議」壓力 則沒有顯著差異。三者中以「同心協力型」父母的親職壓力最小。家庭特徵變項中，

父親收入越少，父母的親職壓力越大；子女性別為兒子、較少子女數、父母有較大的

「親子關係」方面的壓力；母親為全職工作者，「親子關係」方面的壓力較小；子女在 低年級的父母，在「生活調適」方面的壓力較大。

陳富美（2011）以 19 位家中有就讀幼兒園孩子的父母，父母皆有全職工作且皆與 子女同住，父或母(或兩人)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為參與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藉以編製 日常親職喜悅量表，加上親職困擾量表一同施測，結果共回收 710 份，其中 336 對為 對體資料，38 份為不成對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父母所經驗到的親職困擾內涵分 別為「孩子行為困擾」與「親職勞務困擾」；親職喜悅內涵則為「成長互動喜悅」與「情 感支持喜悅」兩種內涵。不管在親職喜悅部分或是親職困擾部分，都是母親大於父親。

在身心症狀部分，母親的症狀出現高過父親。就生活滿意度與快樂程度而言，父親高 於母親。幼兒父母感受到的親職喜悅愈多，親職困擾愈少，不過，親職勞務多寡較不 影響親職喜悅。親職喜悅與生活滿意快樂程度的關聯較顯著，與身心症狀的關聯較不 明顯；但是，親職困擾與身心症狀及生活滿意快樂程度的關聯都顯著：親職困擾程度 越高者，身心症狀越多，生活滿意快樂程度也越低。此外，針對「問題處理策略」、「情 緒取向策略」與「逃避取向策略」三種因應策略，親職喜悅越高，越會採用問題處理 策略，越少採用逃避取向策略；親職困擾越高，則越不會採用問題處理策略，越常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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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緒與逃避取向策略。對於母親而言，孩子行為困擾愈多，母親的心理症狀出現愈 多，父親則兩者沒有顯著關聯。另外，母親的親職困擾越高，越傾向於採用情緒取向 調適策略，父親在這部分，兩者的關聯性十分微弱。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知：方面，雖然母親參與依然較多，卻不會因此而減少父親 的參與，而且，夫妻之間相互支持多、抵制少，在主觀知覺上呈現互相促進作用，促 進作用也發生在對自己及對配母親的親職參與較父親高，母親的親職壓力與喜悅也都 高過父親的，身心症狀也出現得比較多，生活滿意度與快樂程度不如父親；親職的工 作內涵主要可以分成親職勞務與親子教養，在親職勞務方面，母親參與多而父親參與 少，在親子教養偶的參與評估；隨著支持、抵制、參與的狀況的不同，夫妻親職分工 模式可以分為 「同心協力型」、「干預撤離型」、與「母主內型」，其中，以「同心協力 型」父母的親職壓力最小，「母主內型」當中仍約有七成是全職就業的母親。再者，父 親收入較高者，父母親職壓力較小；子女性別為女性、子女數多於一個、子女年級在 中年級以上的父母親，親職壓力較小；親職喜悅可以減少親職困擾，增加生活滿意度 與快樂程度，增加採用問題處理策略，做了多少親職勞務不會影響親職喜悅；親職困 擾會影響身心症狀與生活滿意與快樂程度，困擾愈高，身心症狀愈多，生活愈不滿意 與快樂，愈採用情緒取向、逃避取向策略。不過，這些研究基本上以子女在國小或學 齡前階段的父母為研究對象，參與研究的母親未必都是職業婦女，因此雖然有助於建 立對研究議題的先前理解，卻必須持保留態度繼續觀察。再者，當子女的年紀漸長，

隨著親子發展階段的差異，是否會產生不一樣的狀況而影響母職實踐，這是有待釐清 的問題。

另外，林惠雅（2000）的研究發現，在子女國小階段，夫妻都積極參與親職，呈 現同心協力狀況，親職的壓力最小。不過，父親親職參與多，似乎也未必對職業婦女 都是好，因為陳富美（2005）的研究發現：父親與母親的教養方式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父親較母親獨斷專權，較少採用民主關懷的教養方式。這時候，如果母親要支持先生，

可能會陷入教養自我衝突，如果要抵制，又可能形成親子結盟，不利於子女發展，使 得職業婦女陷入另一種趨避衝突。看來，先生如果能同心協力，增加親職參與，對職 業婦女而言是幫手，如果出現職業婦女不認同的教養方式，先生可能就變成綁手！

（二） 婆婆

關於婆婆與職業婦女子女照顧的關聯，利翠珊（2002）研究婆媳與母女之間的互 動矛盾時，訪談了 12 個在家庭中有女兒、媳婦、婆婆和／或母親等角色的女性 35 名。

結果發現：兒童教養在婆媳之間是一項十分容易引發不同觀點的因素，有時候是媳婦 管孩子太嚴，做婆婆的不忍心，有時候是媳婦崇尚民主教養，婆婆卻認為孩子不打不

結果發現：兒童教養在婆媳之間是一項十分容易引發不同觀點的因素，有時候是媳婦 管孩子太嚴，做婆婆的不忍心，有時候是媳婦崇尚民主教養，婆婆卻認為孩子不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