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間中尋路 (wayfinding)、搜尋、移動，從古到今對於所有可行動的生物來 說，幾乎都是求生的必要能力 (McNamara, et al., 2008)，而人類也不例外。在人類 的發展史上，尋路可說是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Montello, 2005)，不論遠古在野外的 採集漁獵生活，或現今的大都會生活，在空間環境中行動的能力，始終是維持人類 生存命脈的重要關鍵。本研究接下來將先討論尋路的定義，再說明尋路的認知和行 動過程，以及影響認知對應過程的因素。
一、 尋路行為的定義
人類在環境中自我定位 (orientation) 的相關理論首先出自心理學，隨後由地理 學家與都市計畫專家首創「尋路」(wayfinding) 這個概念還有相關的研究 (Istomin &
Dwyer, 2009)。然而，由於導覽 (navigation) 或尋路等相關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涉 及環境的複雜性與廣泛程度，導致許多衍生的概念，眾多的研究也經常採用不同的 術語。為了釐清尋路的意義，首先必須對相關的概念進行討論。
在區分尋路的任務時，有些學者是以尋路者對環境的熟悉度為區分標準。持此 種觀點的 Allen (1999) 指出，尋路是指身體移動的目標，位於個體的感官和運動系 統可直接接觸的範圍之外，因此人必須在環境中，以個體的屬性跟環境的屬性互動，
進行類似迴避障礙物等任務，進而到達目的地的行為。以此為基礎，則尋路任務可 根據對環境的熟悉度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要到達熟悉的目的地；第二類是要回到熟 悉的原點，但對環境不熟悉的探索式導覽；第三類是要到不熟悉的地點。針對上列 三種尋路任務，個體會採用六種不同的行動方式。第一種是不藉由任何輔助，純粹 靠個體本身搜集的資訊或感官能力，在環境中自我定位並找出目的地。第二種方式 是透過特別標示的路徑，讓個體依循路徑到達目的地。第三種方式是利用路徑上的 地標，讓個體參照地標判斷方向、距離、地點，引導個體逐步前往目的地。第四種
方式是針對熟悉的目的地，個體可能依照習慣移動身體，而鮮少受到環境屬性的影 響。第五種方式是個體可能根據收集到的感官資訊，整合獲得的路徑資訊，進而推 論最有效率的移動路徑，以到達熟悉的目的地。第六種方式是個體可能將特定環境 中所有地點的相關資訊整合為認知地圖，做為前往所有熟悉或不熟悉地點的參考依 據。
如上所示，Allen (1999) 提供的架構可協助分析尋路行為的差異，還有每種尋 路任務涉及的認知活動。不過，這種區分方式並不細膩，因為人的一次尋路任務中，
就可能包含多種不同的尋路認知處理方式 (Wiener, Büchner, & Hölscher, 2009)。例 如以熟悉的目的地為目標時，就可能依照原本就熟悉的路徑，因此採用第四種方式，
或是規劃新的路徑，而採用第六種方式，造成任務區分的類別無法產生區辨的作 用。
另一派的學者，則將尋路視為導覽的一部分。持這類主張的 Montello (2005) 認 為，人依照特定目標統整資訊，在環境中移動的行動，即是「導覽」，而其中包含 兩個基本元素，分別是身體移動 (locomotion) 及尋路。身體移動是個體在環境中，
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點，根據感官和運動系統所直接接觸的環境，調整自身後所做的 動作，因此必須處理類似判斷可站立的位置、需要迴避的障礙、控制方向等等工作。
相對於身體移動，尋路行為需要有目的地，而且多半是在個體的感官和運動系統可 直接接觸的範圍之外，是有目標、經過計畫，讓個體運用儲存在神經系統或外在人 造物 (artifact) 的記憶，進行規劃、決策，選擇要運用的地標、路徑，統整個體後，
在較大的環境中向遠方的目標有效率地移動的行為。大部分導覽活動的行為都包括 了身體移動和尋路兩個部分，只是涉及比例高低不同，只有在極端的例子中，像是 在餐桌上規劃旅遊路線，或是坐錯車的公車乘客，才會有完全只有尋路或完全只有 身體移動的情形。
根據上述說明，和 Allen (1999) 對尋路任務的區分方式相比，Montello (2005)
的分類方式可應用的範圍較廣，然而其中並沒有像 Allen (1999) 提出的各種尋路的 認知處理過程，因此實際在應用時，可能無法針對各種不同的尋路任務，清楚區分 相關的認知過程。
同樣將尋路視為導覽的一部分，並納入身體移動的元素，有其他學者對於認知 過程提出了較為深入的區分。McNamara、Sluzenski 和 Rump (2008) 將人類的導覽 活動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路徑整合、尋路以及方向引導 (steering)。路徑整合指 人僅依照身體移動時的速度、方向感覺的記憶進行導覽，而沒有從外在環境取得任 何在環境中定位的線索，而侷限於個體移動的路徑，例如在完全沒有視覺資訊的情 況下，在兩點間移動，人還是可以依照身體移動的速度和方向，指出原本出發的地 點 (Philbeck, Klatzky, Behrmann, Loomis, & Goodridge, 2001)，但無法知道自己和整 個環境的空間關係。第二種類型是尋路行為，是依靠外在或內在的持續性空間表徵 所進行的導覽活動，空間表徵一方面來自地圖或認知地圖，一方面來自針對位於空 間表徵中各個位置的物件，在環境中的實際觀察，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個體可以利用 空間表徵和在環境中觀察到的物件，推測無法觀察到的物件的位置。第三種導覽行 為則是方向引導，是指個體依照感知的物件位置，而不依靠外在或內在的空間表徵，
調整本身移動路徑的過程，就像 Montello (2005) 所說的身體移動，是路徑整合和 尋路過程中都需要的能力。
根據上述說明，可看出 McNamara、Sluzenski 和 Rump (2008) 對於尋路的定 義，除了較前述的其他學者廣泛，也與認知過程有較密切的關係。根據上述的定義，
McNamara、Sluzenski 和 Rump (2008) 所說的尋路行為並未設定具體的行動目標，
但卻是個體在有意識的觀察、記憶、推論下，和環境與空間表徵互動，而逐漸讓空 間知識更為完整的過程，不同於欠缺建構空間知識過程的路徑整合行為，也和 Montello (2005) 相同，將不涉及認知處理過程的身體移動區分開來。因此，本研究 認為此區分方式在認知過程的分析上較細膩，又能應用在虛擬環境或混合實境中，
尋路者未實際移動身體的情境，較適合做為本研究對尋路行為的定義。所以，本研 究就將尋路行為定義為：「人依靠內在或外在的持續性空間表徵，並觀察特定空間 環境中的物件，進而可了解空間環境的整體關係，並對無法觀察到的物件進行推論 的過程」，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是探究人依靠內在持續性空間表徵，以及觀察 特定空間環境中的物件，而建構空間環境整體關係並進行推論的過程，也就是認知 對應的過程，或者建構空間知識的過程。
二、 尋路行為的過程
根據前述的尋路行為定義，則可進一步討論進行尋路行為時的認知處理過程，
亦即認知對應 (cognitive mapping)。如第一節所述，認知對應著重建構和運用空間 資訊的所有過程 (Golledge, 2005; Golledge & Garling, 2002)，包含取得、構成與維 繫空間資訊和空間知識等認知處理，通常包含四個元素，分別是行動者、外在情境 或環境、由情境或環境提供給行動者的環境認知 (environmental cognition)，還有由 行動者提供給情境或環境的環境回應行為 (environmental response behavior)，因此 認知對應的過程中必然有內在的處理機制，而非刺激物或反應單方面促成的結果 (Chen & Stanney, 1999; Golledge, 1987)。認知對應的過程會將外在複雜環境的資訊 重新組織並賦予意義，因此不僅包含可觀察到的物理環境資訊，也包含許多社會與 文化的影響因素 (Golledge, 1987)。
對於認知對應在尋路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Chen 和 Stanney (1999) 提出的「尋 路行為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 of wayfinding)，可清楚呈現認知對應的過程、
受到的影響因素，以及在尋路行為中的功能，如下圖 2-2-1 所示。和本研究所定義 的尋路行為一樣，在尋路行為理論模型中，尋路者通常在尋路過程中的第一步，是 直接與要尋路的環境接觸，或透過認知地圖接收此環境的資訊，亦即認知對應和產 生資訊的過程。藉由接收到的空間資訊，尋路者建構出空間知識，因此構成認知地 圖，從而邁入進行決策的第二階段，讓尋路者利用認知地圖進行決策，最後在第三
階段中執行決策，實際在環境中移動。
圖 2-2-1：尋路行為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A theoretical model of wayfinding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Proposed strategies for navigational aiding,” by J. L. Chen & K. M. Stanney, 1999, Presence: Teleoperators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 8(6), 675.
在尋路過程中，有一些因素會影響認知地圖的建構，並因此影響尋路的表現， 成效。像是視覺化能力、空間定位能力、視覺記憶和場域依附性 (field-dependence)
認知對應過程：
等空間能力，都是區辨認知對應能力強弱的因素 (Thorndyke & Goldin, 1981)。而在 文字能力上，Vanetti 和 Allen (1988) 指出個人傾向運用於溝通路徑知識的方式，
會受到文字能力的影響，Shah 和 Miyake (1996) 也證明個人在處理空間和文字資 訊時，會運用不同的認知處理程序，因此在利用文字資訊建構空間知識時，如果文 字能力較差，可能較為辛苦。不過，Hegarty (2006) 等人的研究卻顯示在大型環境 中，文字能力高低並不能預測空間能力。因此，在個人能力對認知對應的影響上，
目前仍有一些爭議。
經驗方面，Chen 和 Stanney (1999) 主要強調過去在空間知識的取得和應用方 面的經驗。由於人對環境的適應力會隨著經驗增長，也會因為語言或文化習慣以不 同的方式理解空間 (Istomin & Dwyer, 2009; Levinson, 2003)，因此處理空間問題的 經驗會影響到認知對應的過程與效率，像是以往建構認知地圖的經驗多寡，或是對 特定類型環境配置的經驗多寡，都是類似的因素 (Chen & Stanney, 1999; Darken &
Sibert, 1996)。對於兒童認知地圖建構過程的研究，也顯示當人在環境中移動的需求
Sibert, 1996)。對於兒童認知地圖建構過程的研究，也顯示當人在環境中移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