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一章的假設驗證與統計資料，結合文獻的討論和說明，本研究總結共有 四項發現，分別是個人主觀偏好或經驗對地標選擇的影響、環境複雜性對不同尋路 策略傾向尋路者的影響、結構性隱喻對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的影響，還有描述性隱 喻呈現方式在象徵空間隱喻中的影響。以下即分別針對這幾點進行說明。
一、 個人主觀偏好或經驗對地標選擇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過去研究對地標的區分方式，在混合實境中，針對有文化意涵的大 型環境，選擇其中有特殊認知意義的地點，做為提供尋路者建構空間知識的地標，
證實了認知地標協助建構空間知識的可能性。不過，本研究驗證當地標符合的特性 類型越多時，對於此地標，尋路者就能建立更完整的空間知識，卻並不完全成立。
由此看來，在地標類型的判斷上，過去以視覺性、認知性和結構性特徵做為地標的 判斷基準 (Sorrows & Hirtle, 1999)，未必完全符合尋路者的決斷方式。就算在非認 知的視覺性、結構性特徵上，每個人對於地標的判斷依然有差異。本研究認為，這 些判斷差異主要應來自主觀偏好和過去經驗的影響。
以主觀偏好來說，對於尋路者在地標判斷上的影響，主要應表現在對認知地標 特性的判斷上。根據 Sorrows 和 Hirtle (1999) 原本對認知地標的定義，地標在意 義上的獨特性、在環境中具有非典型的特性，或有文化或歷史的重要性，都是構成 認知特性的重要因素。若是以 Gartner (2010) 的「情感地標」概念來看，則人觀察 外在事件時，會以外在的地標做為參考點，連結至內在相關的情感和認知，因此能 建立、維繫與取得相關的空間資訊；此外，地標對於人的情感意義，可能來自直接 經驗，也可能來自他人提供的語意記憶，或是社會的集體建構。由此看來，當地標
的認知特性純粹屬於文化、歷史面向，但與個人的內在情感和認知沒有連結時，就 不一定會成為尋路者認定的認知地標。
本研究以文化、歷史意義為實驗環境中地標的篩選標準，同時以對於文化、歷 史、古蹟的興趣，篩選適當的實驗參與者，並以實驗的任務情境，向實驗參與者強 調這些認知地標在認知價值上的重要性，卻發現某些地標就算具備多種地標特性，
依然難以受到實驗參與者的注意，原因可能在於實驗參與者和這些地標的認知特性，
並沒有產生情感上的連結。例如昆明社區活動中心，不僅是重要的藝文活動場所，
也是艋舺地區注重社會公益與教育的重要象徵，但對於外來的尋路者，就算可透過 研究者提供的間接語意資訊建立連結，可是缺乏實際的情感認同，還是難以成為有 效的認知地標。
另一方面，過去經驗對於地標選擇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則主要反映在結構地 標的選擇差異上。Ferguson 和 Hegarty (1994) 利用文字描述的方式，讓實驗參與 者建構空間知識，並以幾個具有視覺、結構顯著性的地標，做為描述空間時主要採 用的參考點，證實尋路者會以具備結構特性的地標，做為連結其他地標以建構空間 知識的參考點，但這些地標在名稱上可能已暗示了在結構上的重要性，或者在描述 空間資訊時，都是會首先提到的地點。由此看來，尋路者很可能根據過往的尋路經 驗，依照地標的名稱判斷地標在建構空間知識時，是否具備結構上的重要性。或者，
其他研究也證實，當尋路者對於地標較為熟悉，則這些地點也會成為建構空間知識 時主要的參考點 (Couclelis, et al., 1987; Gale, Golledge, Pellegrino, & Doherty, 1990)。
本研究在判斷地標的結構特性時，主要以是否位於路口為主要標準。位於路口 的地標一向是路徑觀點尋路過程中重要的參考點之一，不論要判斷是否應該轉彎，
或是做為確認目前路徑的地標，路口的地標都是實用的依據 (Alexandra & Katja, 2007; Lovelace, Hegarty, & Montello, 1999)。此外，這些地標也可能位於本研究的實
驗環境範圍邊界上，因此更具有參考價值，像是本研究中的「花菁鮮花店」位於實 驗環境範圍界線的西北角上，根據描述統計結果可知，除了認知特性，實驗參與者 也重視這個地標的結構特性。然而，僅具有認知特性的地標 (如德龍號、萬華綜合 市場)，卻可能比同時具備結構特性和其他特性的地標，更受到尋路者的重視，顯 示尋路者可能根據自身的經驗，非以道路配置的結構判斷應採用的地標，反而以自 己偏好或認為實用的組織方式，選擇環境中適用的地標。換言之，就算一個地點在 環境中具有結構的特性，尋路者依然可能依照自己的經驗選擇捨棄或運用這個地 標。
有學者認為尋路者對於地標的選擇，並非僅根據地標本身的屬性，也必須納入 尋路者本身的觀點、周遭環境的特性，以及尋路的目地。Caduff 和 Timpf (2008) 認 為地標的顯著性 (salience) 並非來自一個地點的既有空間屬性，而是在此一屬性、
周圍的環境和尋路者的認知與知覺觀察結果整合後，才建立的地標獨特性，因此尋 路者如何判斷一個地點是否適合做為地標，會同時受到本身感官、認知能力，還有 尋路的脈絡所影響，也就是尋路的目的和尋路的環境。因此，儘管一個地點具有結 構、視覺上的特性，如果尋路的目的和此地標的認知特徵不相符，尋路者可能會在 考量尋路目的後，捨棄這個地標而採用其他不具結構、視覺特性的地標。同樣地，
如同本研究的結果所示，當地標的認知特性和尋路目的十分符合，尋路者亦可能捨 棄其他在結構、視覺上較顯著的地標，而以認知顯著性為選擇參考點的主要基準。
綜上所述，則根據本研究結果，一個地點的認知特性，確實可協助建構空間知 識，驗證了 Sorrows 和 Hirtle (1999) 對於地標的判斷架構，不過當我們評估地標 的適用性時，不應侷限於視覺、認知和結構等地標內在的既有屬性，還必須將尋路 的脈絡、尋路者的認知和感官能力同時納入考量 (Caduff & Timpf, 2008)，才能更貼 近尋路者對於地標選擇的評判方式。
二、 環境複雜性對不同尋路策略傾向尋路者的影響
對於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環境的複雜性是否會阻礙個別 尋路策略傾向者運用偏好的空間資訊，對於最終空間知識建構的影響，應比他們在 知識建構過程中，究竟是採用哪種觀點的影響要大。儘管過去許多研究在探討尋路 策略傾向差異與空間知識建構表現時，都強調建構空間知識時採用觀點的重要性 (Hund, et al., 2008)，但本研究透過相關研究的整理，認為透過尋路策略傾向差異，
主要探討的應是偏好具象或抽象資訊的認知風格，也因此不同的尋路策略傾向者，
是否能在環境的限制下，有效運用偏好的空間資訊，就成為最終空間知識建構結果 的關鍵。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在混合實境中以路徑觀點尋路時，尋路策略傾向對於各類 空間知識的建構都沒有顯著的影響，不過方位策略傾向者在路徑知識和縱覽知識的 完整度的趨勢上，都較路徑策略傾向者為佳。若再將採用結構性隱喻的情況排除，
則方位策略傾向者在三種空間知識類型的完整度上，雖然和路徑策略傾向者的差異 未達到顯著水準，然而在趨勢上也一致優於路徑策略者的空間知識完整度。此一研 究結果和過去的研究相符，當尋路的環境是室內 3D 虛擬空間時，如果讓尋路者以 地圖建構空間知識，在無地標的情況下，後續不採用輔具尋路時，方位策略傾向者 的尋路表現會優於路徑策略傾向者，相反地在有地標的情況下，路徑策略傾向者的 尋路表現會優於方位策略傾向者 (Parush & Berman, 2004)。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 此研究運用的 3D 室內虛擬環境，會阻礙方位策略者觀察遠方的空間資訊，也較難 推測環境的配置，而地圖能提供方位策略傾向者慣用的空間資訊，所以無需以不慣 使用的地標資訊輔助空間知識建構，但也因此在有地標時，會因為還要額外處理地 標資訊受到干擾，反映出方位策略傾向者在地標知識上較不完整。
當尋路者對遠方空間資訊的觀察，和對環境配置的推論，會受到環境複雜性限 制時，過去針對尋路策略傾向差異的研究，即已發現會影響不同尋路者略傾向者的
尋路表現。Denis 等人 (1999) 以威尼斯做為實際尋路的實驗環境，指出威尼斯在 拓樸結構上十分複雜，街道狹窄、彎曲，而且很多街景都沒有可區別的特色，同時 因為結構的複雜性，甚至很多近在咫尺的地點，在沒有以正確的路徑走到地點正前 方之前，在稍遠的位置也難以看到，結果發現縱覽策略傾向者會受制於環境的複雜 度，無法取得慣用的縱覽空間資訊，必須依賴地標資訊尋路，而一旦地標資訊不足，
就會比地標策略傾向者的尋路表現差；相較之下，地標策略傾向者因為慣用地標資 訊，所以就算尋路文字指引不足，依然能利用環境中的地標，維持一致的尋路表現，
作者因此指出，尋路者的尋路表現，會受到個人的尋路策略傾向、環境特性以及尋 路文字指引特性三者交互作用的影響。
其他的室內環境尋路研究，同樣顯示當偏好全觀空間資訊者受到環境限制，無 法運用慣於使用的空間資訊時，就會影響空間知識的建構和尋路表現，但偏好路徑
其他的室內環境尋路研究，同樣顯示當偏好全觀空間資訊者受到環境限制，無 法運用慣於使用的空間資訊時，就會影響空間知識的建構和尋路表現，但偏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