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對集權政黨的抗拒
1920 年代是一個集體取代個人的時代，特別是 1925 年五卅慘案後，「個人」
終不得不讓位給「集團主義」。3由於中國人一向缺乏組織聚合能力，4在政治實 際的考量之下，主張建立一個籠罩每一個黨員的基層組織的列寧式政黨，便取代 了僅有高懸在上的上層機構和遍佈各方散漫黨員的西方議會政黨。5這時，中國 主要的三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都強調黨和國家利益至上，強調集團 主義、反對個人主義，6因此，吸收許多「邊緣知識份子」的加入。
列寧主義政黨的特性為：一在於對每個黨員個體的籠罩性；二在於它對每個 黨員個體的凝聚性；三在於它深入民間的滲透性。7以前兩點來看，強調的便是 黨組織的集權性，雖然與梁氏關係密切的張君勱已認識到「蓋今後造新黨之機，
1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78-180。
2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90-191。
3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頁 4-5。
4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頁 189。
5 王奇生，〈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頁 81。
6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 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113。
7 王奇生，〈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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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深通歐戰後嚴守紀律接近民眾之心理不可。」8然而這與梁氏的基本思想態度 是全然相反的。黃克武曾說到，由於對個人自由的強調，梁氏有一個類似於西方
「民間社會」的想法，強調政治參與，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他更以為以人民 集體的社會力量，應能促使政府讓步，並使之實施符合民意的政策，這一觀念更 與集權主義南轅北轍。9此外，從梁氏 1920 年代批評墨子思想中過度重視群體的 傾向，10也可見到梁氏根本上對集權、集體主義的反對，因為對他來說「集權與 中國民性最不相同」11。更重要的是，梁氏在〈非「唯」〉一文說道：「我以為人 生是最複雜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複雜矛盾的中間，換句話說，真理是不能用『唯』
字表現的，凡講『唯什麼』的都不是真理。」12梁氏反對任何一種的「唯」，也就 是任何「絕對的真理」，並不僅是針對「唯物主義」。13從〈非「唯」〉窺見梁氏在 思想自由的基礎上，對控制、禁錮與統一思想的反對，可想見梁氏對單一主義、
14領袖崇拜及組織嚴密的列寧式政黨(共產黨、改組後的國民黨)會抱持怎樣的態 度。
從梁氏與身邊友人的相處來看，我們可以以所謂「研究系」為中心，討論梁 氏主觀上無法走上集權政黨之路的原因。其實所謂研究系，在 1920 年以前，便 不是一個穩固的整體，早在袁世凱當權時，「研究系」的前身進步黨，便對梁氏 的出處分為肯定與否定兩派：湯化龍、劉崇佑、林長民等，向持「大家幹一幹」
之說者贊成梁氏出任官職，然而在此之外也有否定派。151918 年，第二屆國會選
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67。
9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181。
10 黃克武，〈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頁 77。
1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579。
12 梁啟超，〈非「唯」〉(1924)，《飲冰室文集》，14 冊，頁 82。
13 在〈非「唯」〉一文的解讀上，張朋園認為「唯」是指「唯物史觀」，但筆者認為，這裡指的
「唯」，應是廣泛反對「決定論」的態度，而不單是針對唯物史觀。詳參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 政治》，頁 178。
14 黃克武認為梁氏對知識的態度是：「沒有一個現成而完美的真理體系，可以作為改變社會的絕 對指南」，這也說明了梁氏無法接受單一主義的思想依據。詳參黃克武，〈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 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頁 87。
15 黃遠庸，〈記新內閣〉，《遠生遺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卷三，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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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時「研究系」的失敗除了財力因素外，正是因為以政黨的觀念來看「研究系」
模仿英美的形式，結構簡單而缺乏約束力量，是個非常鬆懈的組織，平時大家利 益相近，尚可維繫志同道合的外貌，一有外力誘惑，分崩離析在所難免。16
到了 1920 年代，「研究系」隨著梁氏失去政治舞台，這一群人之間也產生了 分裂的情況。1922 年，籍忠寅就向梁氏提及：「近日志先與崧生、伯英等有另組 政團之議，舊同人之分裂勢所難免」17，為此，蔣方震認為：「此間紛擾形勢，
大有似民元冬季。蓋此時正當團結內部之時，而內部偏要搗亂(以無外部壓迫故)，
亦形勢為之也。」18此外，張東蓀也聽到「伯英、志先有另謀組織之說」的風聲。
19 「崧生」為劉崇佑，在進步黨時期便贊同梁氏出任官職；20「志先」為藍公 武，其實藍氏早在 1915 年即對自己陣營中的溫和持中的態度感到焦慮。21另外
「伯英」則為蒲殿俊，蒲氏出身憲友會，更是其中的激進分子，22蒲氏為保路同 志會實際的會長，在川路風潮中使用光緒皇帝「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
諭旨的便是他。蒲氏擅長羣眾運動，或演講或痛哭，吸引羣眾目光，成功吸引人 群的目光，其善用輿論，煽動性又很高。23從藍氏與蒲氏二人偏向激進的態度可 見，這時「研究系」內部欲積極運動者已經爆出出走的危機。
除了激進派欲出走外，梁氏周圍的人在面對事情時往往也無法達成共識。
1921 年前後，進步黨另一領袖林長民積極的與胡適等北大派人物接觸，並遊說 組織團體，24然而，林氏之行動真如張朋園所說「梁啟超退隱津門，仰賴林長民 周旋於北京政學兩界」25嗎？
16 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12)，
頁 152-153。
1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17。
1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18。
1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18。
20 黃遠庸，〈記新內閣〉，頁 190。
21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頁 38。
22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 96。
23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 110-101。
24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合與排拒〉，頁 89。
25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合與排拒〉，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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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 1925 年 1 月 18 日的日記提到：「外間傳說湯婓予、林宗孟等將組織 大政黨。我今天問他們，他們說有此事，大概擬定名為中華聯邦黨。」26然而目 前沒有發現太直接梁氏有參與此事的證據，此外，梁氏之朋友對於林氏之行動本 來已感到不滿。如在 1925 年 5 月，段祺瑞聘林長民為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長，27 林氏也向段氏推薦梁氏。梁氏雖然稍有動搖幾乎鬆口答應，但隨後馬上清醒，決 定非拒絕不可，北京與上海的朋友也與梁氏的決定相同：
果然隔一天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齊反 對，責備我主意游移，跟著上海的百里、君勱、東蓀來電來函，也是一樣 看法，大家還大怪宗孟，說他不應該因為自己沒有辦法，出這些鬼主意，
來拖我下水。28
從此可見，林長民的行動是不被梁氏身旁友人的大多數所贊同。相反的，蔣百里 在南方有所動作時，林氏也認為「百里們」是在胡鬧，29足見林氏與其他人的不 和諧。梁氏同樣不贊成林氏的作為，對於外人總是說其「暗中主使」，更是感到 無奈。30此後，林氏參與郭松齡兵變，甚至死於亂軍之中，梁氏對此曾說道：「總 之，宗孟自己走的路太窄，成了老鼠入牛角，轉不過身來」31，得聞林氏死訊時，
又說道：
林叔叔這一年來的行動，時亦有些反常，向來很信我的話，不知何故，一 年來我屢次忠告，他都不採納。我真是一年到頭替他捏著一把汗，最後這 一著真是更出我意外。32
從此可見，一般被視為「研究系」的兩大領袖在理念上並不統一，彼此的行動也
26 胡適，《胡適日記(1923-1927)》，收於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第 30 冊，頁 191。
27 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書版社，2000)，下冊，頁 866。
2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65。
2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5。
3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5。
3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5。
3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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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一致。
除了行動較為激烈的藍公武、蒲殿俊及林長民與所謂的「研究系」成員格格 不入外，其他成員之間的意見也是難以和諧，最主要的分歧便在於梁氏之出處，
以及今後是否要參與政治活動的爭論。
當北伐軍越接近北京時，對共產黨恐懼以及對國民黨感到絕望的人們，便將 希望放在梁啟超身上，希望他能出面領導一個新的團體。對此梁氏說道：
我的朋友、門生對這問題也分兩派：張君勱、陳博生、胡石青等是極端贊 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極端反對的。他們雙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詳細列 舉。……其所以反對，專就我本人身上說，第一是身體支持不了這種勞苦，
第二是性格不宜於政黨活動。…… (丁在君們是主張我全不談政治，專做 我幾年來所做的工作，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33
若說「研究系」為一團體，那這個團體的成員對於其「領袖」的出處始終無法達 成共識，更別說達到蘇聯氏政黨所強調的「對每個黨員個體的凝聚性」目標了。
再從「對每個黨員個體的籠罩性」而言，梁氏一方面無法另一方面也並不想 控制身邊好友的行動。如前文提到林長民不滿蔣百里於南方的行動時，梁氏就說 道：「兒子長大了，老子也沒有法干涉他們的行動，何況門生和後輩？」34而當 1927 年 1 月，傳出「研究系奉梁啟超命，把持政權」的風聲時，梁氏更申冤道：
「研究系早不成爲名詞，所有分子大都自找前程、與梁某何與？」35同時，在給 孩子們的信中，梁氏又談到雖然不甚贊成丁文江與蔣百里在南方與孫傳芳的合作，
但：
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
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