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將梁啟超的最後十年視為「晚年」「學術」生涯，從中或許暗示 著梁氏由積極走向消極，由大眾回歸自我。然而以梁氏逝世而逆推 1920 年代為
「晚年」，實在與梁氏自我對身體的樂觀態度衝突。梁氏之死，絕非時人與梁氏 本人所預料，意外成分相當明顯。因此，由對身體的樂觀態度擴展基礎，我們可 以說梁氏在這十年間的人生態度是正向且積極的。
第三節、盡責兼政學；積極非晚年
既然「學者」並不是梁啟超在 1920 年代的全貌；「晚年」也不是對自身健康 樂觀的梁啟超所能想像的，因此我們得「回到梁啟超」以了解梁氏真正的人生態 度與規劃。由於 1920 年代被學者視為近代中國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其中梁氏
9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61。
9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69。
99 梁啟勛，〈病床日記〉(原刊於《大公報》，1929 年 1 月 21 日)，收於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 訂本》，頁 356；另可見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72。
100 梁思成等，〈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頁 358；另可參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 頁 773。
101 江父，〈憶梁任公先生〉(原刊於《香港工商日報》，1961 年 12 月 11 日)，《追憶梁啟超(增訂 本)》，頁 261。
102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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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相當的影響而有所波折，不可以鐵板一塊看待。
(一)歷史處境與生命處境
要討論梁氏在這十年左右的人生理想與態度，首先得考慮梁氏面對的是何種
「處境」？這裡的處境包含「生命處境」與「歷史處境」兩種意義，前者指的是 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情況，如生、老、病、死等；後者指的是國家社會所經歷的重 大變遷。103
梁氏所面臨的是變動相當快速的歷史處境。在 1919 至 1923 年，也就是張朋 園所謂的「協同動作」時期，雖然梁啟超自歐返抵滬後，隨即發表了對政治一概 絕緣的談話。104然而實際上，梁氏不但參與了五四運動、聯省自治與國民制憲運 動；身在一股相信教育為國家富強、社會改造與人類幸福根本的風氣，105以及為 了聯絡人才重新組黨，藉由講學培養人才作為日後新黨的幹部，106加上前文所揭 示的「廣義政治」理想，梁氏也積極的參與文化事業，並與江蘇省教育會、北洋 故舊等有著實際的聯繫。
張朋園認為梁氏仍充滿著政治抱負，並以文化事業與講學作為重回政治的
「手段」。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梁氏是「為趣味而學問」107也從著述中得到樂趣。
如在直皖戰爭期間，梁氏安心讀書著書感到相當暢快；108認為自己的著述生涯「其 樂無量」；109除了吃飯外未嘗離書桌一步，「偶欲治他事，輒為著書之念所奪」甚 至忘了要寫信給女兒！110而自認能夠獨處一年也不會悶，只要光做學問便已忙不 過來的梁啟超，111更不會不干寂寞，而從事政治或政論的工作以吸引眾人之注目。
103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聯經，1999.3 初版二刷)，頁 15。
104 〈梁任公抵滬後之譚話〉，《申報》1920 年 3 月 7 日，第 10 版。
105 劉惠璇，〈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教育獨立運動(1921-1927)〉，頁 21、37、171。
106 詳參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六章與第八章，以及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 運動──以 1924 年前後為中心》。
107 梁啟超，〈學問之趣味〉(1922)，《飲冰室文集》，14 冊，頁 16。
10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586。
10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587。
11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598。
11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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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可見，梁氏絕非僅把學問視作手段而是真心的樂在其中。
在 1923、1924 年間，梁啟超幾乎忘了當初打進「關中、河內」的重組政黨 宗旨。1121924 年末，喪妻之痛也使梁氏陷入短暫低潮情緒。113然而，1924 到 1926 間，中國南北武力權勢更迭相當激烈快速，114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反帝國 與反軍閥的思想大盛；115另一方面，直奉軍閥也在反赤的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
控制北京政權，確立了在中國中部和北部的統治；116知識份子則形成了反赤聯合。
117在這樣動盪的情況下，行動壓倒了言論，118政治議題再次逼著人們不得不作出 反應。119
動盪的情勢不但激起了梁氏的責任心，也逼著梁氏不得不做出回應，不僅與 顧維鈞、范源濂等人聯名發表對滬案的宣言，尚有相關的數篇議論文章。120在這 樣的處境下梁氏不再置身事外，正如給女兒的信說到：
思順信說「不能不管政治」，近來我們也很有這種感覺。……現在我們除 了最親密的朋友外，多數穩健份子也都拿這些話責備我，看來早晚是不能 袖手的。現在打起精神做些預備功夫，(這幾年來拋空了許久，有點吃虧。) 等著時局變遷再說罷。121
112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58。
11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57。
114 羅志田，〈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頁 203。
115 以小說創作而言，左派小說家在五卅後更為活躍，可見五卅慘案對於當時人的震撼與影響。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增訂版)》(台北：東華書局，2008 年增訂九版)，頁 253。
116 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下冊，頁 975。
117 1926 年 4 月初，章太炎與一些仕紳在上海組成反赤救國大聯合，任三理事之一。郭廷以，《中 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全文資料庫：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查閱時間：2012.11.5)。
118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頁 7。
119 如 1924 年 1 月後不談時政的楊蔭杭，卻在 1925 年 9 月後又在《時報》略談政治；而胡適自 1922 年《努力周報》創刊後開始「大談政治」；1926 年 11 月，也開始在英美兩國談政治。詳參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 期(1985)，頁 291-293；
羅志田，〈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收於氏著，《亂 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 143 註 3；羅志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 轉變〉，頁 235
12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68。
12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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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軍事、政治問題報告、商榷者絡繹不絕的到來，梁氏雖為此與預備講義兩不 相融感到痛苦，但仍希望能「努力兼顧，看看如何，若能兩不相妨，以後倒可以 開出一種新生活。」122此外，梁氏也自認興起的政治興味並不妨害到自己的著述 事業。123
1927 年南北情勢更為動盪，北伐軍節節勝利，梁氏更加成為眾人亟欲鼓動 聯絡的對象。如南方的智識階層、124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的一部分，以及所 謂「實業界」都希望梁啟超能夠出頭。125雖然梁氏還不認為現在是出面打起旗幟 的時機，但他同樣承認「今日若還不理會政治，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 良心。」因此只能暗地裡預備。126同年冬天，梁氏便在天津與徐勤及伍憲子談恢 復舊日的憲政黨，127並打算發表政治上全部的具體主張。128梁氏雖然討厭政黨生 活，129但到了 1927 年十月，給孩子們的信中再次提到決心要進行「黨前運動」
統一反國民黨的團體：
雖沒有直接做政治活動，但時勢逼人，早晚免不了在替國家出一場大汗。
現在的形勢，我們起他一個名字，叫做「黨前運動」──許多非國民黨的 團體要求擁戴領袖作大結合，(大概除了我，沒有人能統一他們)我認為時 機未到，不能答應，但也不能聽他們散漫無紀。現在辦法，擬設一個虛總 部(祕密的)──不直接活動而專任各團體之聯絡──大抵為團體(公開的)，
如美之各聯邦，虛總部則如初期之費城政府，作極稀鬆的結合，將來各團 體事業發展後，隨時增加其結合之程度。130
12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0。
12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78。
124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1。
12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8。
12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9。
127 伍憲子，《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出版年不詳)，頁 113-114。
12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1。
12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8。
13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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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到了這時，在眾人不斷的請求與時勢的轉變下，梁氏炙熱的責任心不再容許 他袖手旁觀。此外，組黨的構想更不僅是紙上談兵，伍憲子便曾實際到上海負責 接洽與籌款，131直到 1928 年 6 月，梁氏才因為天津政局極度混亂，事無可為的 情況下回到對政治活動保守的態度。132
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 1920 年後半時期，雖然為政治情勢而被眾人包圍，
且開始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活動。但對於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133以及學校課 業等皆沒有荒廢，134由此呼應了梁氏欲調和二者的理想。
至於在 1924 年至 1927 年間梁氏接連收到親朋好友死訊，則可從中窺得梁氏 所處的「生命處境」。1924 年 4 月夏曾佑過世；135梁妻於 1924 年 9 月病危去世；
136林長民於 1925 年死於亂軍之中；1371926 年接連收到曾習經與陳三立的病危通 知；138康有為與范源濂於 1927 年病逝；139王國維也於同年自沉於昆明湖；140加 上自己身體狀況起起伏伏，為此梁氏曾相當感嘆：「十年以來，親友們死亡疾病 的消息，常常絡繹不絕……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141面對著生、老、病、死，
一定也讓梁氏思索著「生命」。然而，正如其家書所談到：「你們都知道我是感情 最強烈的人，但經過若干時候之後，總能拿出理性來鎮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 牽動，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業。」142因此有別於譚嗣同表現出對生命感到 厭倦的「蒼然之感」，143梁氏卻是如對其健康狀況一般，欲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 完成人生的意義。
13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46-747。
13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61。
13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41、760。
134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9-731。
13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52
13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55。
13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7。
13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03。
13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3、752。
14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8。
14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03。
14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8。
14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