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廣義的、多數人的「政治」為梁氏此後追求的目標及其行為的中心思想，
那麼我們就得繼續追問，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為何？梁氏批評了當時的法治、賢 人(菁英)政治與「羣眾政治」三種選項，而主張以儒家禮治主義來達到全民政治 的目標。
從梁氏對於法家的評論，我們可以了解梁氏對於法治的態度。先秦法家蓋有 法、術、勢三家，梁氏認為首要先區分「術治」、「勢治」與「法治」之區別：
「法」與「術」在當時蓋為相反之兩名詞，……然則術治主義者，其作用 全在秘密，與「編著諸圖籍布之於百姓」之公開而劃一的「法，」其性質 極不相融。……申子一派，殆如歐洲中世米奇維里輩，主張用陰謀以為操 縱，戰國時縱橫家所最樂道，亦時主所最樂聞也，而其說實為法家正面之 敵。43
「術治」正是梁氏此時亟欲拋棄的秘密、陰謀、操縱的「狹義政治」，至於「勢 治」，梁氏則認為「蓋勢治者正專制行為；而法治者則專制之反面也。」44因此，
真正的法治是：
故法家根本精神，在認法律為絕對的神聖。不許政府動軼法律範圍以 外，……就此點論，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且用 種種手段以求法律智識普及於一般人民，真可謂能正其本，能貫徹主義之
41 梁啟超，〈政治運動之意義與價值〉(1921)，《飲冰室文集》，13 冊，頁 13。
42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01。
43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60。
4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61。
28
精神也已。45
由此可見，梁氏對於「法治」其實並不完全的批評，也能認識到法治的好處，
如他說道：「法治主義在古代政治學說裏頭，算是最有組織的，最有特色的，而 且較為合理的。」46此外，「法家所倡道者，實於好作聰明之君主最不便。」47也 能限制君權；更可貴的是「法治則中才可守，能使『頑囂聾瞽與察慧聰智者同其 治』所以可貴。48但雖如此，梁氏話鋒一轉「我們雖崇拜法治主義，卻要知他短 處」49 開始檢討法治的缺點。
首先，法治尊尚客觀的「無知之物」也就是「法」，以其應用於政治便是捨 人取法，便是一種「物治主義」的精神。50法治者以純客觀地標準判斷事物，為 了要辨識就必須先「舉人類同鑄一型。夫欲同鑄焉，固非先有型不可，則『所若 而然』之『法，』其最必要矣。」51在此目標與手段之下，法家之教育便是：
教人做彼宗理想中之國民。譬之如貨主欲得某種貨物，繪成圖樣，向工廠 定造，場主則鑄定一型，將原料納入之，務使產品齊一，「中效則是，不 中效則非。」(墨子小取篇文)換言之，則不管個人個性如何，務同冶之於 國家所欲得之定型。52
如此，法家之最終成就，便不能讓梁氏滿意，他說道：
蓋法治最高成績，不外「齊一其民，」不外「壹同天下之義，」其結果則 如陶之治埴，千器萬器，同肖一型。箇人之箇性，為國家吞滅淨盡。如謂 國家為死物也，則更何說。……法家言最大之流毒，實在此一點。
總而言中，法治主義通有的短處之一，便是「總不免機械觀，萬事都像一個模型
45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71-172。
46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55。
47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61。
48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63。
49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55。
50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33。
51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58。
52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87-188。
29
裏定製出來，妨害個性發展。」53這是始終強調人之「個性」的梁氏所絕對不能 接受的。
狹義的法，須以成文公布，並以國家制裁力盾乎其後，54然而在此之下，由 誰立法、由誰監督法之執行等問題就成了法家的第二項缺點。
梁氏認為先秦法家最大的缺失便是在於「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
然問法何自出，誰實制之？則乃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與廢，不過一事實 中之兩面，立法權在何人，則廢法權即在其人，此理論上當然之結果 也。……欲法治主義言之成理，最少亦須有如現代所謂立憲政體者以盾其 後，而惜乎彼宗之未計及此也。55
在沒有監督機關存在之下，「君主可以自由廢法而不肯廢法，則其人必堯舜也。
夫待堯舜而法乃存，則仍是人治非法治也。」56法之主動權掌握在上位者，正如 同今日之政治情況，梁氏說道：
法家之論治也，頗有似今日軍閥官僚反對民治主義者之所云。今語軍閥以 民治，彼輩輒曰：「國民程度不足」……要而論之，彼宗以治者與被治者 為畫然不同類之兩階級：謂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殊 不知良政治之實現，乃在全人類各個人格之交感共動互發而駢進。故治者 同時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時即治者。……使吾儕方以尺量布，而其布忽能 自伸自縮，則吾尺將無所施，夫人正猶是也。57
除了立法、廢法之權外，今日軍閥又以人民程度不足為口實，人民始終沒有自己 參與政治的一天，只能永遠被劃為「被治者」，「民治」始終不能落實。
至於法家的第三項缺點，則是根植於梁氏對於「思想」在歷史上之重要性的 信仰。梁氏認為：
53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56。
5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56。
55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73。
56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73-174。
57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76。
30
蓋現代社會，本由多是遺傳共業所構成，此種共業之集積完成，半緣制度，
半緣思想。而思想又為制度之源泉。……非民眾積極的要求或消極的承諾 之政治，則不能一日存在。近二十年來，我國人汲汲於移植歐洲政治制度，
一制度不效，又顧而之他，若立憲、若共和、若聯邦、若蘇維埃……凡人 所曾行者，幾欲一一取而試驗之，然而名實相繆，治絲愈棼，蓋制度不植 基於國民意識之上，譬猶掇鄰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榦，其不能榮育宜 也。……58
因此法治只能使人民「免而無恥」，59憑空的移植制度，並不能落實在國民意識 的根基之上。梁氏再以現實政治舉例而言：
有約法之中華民國，其政象何如。藉曰約法不良，則試揣度制定最良之憲 法後，其政象又何如？政治習慣不養成，政治道德不確立，雖有冠冕世界 之良憲法，猶廢紙也。60
可見，在梁氏要求每個國民都有參政的資格與責任的「廣義政治」下，法治並不 能真正達到這樣的目標。
由梁氏評點法治的優缺點後，我們接著從梁氏對於墨家的評論來看梁氏對於 賢人政治，也就是菁英政治的態度。
梁氏對賢人政治的批評，首先也是與法治之使人民失去個性這點雷同。在梁 氏看來，墨家不能令其滿意，因為：
彼蓋主張絕對的干涉政治，非惟不許人民行動言論之自由，乃並其意念之 自由而干涉之。夫至人人皆以上之所是非為是非，則人類之箇性，雖有存 焉者寡矣！61
58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6-7。
59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56。
60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78。
61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49。
31
由於墨家對於天子有絕對的信任，因此墨家之結果只能流於專制。62由此轉出梁 氏對於賢人政治的第二項批評──賢人如何可得？梁氏明白說道：
墨家以國君即一國之仁人，鄉長即一鄉之仁人，里長即一里之仁人為前提，
則里人效法里長，乃至國人效法國君，誠為最宜。問何以能得一國之仁人 為國君？乃至得一里之仁人為里長？……則其主張選舉甚明。然由誰選耶？
以何法選耶？惜墨子未有以語吾儕。63
梁氏這項詰問，已經碰觸到賢人政治最根本的核心。由於賢人政治主張的前提，
便是要由有德之賢人來主持國政，但梁氏認為墨家的主張並沒有任何方法能夠保 證選舉出來的人是靠得住的「天下賢良聖知辯慧」。64此外，即使在位者真為賢 人，但梁氏舉出法家對賢人政治的攻擊說道：「(法家)以為『人存政舉，人亡政 息』決不是長治久安之計，其言可謂博深切明。」此外，「希望賢人政治者，不 遇賢人，政權便落不肖者之手，天下事去矣。」65最後，梁氏總評道：「平心論 之，人治主義不能說他根本不對，只可惜他們理想的賢人靠不住能出現。」66實 在是相當公允的評論。
在梁氏看來，法治與賢人政治，均無法使全民真正的參與政治，落實民治。
民國之亂象，其實便是因為「中華民國不過由少數所謂偉人者『代人民革命』所 產生之結果。結果大多數人民不惟對於民國之建立沒有迫切之需求，簡直就不知 民國是何意義。」67然而即使如此，梁氏雖主張全民政治，但也不贊同走向「羣 眾政治」或是「革命外交」68的路子。對於多數人的不理性，梁氏其實有相當的
62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49。
63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50-151。
64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36。
65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 162-163。
66 梁啟超，〈附錄：先秦政治思想〉，頁 239。
67 梁啟超，〈如何纔能完成「國慶」的意義〉(1925)，《飲冰室文集》，15 冊，頁 50-51。
68 「革命外交」是指「想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換言之，
就是要在不完全顧及過去的條約、協定、慣例與既成事實的前提下，在必要時運用大膽而強烈的 手段，在革命精神與羣眾運動的強力支持下，在威迫性或半威迫性的情況下，以達成中國外交談 判的目的」。詳參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3)，頁 6。
32
警覺，梁氏說道：
然謂多數所贊成者必與國利民福相應，則按諸理論與徵諸史蹟，而皆有以 明其不然也。欒書之言謂兩善相均則從眾，果能如此，真可以現出理想的 好政治，獨惜言之易而行之難耳。69
梁氏認為對於大眾輿論必須抱持著謹慎的態度，不能一昧盲從：
民眾意識及輿論，不必其合理於理性也。雖然，在某期間內某種羣眾中，
民眾意識及輿論，不必其合理於理性也。雖然，在某期間內某種羣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