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155-187。
22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於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
台灣學生書局，1985.4 臺再版)，頁 177-197。然筆者認為，這種忽視中國通儒傳統的觀點，不僅 將傳統汙名化，也不自覺地受到西方現代化標準影響。學術與政治間「應不應該」分清楚純屬見 版社，2006)，頁 61-145，特別是頁 80-8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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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便將第三編 1912-1929 年視為從政治到學術的過程，李氏認 為尤其是最後十年，梁啟超的活動集中於大學與知識界，雖然很大程度上失去年 輕的熱情，但學術成果驚人。25狹間直樹稱此時梁氏：「退出政界，奮筆耕耘，勤 研教育，可稱為『文化活動時期』。」26劉紀曜認為梁氏所謂的「晚年」：「自民國 九年春，經過一整年的歐遊之後回到國內，梁啟超過的是講學與著述的生涯。」
27李喜所更是直言：「梁啟超的一生明顯分為政治和學術兩個層面。」28並明白指 出 1919 到 1929 年，四十六歲至五十六歲為梁氏之「晚年」。29從此可見，研究者 往往以「學者」的身分對 1920 年代的梁啟超進行闡釋。這當中當然有一定的事 實基礎，如梁氏自北洋官場下野後不再任有官職；且這十年內，梁氏發表了諸多 身為學術人的代表作，同時政治上並無作為。正如張朋園所言：「(梁氏)言思想，
則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為重要；民國的部分，以學術方面為重要。」30無 怪乎梁氏晚年會得到「學者」的評價，且研究也多為學術思想的考察。
然而，張朋園在為梁啟超的一生分期時，特別注意到在 1920 年代，梁氏還 可再細分為「(1)捨政治而獻身文化學術：包括青年之指導及學術之提倡；(2)治 學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論活動」31兩段，可說是張氏的洞見。夏曉虹雖以 學術與政治為梁氏人生兩階段，但也進一步從「學者論政」的角度認識此時的梁 氏。32另外，在張氏的前導之下，蔣廣學也注意到，梁啟超晚年重新執教，並非
25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pp.190-191.
26 狹間直樹編，〈日文版序〉，《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頁 4。
27 劉氏認為，民國十二年以後的五、六年為梁氏的晚年。劉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頁 272-273。
28 李喜所，〈前言〉，收於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頁 1。
29 李喜所，〈剖析梁啟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歐遊心影錄》為中心〉，收於李喜所編，《梁啟 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頁 201。
30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長春：吉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1964 年初版，頁 4。
31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 5。
32 夏氏雖然也以 1917 年辭去財政總長作為梁氏政界與學界兩段生涯，但注意到梁氏在〈外交歟？
內政歟？〉(1921 年)一文中，表達出在當時同樣存有政治興味的複雜情況。詳參氏著，〈作為政 治家的梁啟超──「梁啟超」研究導論之一〉；以及〈結緣梁啟超(代序)〉，收於氏著，《閱讀梁 啟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14；〈著論求為百世師──說梁啟超的善 變〉，收於氏著，《閱讀梁啟超》，頁 15-22 等文章。另外，夏氏的觀點也影響到與〈作為政治家 的梁啟超──「梁啟超」研究導論之一〉一文同時發表於《雲夢月刊》的黃湘金，〈梁啟超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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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政治，而是視教育為「推動中國政治進化之必由之路」。33以上諸學者的發現 可謂是體認到梁氏在政學之間的複雜交錯。
將梁氏的人生以政治與學術切割為兩個階段的預設下，影響了這段研究的展 開，以下筆者將這段時期(1920-1929)的研究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在 1920 年代的 思想光譜的脈絡下，以新文化運動為座標考察梁氏與新青年一派在思想上的關係。
另一類則以民國史上的大問題為架構，檢視梁啟超在其中的實際活動與貢獻。
(一)思想譜系
1980 年代以前，在激進與保守的思想框架中兩岸皆以革命為正統，保守與 改良的梁啟超於是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歸類於文化保守一派。34直到 80 年 代以後激進與保守的框架遭受質疑，梁氏晚年的文化主張才開始引起學者關注。
如夏曉虹、李大華、高立克、艾愷、鄭師渠與蔣廣學等人，開始從思想層面研究 梁啟超，且多給予諸如民族主義者、世界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東方文化派、自 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等抽象指稱。35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方佔據了 1920 年代思想話語權，所以即使已經跳脫過去 的評價方式，卻仍然表現出其二元的分類方法：以新文化運動為座標──梁啟超 要嘛是五四新文化的同路人，否則就是相對的一方，但肯定梁氏對中國現代化的 正面貢獻則為當代學者的共識。
將梁啟超視作五四新文化對立面者，較早如胡繩武與金沖及認為：「梁啟超 不是五四新文化統一戰線內部的一員……他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敵人」36；另 外還有鄭大華「東方文化派」的歸類，鄭氏所謂東方文化派是指反西化，提倡東
報事件》〉，29 卷 5 期(2008.9)，頁 31-35；彭春凌，〈《歷史研究法》與 1920 年代的梁啟超〉，頁 18-24 等。
33 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終結》，頁 371-372。
34 賈旭東，〈範式的轉移與意義邊界的開放──梁啟超五四前後文化思想研究 80 年〉，頁 116-117。
35 賈旭東，〈範式的轉移與意義邊界的開放──梁啟超五四前後文化思想研究 80 年〉，頁 117-118。
36 胡繩武、金沖及，〈關於梁啟超的評價問題〉，《學術月刊》，38 期(1960.2)，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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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主張東西調和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代表人物有梁啟超、杜亞泉、錢智修、
以及東南大學的學衡派、章士釗等。37鄭氏認為，雖然東方文化派與新文化派相 比是落後與錯誤的，但他們又有別於頑固守舊勢力，不能一概視為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反對者而全盤否定。38
所謂「東方文化派」，大致是延續著 1920 年代新青年一派陳獨秀與瞿秋白的 用詞，其適用性已有學者提出反省。39誠然，鄭氏發現到東方派不能單純打成新 文化派的敵人，也認識到兩方的異中有同，但其以新文化派為座標的定位方式，
仍將兩派放在相對的位置。這樣的預設也容易忽略所謂「東方文化派」內部的同 中有異。40
80 年代後，自大陸方面首先正面評價梁啟超的李澤厚開始，41就有將梁氏視 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同路人的研究取向。如崔志海認為梁氏緊跟著時代的潮流，並 非過時的人物；42元青認為梁啟超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並且是重要 成員之一；43董德福則將梁啟超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辯護者而非敵對者，此外，梁 氏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與反思者。44耿雲志則從《歐遊心影錄》出發，
認為梁氏在思想文化領域，其態度大致上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一致，因此過去將 其劃入保守主義陣營是誤解的。45
37 鄭大華，〈論「東方文化派」〉，《社會科學戰線》，4 期(1993)，頁 116。
38 鄭大華，〈論「東方文化派」〉，頁 126。
39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3)，頁 79、109。特別是本書第四章，作者討論了所謂東方文化派中，梁啟超與梁漱溟、張 君勱間的互相批評與不認同。頁 108-129。
40 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學衡》其實也對梁啟超提出不少批評；錢穆也發現到，學衡派與梁氏 是有些微不同的，因此不宜將兩者簡單視為一「東方文化派」。詳參錢穆，《國學概論》(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臺八版 )，1920 年初版，頁 171。
41 賈旭東，〈範式的轉移與意義邊界的開放──梁啟超五四前後文化思想研究 80 年〉，頁 117。
42 崔志海，〈梁啟超與五四運動〉，《近代史研究》，1 期(1997)，頁 202。
43 元青，〈梁啟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收於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頁 251。
44 董德福，〈梁啟超與五四運動關係探源〉，《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8 卷 6 期(2006.11)，
頁 30、34。另外，氏著《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吉林：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4)也持相同的觀點。
45 耿雲志，〈五四以後梁啟超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以重新解讀《歐遊心影錄》為中心〉， 收於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頁 27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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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或同道，這樣的研究取向皆忽略了梁氏思想的多變 性與獨特性，近年來在思想譜系上已可見學界有逐漸正視梁啟超實際地位的趨向，
46梁氏不再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依傍，而以其自身為中心。
黃克武〈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延續其以 1902 年為 中心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中的觀點，以梁氏 1902 年及 1920 年代兩段墨子學研究說明梁氏獨特且深入的思想系統，並提出若干梁 氏一以貫之的思想特點，可謂一改前人認為梁氏思想膚淺、駁雜的看法，重視作 為主體的梁啟超的思想價值與特色。47蔣廣學認為梁氏的思想為一複雜多元，甚 至對立的結構，在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領域分別有不同面向。48李茂民《在激 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則嘗試跳出二元，挖掘梁啟超被 掩沒在激進與保守對立之間的聲音。李氏認為，梁啟超既不同於激進主義，也不 同於保守主義，而應該將其與兩者比較，49並實際從對中國傳統的詮釋，以及對 科學與民主的態度上，證明梁氏不同於新文化派也不同於保守派，有一套獨特的 文化建設主張，50給予梁氏思想上「第三勢力」的位置。此外，江湄同樣以獨特 的「新文化方案」來理解此時梁氏的儒學研究，並注意到梁氏學術研究與經世理 想間的聯繫。51
以上發展均見學者逐漸正視梁氏自成一路的思想體系，至於進一步說明梁氏 與新儒家之間的承繼，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試圖建立梁氏與新儒家之間的直線承繼 關係，以說明梁氏二元以外開創地位的策略。如李喜所將梁氏的社會改造方案，
視為社會主義派與自由主義派之外的第三種主張，為新儒家的出現拉開序幕；52董
視為社會主義派與自由主義派之外的第三種主張，為新儒家的出現拉開序幕；52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