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觀上對集權政黨形式的抗拒，梁氏對共產黨的態度甚至是「恐懼」的。
其實自從 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時，梁氏就對「羣眾」與共產黨的關係感到警覺。
對於五卅慘案，梁氏一方面要求市民保持穩健有秩序的態度，以和平的手段來解 決問題；55另一方面，梁氏私底下也認為這次事件是共產黨的預定計畫，56對於 這樣的情形，梁氏說道：
國內危機四伏，大戰恐又在目前……共產黨橫行，廣東不必說了，(廣東 完全變了外蒙古，鮑羅廷即惟一之產權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
只是共產黨脅迫。其手段在闖入工廠，打毀機器，或把燒火人捉去。現在 到處發現工人和共產黨人鬧事(因不願罷工而打)，實是珍聞。57
可見梁氏將五卅慘案定調為共產黨煽動工人的暴力行為。
北伐時期，一個半真實半迷思的黨軍「新」形象在北洋統治的城市地區形成，
52 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171。
5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7。
54 周傳儒，〈回憶梁啟超先生〉(原刊於《廣東文史資料》，第 38 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6)，
收於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 312-313。
5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68。
5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75。
5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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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民黨日後勝利的重要伏筆。南方黨軍藉此吸納了北方有新思想的知識份子 與邊緣知識份子，加上北洋政府殺害文人，知識份子與邊緣知識份子紛紛投南。
58正當一般人大多看好南方黨軍的新氣象時；梁氏反而對南方的激進化與赤化更 加警戒。如梁氏身邊的蔣百里、丁文江與張君勱等都參與孫傳芳軍，梁氏也擔心 萬一孫氏戰敗，黃河以南便全是赤俄的勢力。59而梁氏之所以較為傾向孫氏，便 是因為孫傳芳曾主張「此役非南北之爭，乃非過激派防制過激派，乃中國人抵禦 非中國人」所致。60
隨後，從梁氏對兒子勸戒可以發現，當眾人對南方黨軍賦予厚望的同時，梁 氏對中國當前的政治情勢是抱持著相當悲觀的態度。1927 年 1 月，梁氏向梁思 永說到：
思永來信所講的政治談，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 青年呢？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 家做了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 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 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 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 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 商民更不用說了。從前在廣東出發的軍隊，紀律的確不壞(也因為有錢)，
現在收編爛軍隊，日日增加，紀律已大不如前。軍隊既增，欠餉之弊一如 北方，江西、福建騷擾與北軍無異(兩湖有唐生智的較好)，將來真不知何 法收拾。所謂人心云者，從前厭惡北軍已極，故不期而然地都歡迎黨軍，
恐怕這種心理不久將起大反動。換一個方面看，北方有力的軍閥並沒有一 毫覺悟(原不能指望他們有覺悟)，他們的舉動只有增加民眾的厭惡和反動。
58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頁 203-204。
5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04。
60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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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可見，梁氏認為黨軍鼓動工潮造成社會動亂，因此也不能將希望寄託於此輩。
此外，共產黨受到第三國際的訓練，其勢力更加無敵於天下，梁氏觀察到：
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河南、山東人民簡直是活不成，
湖南、江西人民也簡直活不成，在兩種勢力夾攻之下，全國真成活地獄了。
不惟唐生智頭痛，連蔣介石們也頭痛，總而言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
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 組織」。誰知陳銘樞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 話，……李濟深在廣東想自己練些非共產的軍隊(四師)，到底被他們破壞 練不成功，蔣、唐他們自己安慰道：「好在軍隊不在他們手裡」，不錯，現 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 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 公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 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看著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將來我們受 苦日子多著哩，現在算什麼？我們只有磨練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 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62
對梁氏而言，南方的勝利並不代表著光明的未來；共產黨的壯大反而意味著日後 苦日子的到來，因此，梁氏仍勉勵要積極磨練，預備應付北伐後的政治情勢。
對於多數人投向南方，梁氏如此說道：「北京的智識階級，從教授到學生，
紛紛南下者，幾個月以前不知若千百千人；但他們大多數都極狼狽，極失望而歸 了。」63在南方黨軍逐漸赤化之下，梁氏也不期望北洋政府能夠擔負起抵抗赤化 的任務，如其說到：
時局變遷極可憂，北洋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
6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6。
6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9。
6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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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 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舖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 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而正當的工人也全 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 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 輩一拚耳。64
北洋政府覆滅已在眼前，但更令梁氏擔心的仍是一黨專政與中產階級不能自立，
此外，梁氏又認為國民黨人無法脫離蘇俄的羈絆，在此之下：
國民黨已成過去名詞，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所有地痞流氓一 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之中等階級(中 國本無資產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
前途真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幹，非惟對不起國家，
抑亦自己更無立足地了。65
北伐軍進入北京前，梁氏便對其不抱好感，等到 1928 年 6 月北伐軍進入北京後，
梁氏又說道：
京津間氣象極不佳，四五十萬黨軍屯聚畿輔，(北京城圈內也有十萬兵，
這是向來所無的現象。)所謂新政府者，不名一錢，不知他們何以善其後。
黨人只有紛紛搶機關、搶飯碗(京津間每個機關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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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當北伐軍進入北京城時，梁氏並沒有改變當初的負評。
從以上對南北局勢的觀察可以發現，梁氏一而再再而三的談到南方黨軍並不 如眾人所期待的那麼光明，國民黨無法抵抗赤化，而共產黨又造成社會的動盪，
以致中產階級無法自立，因此日後中國的政治並不樂觀。從中，正透露出梁氏對
64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4。
6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17。
6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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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的恐懼。
以利益面來說，共產黨的壯大確實是損及梁氏的利益，如其投資的中原公司 便被共產黨「共了去」，67此外，張君勱在上海創辦的政治大學也因為國民黨中 央認為他是進步黨而被接收。68前文已揭示了梁氏並不認為北伐軍會是解救中國 的救星，反倒是擔心起共產黨以及赤化所造成的混亂，隨著北伐軍的接近，一向 樂觀的梁氏自然也會擔心起自身的安危。
從經濟角度而言，梁氏便認為因為窮人太多，日後北京必定會重蹈兩湖的覆 轍，金融界破裂更是免不了的事，那一天到來全國中產階級都得餓死。69在國民 破產的可能下，梁氏煩惱「連我這樣大年紀也要餓飯」70。經濟狀況如此優渥的 梁氏，自然會害怕共產黨勝利後的清算，如其在「寧漢分裂」時的評論說到：
南京事件真相如何，連我也未十分明白……蔣介石輩非共產黨，現已十分 證明，然而他們壓制共黨之能力何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現在 上海正在兩派肉搏混鬥中，形勢異常慘淡，若共黨派勝利，全國人真不知 死所了。71
梁氏認為共產黨的勝利，等同於全國人民的「不知死所」，從中可見梁氏對赤化 的恐懼。
另一方面，據聞梁氏寓所曾收過內含一枚子彈的恐嚇信；72加上兩湖學者葉 德輝與王葆心被殺，更是造成梁氏的恐慌，73梁氏便說道：
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 便飯。……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
6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90。
68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1978)，頁 157。
6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3。
7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5。
7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3-724。
72 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 4 冊，頁 1773-1774。
7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8。雖然王葆心被殺實為誤傳，參吳天任，《民國 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 4 冊，頁 1780。但卻同樣的對梁氏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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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共產黨主動……74
葉德輝被殺75使得梁氏擔心起自身是否也會成為工會與農會的刀下俎，因此赤化 的威脅除了經濟之外，更是直接涉及了梁氏的身家性命。
葉德輝被殺後的一篇報導，說明了各地捕拿「土豪劣紳」之勢何其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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