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壟罩梁啟超研究的「中國──西方」、「現代──傳統」與「激進──保 守」框架已開始進行檢討與修正，92然而「晚年」與「政治──學術」框架仍特 別影響著學者觀看 1920 年代梁啟超的角度。本文從此出發，強調觀點上的反思，
特別是反省這兩種「後見之明」93──當局者梁啟超不知道自己會死於 1929 年，
故必須暫時「忘記」梁氏於十年後會死，一改後世學者用已知梁氏死亡之果，逆 推四十六歲至五十六歲為「晚年」。另外，也必須反省以現代政治與學術分化的 觀點，作為梁氏截然劃分的人生兩階段的研究預設。
在過去的研究之下，梁啟超作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交往、人生觀與思 想反而被「新文化運動座標」與「民國政治社會史架構」二者所掩蓋。而這兩種 取向的研究，首先便是忽略了個人生活脈絡下的梁啟超；而試圖解釋梁氏的「某 某觀」又使得其思想同時失去時代與個人脈絡，流於細碎。我們需要將梁氏放回 1920-1930 年這一時代大脈絡下檢視，94正所謂「聽其言觀其行」95，只有將焦點
92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頁 36-42。
93 方法上，羅志田所言民國史研究上「倒放電影」的傾向，正與筆者所欲檢討的「後見之明」
有異曲同工之妙。羅氏「倒放電影」是指研究者站在已知結果的優勢位置，發現當事人未能注意 到的事物及其重要性，但副作用常常使後起的觀念與判斷，超出時人所能夠認識的情況。詳參羅 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4 期(1999 年)頁 104-106。
94 筆者根據如李劍農、張灝、羅志田、王奇生等人的看法，將 1925 年代視為近代中國的一個重 要轉折點。初步觀察史料也發現，梁氏在這 20 年代的思想與行動絕非鐵板一塊，還是存在的許 多轉折與變化，需要放置在時代與個人的雙重脈絡下檢視。詳參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收於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一編‧23》(上海：上海書局，1989)，頁 602；張灝，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4)，頁；王汎森 等著，〈王汎森序〉，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總經銷，2007)，
頁 iii；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中和出版 有限公司，2011)，頁 13、58；羅志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收於 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 235；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 文化運動到北伐》，頁 7。
95 另可參考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88 第十三 次印行)，頁 182。內中也提到史學方法上言與事不可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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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梁啟超實際的生活情況，才能幫助我們了解梁氏在 1920 年代複雜的情形以 及與時代的互動。至少，梁氏本人會不會同意以「學者」、「政治家」或「晚年」
這樣單一的指稱說明自己這段時間的活動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循著以上的思路，本文欲以四個部分進行討論：
首先，由於梁氏在 1920 年代被定位為學者，留在後人眼中的形象幾乎僅為 一教授。因此第二章將由梁氏之學術論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與〈儒家哲學〉96出 發，並從中挖掘梁氏是否真對政治失去興趣與熱情？此外，這些著作是否仍是對 於現實「政治」的實際回響。97
第三章則以梁氏實際於南北的行動與前章所揭之所思所想互相發明。既然已 經了解梁氏對於「政治」已經有了不同的理解。為了要實踐這由「得君行道」轉 為「覺民行道」的政治理想，梁氏南下與江蘇省教育會展開合作，並於東南大學 任教。這時，梁氏從舊仕紳過度於新式知識份子的身份及其政治、學術立場，是 否會對其在南方的發展造成影響？另外，梁氏與北洋官場故舊又是保持著怎樣的 聯繫？
第四，1920 年代中後期國共兩黨成為中國現代史的主角，知識份子漸漸退 卻於政治舞台的邊緣。98梁氏反共的態度眾所皆知，此外，從後世的眼光來看，
梁氏政治上的挫敗也無庸諱言。本章筆者欲從學者間仍難以達成共識的所謂「研 究系」99內部成員在當時的活動情況，說明梁氏對集權政黨的態度。此外，除了
96 1927 年於清華大學之演講，由周傳儒筆記。
97 王汎森曾提到，窄而深的研究不適合現實政治；現實政治使得窄而深式的專題研究失去吸引 力。 梁氏倡導通史、整體史的呼籲，正是對於政治現實的關懷。詳參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 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於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447-449。
98 關於內部原因，余英時、王汎森與羅志田，認為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我邊緣化」。詳參余 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6 期(1991.8)，頁 15-25；王汎森，〈近代知識 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 的興起〉，收於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頁 191-241。然筆者認為，除了這種思維上的自我定位產生改變外，也應該注意他們在社會腳色 轉換後，對於社會新發生的現象給予的回應。
99 對於 1920 年代「研究系」是否可以稱作是一政黨或派系的討論，目前存在著各式各樣正反兩 極的看法。關於「研究系」的研究情況，可參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第一章〈研究系研究的討論史〉，頁 1-19。大體而言以研究系確實為一團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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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解釋何以「學者」成為了梁氏蓋棺論定的歷史定位？至於所謂「晚 年」則是一種倒放電影的後見之明，因此也有必要檢視梁氏真正對身體的態度與 人生觀為何？
總而言之，鑑於過去學者的討論多集中在 1920 年前後，筆者則認為不論對 中國或是梁氏而言，1925 年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下，梁啟超經 歷了政治上北洋政權的衰弱與國共兩黨的興起；學術上整理國故運動與南北學人 間的對抗；思想上集體取代個人，主義時代的來臨。必須在此大脈絡之下，追尋 梁氏游移在研究系、北京政府與南北學界間的足跡。
至於史料方面，過去從思想角度出發的研究，多以梁氏之著作、發表於報刊 之文章為主；而關切梁氏之實際行動者，則多爬梳整理其年譜103、書信作為中心。
筆者欲將兩者合而觀之，從著述見其思想脈絡與主張；從書信見其人生觀與實際 行動，並旁敲側擊許多並非以梁氏為中心的史料，望能描繪出一個「知行合一」
的梁啟超。
103 由於資料，以及編排上皆較其他年譜為優，本文主要使用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
並參考資料多元的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及註 解相當仔細的的日譯本：丁文江、趙豐田編，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東京：岩波書 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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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梁啟超的「政治」觀
由於梁氏在 1920 年代被定位為「學者」，留下的著作也多為學術研究，因此 後世研究者多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對梁氏之著作進行研究。雖然張朋園與彭鵬認 識到梁氏在 1920 年代的社會文化教育行動下，仍包藏著重建勢力的政治企圖。
然而張、彭二氏卻將所謂的「政治」看得太窄，僅注意到狹義的合縱連橫的一面，
並沒有發現梁氏回到教學與著述，其實是有一類似由「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 道」的覺悟。1
《先秦政治思想史》與〈儒家哲學〉為梁氏在 1920 年代相當重要的著作，
學者多從中挖掘梁氏對儒學及諸子學的現代闡釋，以說明梁氏的新文化觀。然有 別於張、彭二氏將「政治」看得太小的誤差，這類研究著眼於梁氏如何藉由重新 詮釋儒學與諸子學以建立梁氏自己的「文化」主張，因此又傾向於過度放大梁氏 之關懷。如李茂民認為梁氏藉由對二者的現代闡釋，建立了「趣味主義」哲學；
2江湄注意到梁氏為了要活用傳統，而對之進行的重構性、轉化性詮釋。3蔣廣學 也是注意到梁啟超重新解釋儒學的一面，說道：「梁的一生對儒家學說都有一種 無法割捨的『戀母』情結，同時又像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樣，有著非『新』其義而 不可的自覺意識。……他前期批儒，仍不失其『戀母』之情結；他後期尊儒，卻 也藏著『新』儒之心。」4可見皆是以重建「文化」作為梁氏此時的思想目標。
1 「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為余英時研究宋代至明代政治文化時提出的概念。余氏認為從宋 到明儒學的發展大致上是：「以前儒者把希望寄託在上面的『聖君賢相』，現在則轉而注重下面的 普通百姓怎樣能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聖成賢。……陽明又回到了先秦儒家『人皆可以成堯舜』的 原始命題。這是儒家的溫故知新，而不是直線的新陳代謝。明代中葉以後，儒家的基礎動向是下 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對社會而不是面對朝廷。」就本文而言，筆者取「得君行道」將實行理想的 希望寄託於官場上的掌權施政「上行」的意思；並取「覺民行道」將注意力轉向普通百姓，社會 教育等「下行」的意義。詳參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
允晨文化，2003)；余英時，〈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收於氏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 257。
2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頁 162。
3 江湄，〈從「士君子之學」到現代「人生哲學」──論五四後梁啟超對儒學史的重構及其思想 意圖〉，頁 132。
4 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終結》，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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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忽略了梁氏「政治」的關懷。
若我們暫時拋開「建立新文化」這種後世學者歸納出來的梁氏學術著作關懷，
若我們暫時拋開「建立新文化」這種後世學者歸納出來的梁氏學術著作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