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的國、共、青三黨皆努力積極爭取青年學生，基本上在政黨組織 都強調集團主義。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下之黨務確實得到擴張，北方政府與 部分人士普遍感到擔憂。以上兩節可見梁氏之政治理念是與當時青年學子的需求 有所落差，說明梁氏對外的政治視角後，接著則回頭看看梁氏與邊緣知識青年日 漸疏離的自身因素。
1920 年代，邊緣知識份子恐怕是唯一一個參與意識既強，其數量又大到足
頁 7147。
7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4-725。
8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3。
8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8。
8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6。
8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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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右其所在政治運動的社會群體。84正如呂芳上所言，在「誰有青年，誰有將 來」的觀念下，國、共、青三黨皆欲取得青年的信仰來領導青年，於是「學生運 動」就成了「運動學生」。85另外，從社會學的層面看，在民初的社會要能得名 並且維持之，邊緣知識青年的追隨與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胡適起初的得意，很 大程度便是因此輩的擁戴。86如果說鮮明的主義與旗幟，得以吸引邊緣知識份子 的投入，梁氏對一黨專制的主觀抗拒，以及思想上反對集體主義泯滅個性，加上 梁氏本來就將中國之將來寄託於菁英階層組成的「中等社會」之上，而對「羣眾」
感到疑懼，87如前文論及其對「羣眾政治」的反對，皆使梁氏無法如蘇俄式政黨 般有「深入民間的滲透性」88，反而與邊緣知識青年漸行漸遠。
前文已說明梁氏對「羣眾運動」抱持疑懼；對革命感到警覺；對集體主義排 斥的態度。然而，在「激進化」89的 1920 年代，就連胡適在 1926 年至 1927 年 時的思想也轉為激進，認同聯俄容共的國民黨，90梁氏抱持的穩健態度自然就無 法被時代所接受。在 1924 年，張君勱就曾說道：「俞頌華歸來，述海外學生大有 動意，不以吾輩居城堡中講學為然。人心如此，吾輩殊少適應此種環境之興會，
奈何。」91 可見張氏已認識到緩和的態度不為青年所喜。另外，從當時較為激 烈的言論中，更可以了解在青年眼中不願意激進的梁氏的形象。
1923 年，王造時92指責梁氏將中國混亂的責任歸咎於革命黨，說道：「若是 要根本推翻現存的腐敗政府，就不能不起革命。」王氏並視梁氏批評的揭竿反抗、
暗殺行刺與運動軍隊等慷慨激昂的羣眾運動為解決當前政治亂象的有效辦法。
84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頁 188。
85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434-435。
86 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291。
87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152-154。
88 王奇生，〈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頁 81。
8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於氏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頁 21。
90 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頁 327。
9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49。
92 王造時曾於五四運動期間擔任清華學生代表團代表，並兩次被捕入獄。1925 年也任北京各校 滬案後援會代表，可見青年王造時正是本文所謂關心時事，思想激烈的「邊緣知識分子」。詳參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上冊，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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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25 年，惲代英也曾批評道：「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胡適之輩，
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一一都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94當 1927 年，漢口英國租界發生槍殺中國人的新聞時，陳獨秀更是諷刺梁氏的穩健態度 道：
分明是英國水兵，在漢口殺傷了十五個中國人，……最奇怪，有個中國人 (？)梁啟超，他也說：「我們不能不佩服英人之忍耐與鎮靜」。大概他們都 感覺得被殺傷的中國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鎮靜，還應該多殺些。橫 暴的中國人，竟逼得忠厚可憐的英國人這樣忍耐！僅僅只殺傷了十五個中 國人，這樣忍耐鎮靜的英國人，真值得梁啟超佩服！95
從此可見，梁啟超在青年眼中已成過去人物，其穩健持平的態度，甚至成為揶揄 諷刺的對象。
梁氏除了穩健持中的態度為激進青年排斥，失去吸引激進青年走向他的魔力。
在 1920 年代多數學生知識份子普遍生活困頓的情況下，梁氏在北洋政府的資助 下，過著相對穩定的生活，這則使他無法「苦民所苦」走向「邊緣知識分子」。 雖說「階級分析法」已經被時代所淘汰，但共產黨人認為不同的階級因其經濟地 位不同，其對革命的態度亦判然有別，越向上層的資產階級越富於妥協性，越向 下層的無產階級越富於革命性的論斷，96正可以說明梁氏此時客觀上無法與邊緣 知識分子接近的原因。
如同梁容若的回憶說道：
但是他本是海濱寒士，亡命多年，作官的時期很短，卻常時期維持坐汽車，
住租界洋房的生活，一部分子女又能自費出洋留學，又能在北戴河買別 墅。……至於他的經常生活，民元回國，袁世凱當權，是月送三千元，民
93 王造時，〈梁任公先生講學的態度與聽講的態度〉，《清華周刊》，292 期(1923.11)，頁 6-7。
94 惲代英，〈評醒獅派〉(原刊於 1925 年 4 月 25 日，《中國青年》，第 76 期)，《惲代英文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4)，下冊，頁 665-666。
95 實(陳獨秀)，〈梁啟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嚮導》，187 期(1927 年)。
96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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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黎元洪復位總統，七月起月贈津貼二千元，民國十三年十一月段祺瑞就 臨時執政後，月送夫馬費八百元。他在清華研究院任教授的時候，薪水是 每月四百元，執政府的補助費兩倍這個數目。……談到任公的著作收入，
民國十一年十月商務同他訂過每千字二十元的酬稿辦法，大概是當時最高 的稿費。97
此外，根據周傳儒的回憶，梁氏每個月光賣字便可有二三千元的收入，98以汽車 代步、住租界洋房、買別墅、送子女出國，相較於其他知識份子生活的困苦，99 梁氏的經濟狀況確實是相當優渥。
此外，隨著局勢的發展，從梁氏的理財規劃也可得知既使在南方戰亂破產、
北方災官飯碗打破的情況下，梁氏的經濟生活仍處於小康。1926 年，梁氏自言
「今年家計還不至困難，除中原公司外(該公司已經被共產黨共了去)，別的股份 都還好，你們不必擔心。」100可見梁氏除了穩定的收入外，並有積極的理財投資；
一般而言，要有閒錢才能夠投資，可見此時梁氏的經濟狀況仍然不差。北伐時期，
1927 年時，梁氏一方面認為金融界即將破裂，蔡鍔的家人流寓在上海迫著要在 外邊叫化的同時，梁氏卻能夠湊約萬元存入花旗銀行作一兩年維持生活之用。101 同年 5 月，梁氏又打算把所有的錢湊五千美金匯存到女兒那裡，請他們夫婦替他 經理生一點利息，本錢便留作他日不時之需，此外「過一兩月若能將所有股票之 類賣些出去，我還想湊足美金一萬元哩。」102到了年底，又為了梁思成訂婚，請 人幫忙購買三百元內外的玉珮，就算多購也無妨，因為「多一聘物，亦大佳耳」
97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記〉，頁 288。
98 周傳儒，〈回憶梁啟超先生〉，頁 314。
99 知名學者魯迅便為了購房負債；顧頡剛在當時也是債台高築；王國維的清苦更是不用說。另 外，如郭沫若在 1921-1923 年間儘管在國內聲譽鶴起，但仍擺脫不了貧窮；郁達夫一生充滿著窮 困與病苦，在 1925 年至 1926 年底間，更是感到特別的苦悶與頹廢。著名知識分子、教授都過 著如此的生活，那其他中小學教員、職員與剛畢業的學生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詳參馬嘶，《百 年冷暖：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頁 14-64。
10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690。
101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3。
10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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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諷刺的是，這時仍有友人是靠著向人借一塊兩塊錢過日子。104同時，梁氏收 到女兒女婿代為經營的營利報告，說道：
希哲真能幹，怎麼幾個月工夫已經弄到加倍以上的利(……)。照這樣下去，
若資本豐富一點，經營三兩年豈不成了富翁嗎？我現在極力樽節，陸續還 寄些去。若趁希哲在外的機會，弄到美金五萬，寄回來便是十萬，我真可 以不必更費氣力找飯吃，家裡經濟問題完全解決了。……前三個禮拜內，
興業會去二千美元想已收，昨日又匯去一千，大概以後半年未必有力再匯 了。105
從此可見，梁氏不但有閒錢可供投資，更因為成功的理財使其經濟狀況每況愈上。
1928 年時，照理說中國局勢更為動盪，但這時梁氏說道：「本年內家用尚很 有敷餘，現在家用折中尚存四千元左右，一兩月內尚有其他股息可收，商務印書 館售書收入亦尚有」106；此外，此後至明年二月，每月尚有文化基金會還梁氏從 前保單押款的五百元。梁氏並打算再劃出三千或五千金借給女兒女婿經營。107同 年 6 月，更花千元左右將舊房子粉飾一新。108梁氏之經濟狀況如此穩當，無怪乎 梁氏可以向兒子說道：
若專為生計獨立之一目的，勉強去就那不合適或不樂意的職業，以致或貶 損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一般畢業青年中大多數立刻要靠 自己的勞作去養老親，或撫育弟妹，不管什麼職業得就便就，那是無法的 事。你們算是天幸，不再這種境遇之下，縱令一時得不著職業，便在家裡 跟著我再當一兩年學生(在別人或正是求之不得的)，也沒什麼要緊。109 在動亂的環境中，可以不用為生計苦惱，不用為了生活壓力急就章從事不合興趣
10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48。
104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32。
10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49-750。
10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57。
10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58。
10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