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圖達到人們認為前所未有，今後也無人能及的目標。將一個人，置於全然的真理裡，
並將其面目示於世人。而我所說那個「人」，正是我自己。」
也只有我，一路走來隨心所致，見識了許多不同的人。我從未見過任何跟我非常相似的 人。不！我寧可相信所謂這世上的人們，每個人都是相異的。即使不出色，但每個人仍有些 微不同之處。上蒼之手將我所打造成的人格樣貌，任由上蒼去破壞是好是壞，其應是讀了我 的書之後方可判斷的事。(中略)無數的人群請聚集到我的周圍！人們傾聽我的告白，為我的卑 賤驚呼，為我將自身的悲慘公諸於是感到慚愧?丟臉?我期求他們將各自抱持和我相同意志，
來到祢的跟前，將他們的心毫無保留的向祢傾訴。若有勇氣，即使一個人也好，希望有人能 如此地向祢說道：「我勝過那個男人」。」
此為眾所皆知，盧梭的《告白》的序文。暫且不論盧梭是否誇大其實，但，他在這前所 未聞的事業中，是否得以正確無誤地描述了自己的心境，其亦不是太大的問題。他直至晚年，
在《孤獨散步者的夢想》中，我們都深知將自己奉獻於上蒼之前的他，逼迫自己到何種地步。
於此，我想說的是，正因為盧梭如此充滿狂熱的言論，在近代小說中，才有了初次所謂私小 說的生成。如第一流的私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也好，《歐伯曼》也罷，還有《阿道爾夫》
等作品，倘若沒了《懺悔錄》開頭序文的呼應，那麼其等作品亦未能生成。
若輕鬆地說將自我誠實的告白以小說體所撰寫而成的是私小說，在小說初生成的時代，
每個作家都採取這樣的方式來思考，在歷史上來論述為不可思議之事，而所謂的私小說，對 於人們個人自身具有重要意義之前，在文學史上都未曾出現過。而盧梭為十八世紀之人。那 麼，在我國，私小說為何時、因何緣由初現的呢?所謂與西洋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先驅切割的 私小說作品，由於未能於我國文學見識到，因此在自然主義小說的運動成熟時，人們才初始 針對私小說產生了各種言論。
「有關所謂藝術為真實的意義，且是其他人生的「創造」，說什麼我也沒法相信。而如此 時代之前的文學青年然而，對我來說，僅能將藝術視為了解每個人之後，進而達到一個人生 的「再現」
「譬如有個叫巴沙克的男性作家，寫了長篇作品《人間喜劇》，其中創造了如現實實際 存在放高利貸與婦人、或其他人物，但對我來說，最終仍覺得其僅是個虛構物罷了。」然而 他洩露了自己寫作生活的艱辛，關於他的隻字片語根本就不能採信。因為，描寫「他」最終 也是把「自己」置入作品中罷了。──如此偉大的作家，或是古今往來的一兩位天才身上都 發生過吧！（中略）但，將自我假托在他人身上的那一瞬間，我就像是化作藝術一般，伴隨 著一種間接感、說是一項技巧也好、堅持也罷，伴隨著一種方便性的虛構感，此即使做為一 項讀物作品是非常優越的，但最後還是不足採信。如此的涵意中，我在此時的某場演講會中，
大膽地下了定論：「托爾斯泰（Lev N. Tolstoi）的《戰爭與和平》、杜斯妥也斯基（Fedor M.
Dostoevski）《罪與罰》、福樓拜（Gystave Flaubert）的《包波利夫人》」皆是，雖然高階，但最 後也只是個偉大的通俗小說罷了。結果，是個虛構創造出來的東西，及一部讀物罷了。」
此引用於久米正雄於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所撰寫的評論。我並非因為認為久米所 提出的此意見為卓見才加以引用的。但是，此引用其實是在人看來是十分玩味。因為，並不 是單單久米一個人所持有的意見，與其說是當時多數文人們所共同抱持的見解，不如說那是 深植他們心中並無意識地將他們所深信的。所謂的私小說論在當時來說，就是純粹小說論。
不論久米氏的意見是否正確，率直的他的話語道出了一項困窘的事實。西方一流小說可 視為通俗讀物的這一點來看，我國的自然主義直至成熟完結，雖說我國私小說所遭遇的此種 特殊命運是私小說論者無法預想掌握到的，但對於已然開拓今日視野抱擁自信的批評家來 說，為何會遺漏了此一重點呢？正因為遺漏了此一重點，才會形成如此仍算不上是現代私小 說論且形同虛設的樣貌。在我國近代文學史當中，如此特殊的漏洞四處皆是。而我們針對批 評的方法，若有百般不願但既已向西方學習了。暫離方法性的議論來談，該是時候將槍口朝 向此等漏洞並扣下扳機了。
法國亦是在自然主義小說達到成熟時，私小說運動才亦然出現。巴雷斯（Barrès, Auguste Maurice）是如此，接著紀德（Gide, André）及普魯斯特（Proust, Marcel）亦是如此，即使他們 各自逐一達到所謂的頂端，在他們的創作的動機中，仍存有相同憧憬。也就是急欲重建因為 十九世紀自然主義思想的強力壓迫而形式化的人性。他們為了此事業之所以能將「我」研究 無誤，是因為他們的「我」在當時，已是完全地社會化的「我」了。
要不是盧梭在《懺悔錄》中僅僅想著描繪出自身之實際生活，他就不用為了能巧妙地表 現自身之實際生活所苦了。當時驅使他如此做的是在社會中之個體所持有之意義，以及有關 在自然中有關人類定位之熱烈思想。重要的並非是《懺悔錄》是否能定義為私小說（關於此 事久米亦已論述過），而是即使不是從盧梭自己的口中道出，或者就算是沒有模倣他的作法好 了，不論哥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也好，瑟南克（Senancour, Étienne Pivert de）也罷，
皆已反映滲透至康斯丹（Constant de Rebecque, Benjamin）等人之思想及作品之中。不論他們的 私小說中的主角如何的懷疑自己實際生活之意義，作者等人的腦海裡已存有個人與自然及社 會之間必然的對決。而緊接著出現的自然主義小說家們亦是，皆經過有關此等對決之思想上 的訓練薰陶了。因此對他們而言，所謂描繪因實証主義思想而死的「他」進而貫徹「自身」
之事業，如同久米所想的一般，決不是古今中外的一兩位天才所進行的異常稀有的事業。
我國之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之所以能逐漸孕育出獨特的私小說，並非僅是因為所謂日本人 的氣質，如此主觀性的原因。不管如何，都應先說是由於在我國並無如同於西歐生成之私小 說之外在原因。雖引入了自然主義文學，但為養成此文學背景之實證主義思想而言，我國之 近代市民社會不僅狹隘，且多餘之舊有材料實為過多。即使沒有孕育新思想之地盤，人們依 舊能沉醉於新的思想。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年輕的作家們大多充滿狂熱地進行了類似動作。
然而，我國的作家們並未如同他們一般進行類似之動作。並非是無法進行，而是被認為沒有 實行之必要。他們雖然沒有孕育西歐思想般之充分的社會條件，但取而代之的是擁有了俄國 等皆無法比擬的悠久強大之文學傳統。那是因為作家們在出色的文學之傳統性技法中，不論 是有無意識到，在活著的時候，沒有孕育場所的外來思想之中並未具有驅使作家等人之力量。
對於活在已深固之審美感中的作家等人而言，沒有比用技法消除新思想更為愉快、或是自然 之事。我國的自然主義作家們，將此一愉快且自然之事業置於執行時最為安全之位置上。於 此不能誤解的是，所謂的安全是指文學之理論乃至於實踐上之安全，並不代表他們的實際生
活是安全無虞的。
「一直以來，我僅望著天並嚮往著。我不明白有關地上的事，渾然不知。膚淺的理想主義者 啊!比起現在我呀!不管是地上的人也好，或是不畏懼如獸禽於地上爬行也行，只要是比起徒然 地望著天空都好──」此為田山花袋因受到莫泊桑（Maupassant, Guy de）的短篇集之啟發時 所寫的。莫泊桑身上的何處啟發了他呢？既不是莫泊桑悲慘的生涯，也不是作者的絕望及孤 獨所致。是他那不遠眺天上只凝視地上的嶄新技法使得花袋陶醉在其中。
法國的資產階級描繪了個夢，也就是將東西透過科學來計算並加以利用的貪婪的夢，此 為福樓拜的人生帶來了絕望，並迫使他下了與實際生活訣別之決心。莫泊桑的作品亦然，是 被背後所隱藏此種無情思想所扼殺的人手中完成的。
他們的「我」在成為作品之前是已死過一次的「我」。他們雖然發明了嶄新的技法，但此為他 們如何都無法相信社會生活及私生活而不得不發明的東西，福樓拜所說的「包法利夫人就是 我」此一話語，亦是因為他知道他的「我」在作品內活著，而在現實之中卻死了所說出的話。
於此可見左拉（Zola, Émile）與他們完全是背道而馳。相較起憎恨時代思想，他雖進而留 戀於此思想中，為此，他所失去的私生活上的「我」其實也與其他人相同。當時，為了生活 而巧妙利用時代思想的人不計其數，為了建立時代思想之紀念碑，如同左拉一般，需要思想 附體並且滅除一己之身的人。有關此點，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左拉與
「克洛德」之間的關係實屬相同。
正由於此等作家之思想上的惡鬥，對於輸入自然主義文學之我國作家們而言是最難理解 之事。獨步寫道：「以無受到德川文學之感召，亦無受到紅露二人之影響，和從古至今的文壇
正由於此等作家之思想上的惡鬥，對於輸入自然主義文學之我國作家們而言是最難理解 之事。獨步寫道：「以無受到德川文學之感召，亦無受到紅露二人之影響，和從古至今的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