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體器官移植制度之倫理爭議
第二節 屍體捐贈之死亡時點認定
器官捐贈的來源有兩種，分別是活體捐贈和屍體捐贈，所涉的倫理爭議也不 同。以目前台灣的法令而言，前者是指健康的成年人，將一顆腎臟或部份肝臟捐 贈給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後者是指死亡之病人，通常為腦死病人將可使用 的器官或組織，以無償方式捐贈給適合的受贈者。以下將會聚焦屍體捐贈之倫理 議題。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4 條規定：「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 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可知死亡之認定關乎是否成為屍體，及何 時成為屍體。學說上對人之終期有不同判斷方法：
第一項 心肺功能喪失說
傳統或是古典的死亡概念，在 18 世紀到 20 世紀中葉前，認為死亡是心肺功 能喪失，心跳和呼吸停止。因為當心臟停止跳動，將導致血液循環與呼吸停止，
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停止，造成細胞、器官缺氧並且壞死。臨床上觀察到此種不可 逆的現象，最終使生命結束 25。不過，以現在醫學觀點來看，此說法已經不適當。
人體因為麻醉藥物、溺水等情況而出現心跳和呼吸停止時，使用人工心肺機或是
24 蔡甫昌、李銘杰（2012），〈活體非親屬器官捐贈之倫理議題〉，《台灣醫學》，16 卷 6 期，頁 650。
25 王皇玉（2010），〈刑法上死亡之認定－評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九二號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185 期，頁 260。
心肺復甦術，仍可以將生命挽回。在心臟移植手術過程中，將病人之心臟暫時取 出，利用體外循環機維持生命徵象，此時的無心臟跳動並非死亡。若僅以心跳及 呼吸停止作為唯一判準，並不恰當26。
第二項 三徵候說（綜合判斷說）
此說受到日本學說27影響，以心臟停止（氧氣與養分之運輸中斷）、自發性之 呼吸不可逆停止（人體無法獲得氧氣供應）、瞳孔放大且對光反應消失（腦幹失 去功能），作為判定死亡的標準28。此說看似提出較全面之檢驗方法，不過仍是要 求身體循環、呼吸不可逆的停止與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的停擺，在醫學上的概念上 沒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項 腦死說
腦死說認為人的生命中樞在於腦，而非心臟，因為人腦控制全身各器官的活 動，只要腦功能有不可逆的喪失，即可視為死亡。此看法在醫學上也與前述的心 肺功能停止是相關聯的，當腦死後，雖然可以利用先進的醫療技術繼續維持心臟 跳動，但是終究不持久 29。贊成採取腦死說者，認為人並非臟器的集合體，有精 神和靈性活動才具法律人格，而人的精神和意識的存在係從腦部產生。且腦細胞 是無法再生之人體器官，如果遭到大面積的損害，即會喪失腦功能，而就目前醫 療水準，腦部無法移植，腦部死後漸漸會走向死亡。再者，法律保護生命法益的
26 王皇玉，前揭註 25，頁 260。
27 前田雅英（著），董璠輿（譯），劉俊麟（校訂）（1990），《日本刑法各論》，頁 15，臺北：五 南。
28 洪祖培（1985），〈腦死與死亡的概念〉，《醫事法學》，1 卷 2 期，頁 58；王皇玉，前揭註 25，頁 261。
29 黃丁全（2004），《醫療、法律與生命倫理》，頁 34-36，北京：法律出版社。
界線在於生命尚可回復，若已經醫師判定為無法挽回的腦死，已無保障實益 30。 亦有見解認為將死亡時點提前是符合科學與經濟效益的，因為傳統死亡標準搭配 上現代醫學科技，只會一再推遲死亡認定時點，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31。
歸根究柢，是否該將死亡的時點以腦死說為判準，在醫療上和法律上有其重 要意義。在一般的醫療實務上，死亡的認定通常不會因為採取上述不同之學說，
而引起爭議。畢竟死亡本質上並非一個確切的時點，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32。最 主要的爭議來自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所明文採納腦死為判斷死亡的一種方式。
其背後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器官捐贈的機率和確保器官的品質。如果不是出於器官 移植的特殊目的，醫師通常不會依照腦死判定程序來宣告病人死亡。有學者提出 腦死僅是得進行器官移植的標準，非死亡的判斷標準。其認為腦死者並不等於屍 體，而仍受到生存權基本保障，在生命最後階段不受到不正當干預。更表達移植 條例不是將腦死當作死亡判準，而是做為摘取的時點，僅在器官移植的範圍內，
法律允許將腦死者視為屍體，除此之外腦死不是屍體33。
在法律的層面上，關乎民事法領域之人之權利義務的行使和負擔、繼承、保 險等實益。刑事法律上，則是殺人罪的既遂時點、醫師對病人的救助義務是否止 於腦死？或是心臟停止？是否會有加工自殺的疑慮？我國實務見解向來未對死 亡有明確的定義，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 1692 號提到：「自然人死亡之認定，通 說係採腦波停止說，此觀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相關規定及行政院衛生署 2004 年 發布施行之腦死判定準則即可知」，採取腦死說立場。不過此看法似乎不是法界
30 陳煥生、劉秉鈞（2009），《刑法分則實用》，2 版，頁 327，臺北：一品出版社；林山田
（2005），《刑法各罪論（上）》，5 版，頁 55，臺北：自刊。
31 韓政道（2015），〈死體器官摘取行為的刑法評價〉，《東海大學法學研究》，頁 236。
32 蘇俊雄（2001），〈從法益相對化觀點論刑法上「人」之概念〉，《刑事法雜誌》，45 卷 5 期，
頁 9。
33 鄭逸哲（2018），〈「無心跳器官移植」應修法而後行〉，《法令月刊》，69 卷 2 期，頁 26-28。
多數見解，通說仍以綜合判斷說為原則，腦死為例外 34。後續最高法院 97 台上 4720 號曰：「無自主心跳、呼吸、牙關緊閉及瞳孔對光無反應等現象」或是 99 年 台上 1752 號判決說到：「已無心跳、無呼吸，瞳孔放大無光反射」跡象來論證無 生命現象。可見綜合判斷說仍是判定死亡的主要見解。
有學者認為以腦死說作為死亡認定的一般性見解不適當，原因有二：腦死判 定有一定標準，係要透過精密儀器判讀，一般人不清楚人類生命是否因腦死而不 再受生命法益保護，而免去救助義務，反而不利生命法益的保障。在傳統生物性 的認知中，尚有心跳跡象但仍可謂死亡，不符合一般人情感35。不過，有學者主 張應擴張將腦死說作為死亡之定義，原因在於無論是心臟死或是腦死，只要生命 進入毫無挽救之不可逆的情境，就該當刑法上的死亡。如此之認定，反而是擴大 對生命法益的保護，在被害人呈現腦死狀態，尚未達心跳停止即可認為既遂，保 護更周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