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變遷下的族群交友

美國針對年輕人的族群交友態度研究中，發現無論其個人種族類別是 否具有差異，年輕人相較於其父母親皆具有較高的族群接受度，雖然好友 仍多為同族群之同儕，但也勇於與其他族群進行人際探索與交往（Kiang &

Fuligni, 2009）；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以原住民普查性樣本的婚姻配對 研究中，發現若親代為原住民內婚者，則子代原住民內婚的機率高達九成 八，親代內婚而子代與漢人外婚者，則存有性別差異：原住民男性娶入漢 人女性為多，原住民女性嫁入漢人家庭則比例不高（劉千嘉、章英華，

2012，2014）。這樣的代間內婚現象很可能有助於發展原住民族群認同（劉 千嘉、章英華，2014；謝若蘭、彭蔚榕，2007）。劉千嘉（2011）比較都 市原住民親代與子代的族群通婚現象後，發現子代原住民與其他族群之社 會接觸較高，通婚情形也較親代普遍。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21）分別 將 2000 年原住民普查資料與 2007 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 之兩大資料庫進行整合比較，並將大量的原住民樣本依照出生年代不同依 序分為：遷徙潮前世代（於 1960 年前業已屆滿 20 歲的原住民）及遷徙 潮後世代（1960 年後方滿 20 歲的原住民），遷徙潮後世代再依照不同出 生年代細分為 70 世代、80 世代與 90 世代等四大原住民組，研究結果指 出無論是 2000 年或 2007 年之調查樣本，越年輕世代的原住民之外婚比例 則明顯提高，以普查資料為例，遷徙潮前世代的原住民外婚比例僅約 16

％，其他世代組別依序為約 25％、33％及 39％，顯示族群交友及婚姻配 對上，有著顯著的世代差異，越年輕者可能受到社會風氣開放、交通發展 便利或教育程度提升等因素，而逐漸打破原住民內婚或同族群內婚的交友 界線。

而關於臺灣外省人的婚姻配對研究中，蔡淑鈴（1994）運用 1988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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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兩筆之調查資料庫，嘗試檢視不同族群的婚配傾向，發現在控制 年齡後，外省族群的族群婚配出現明顯的世代差異，相較於第一代低階外 省男性有與原住民有較明顯通婚之傾向，於 1945 年後出生的外省男性並 無此傾向；很可能是因為時代之變遷更迭，各族群出現社經地位的高低變 化，外省族群第二代因社經地位的提升，在「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下，

會選擇社經地位較為接近的對象相互通婚（游宗輝、黃毅志，2016a），故 面對臺灣社經地位較屬弱勢的原住民（梁世武，2009；蔡淑鈴，1988；蔡 淑鈴、瞿海源，1989；謝若蘭、彭尉榕，2007），其外省與原住民間之通 婚現象則日益減少。

至於子女婚姻配對的人際界線是否會受到父母親的影響，陳瑞容與陳 東升（2001）指出父母親的族群互動經驗往往藉由家庭教育之方式，進而 影響其下一代子女的交友互動模式。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44）的原住 民 2000 年普查資料也顯示在父母親為原漢通婚的家庭組成下，其子代原 漢通婚的比例明顯較高，在原夫原妻的家庭中，子代原漢通婚的比例僅為 8.9％，但在原夫漢妻、漢夫原妻的跨族通婚下，子代原漢通婚的比例分別 提升至 18.1％和 62％，其中以漢夫原妻的家庭和原夫原妻的差距最大。故 我們可推論在跨族婚姻的家庭中，因子代日常可接觸到不同族群的文化而 能有效增進族群間之文化理解，其對於消除族群間的人際距離可能具有明 顯之幫助，也能促進族群間相互交友婚配的機會。

以婚姻配對或人際網絡的建立來說，族群與家庭社經地位的同質性之 影響越來越小，可能代表社會階層界線逐漸減弱（黃毅志、章英華，2005：

130），而臺灣族群交友界線之減弱，可能歸因於時代變遷之下，各族群間 居住、教育與職業隔離的效應減弱，進而促使臺灣族群的融合與交友（黃 毅志、章英華，2005）；建立人際交友互動與婚姻關係是兩個陌生人、陌 生族群所能締結最深刻的社會關係，家庭是最基礎的社會單元，亦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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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社會化的場域，當某人來自有通婚先例的家族，不論是價值的相互涵 化或是個人近距離的日常互動，皆有助於深刻理解彼此族群，並降低大環 境中族群刻板印象的影響力（劉千嘉、章英華，2012）。但黃毅志與章英 華（2005）、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的研究調查已經過了若干年，其分 別使用 1970 年、1997 年與 2000 年的樣本資料，距今已超過 15 年以上，

晚近的族群交友研究中沒有再針對族群交友議題進行相關的後續研究及 驗證，其研究也未涵蓋族群間及族群內之婚姻配對現況，故晚近的跨族群 交友及婚姻配對，則有待本研究進行此議題之釐清與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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