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遷徙後的族群交友

壹、臺東縣的族群遷徙與分布

臺東縣雖在臺灣經濟發展及其地理位置上皆位於邊陲地帶，但臺灣島 內的族群遷徙仍對臺東縣的民族組成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本節研究者藉由 回顧臺灣經濟發展或國家政策對族群遷徙的影響，討論臺東地區多民族組 成的可能原因，也探討以臺東縣為原鄉居住地之各原住民的主要居住區 域，嘗試勾勒出臺東縣當前的族群分布樣貌。

一、原住民的遷徙與臺東縣原住民人口分布

原住民在臺灣地區間的分布情形，主要受到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 不同的原住民政策之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流動趨勢。日治時期的原住民 治理政策主要以原漢隔離為主，此時原住民居住的空間分布相對穩定，主 要分布於臺灣東部及山區的原鄉地域為主；而國民政府時期起，官方恢復 族群的自由遷徙、移動，原住民便於 1970 年代起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族群 移動（劉千嘉，2013）。

現今原住民的分布狀態是歷年累積的結果，劉千嘉（2013）自政府的 官方人口統計資料中，發現在 1970 年代原住民人口仍集中在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約占原住民總人口二成之數，北部地區約占一成，中部地區原住 民人口相對較少；而到了 1980 年代，東部地區仍是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地 區，北部地區的原住民人口成長至二成二左右，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則持 平地發展；到了 1990 年代，東部地區原住民人口持續減少，而北部地區 則持續地增長，而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北部地區原住民人口成長更 速，東部地區原住民人口比例持續下降，直至 2011 年底，北部地區原住 民人口已超越東部地區。換言之，歷時四十餘年的遷徙，北部地區原住民 人數已正式超越歷來原住民大本營的東部地區（劉千嘉，2013；劉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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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季平，2008）。

臺灣原住民或人口移動的影響原因，不外乎是整體產業發展過程之影 響。臺灣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快速的工業化，從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為 加工出口為主之工業導向的生產型態，使得臺灣內部發生大規模的城鄉移 動，離農人口逐漸由鄉村轉往至都市的工業部門，人口往都會區集中，而 1990 年代末期，臺灣經濟進行第二次轉型，進入後工業社會，於此同時，

都市發展亦面臨去中心化，人口逐漸由都市中心往周圍城鎮擴散，郊區化 的現象也日益明顯（林季平，2005）。兩次經濟轉型的過程驅動了臺灣近 代大規模的人口移徙，原住民也在此人口流動中離開原鄉，而原鄉地區本 身既有之農業產值低落、就業機會有限、保留地運用限制等經濟問題，也 成為原住民離鄉的推力，相較於此，都市地區或其周邊地帶的工作機會與 教育資源等，便成為原住民遷徙上的主要拉力（游宗輝、黃毅志，2016b；

劉千嘉，2013；劉千嘉、林季平，2008）。在這樣的原住民人口流動的趨 勢中，年輕力壯的原住民多外移到工作機會較多的北部地區，而東部地區 屬於典型的原住民人口外流區，在年輕人紛紛出走的原鄉，留守東部地區 的原住民，多以年幼與年長者為主，其主要經濟活動則以三級產業的觀光 旅遊業為大宗（劉千嘉，2013）。

臺東縣的主要原住民及分布概況，依據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網 站所揭示的可分為六大主要族群，其為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

達悟族、魯凱族等。其中分布較廣的臺東「阿美族」主要為卑南阿美，分 布於臺東縣之成功、東河、關山、池上、鹿野、臺東、卑南、太麻里、大 武等鄉鎮，是臺東縣原住民各族中漢化最深之民族，人數約為 4300 多人；

「卑南族」以臺東平原之臺東市區及其周邊地區為主要居住地，其分布於 卑南溪以南、知本溪以北之近海區域，全臺人口約 10000 餘人，而臺東縣 就有約 6400 多人，多居住於卑南鄉境內之各村落，經濟活動以農耕兼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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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為主（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無日期）。

除上述主要居住於平原地帶的原住民外，也有習慣於近山區域居住的 布農族及魯凱族。「布農族」全臺人口約四萬餘人，而臺東約有 8200 多人，

主要居住於延平及海端鄉等山地區域，布農族其原始居住地在玉山以北、

中央山脈以西的丹大溪與郡大溪流域，近代始向東部和南部遷居，其居住 和分布的範圍相當廣大；「魯凱族」則主要居住於台東縣卑南鄉的東興村 中，人口約有 1600 多人，占全臺魯凱族約九分之一，臺灣多數的魯凱族 多居住於阿里山及玉山以南、大武山以北之山地，也有部分位於高屏溪上 游的濁口溪和中央山脈東側之大南溪流域（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無日期）。

分布於臺東南部之「排灣族」在臺灣的分布區域北起大武、南達恒春 地區，主要分布在臺東的金峰、達仁、太麻里、大武等鄉，人口共計約 10900 多人，約占全臺灣排灣族總人口數的七分之一；「達悟族」人口約 3000 餘 人，主要皆聚居於臺東縣蘭嶼鄉中，也因蘭嶼島孤懸於太平洋之上，與臺 灣其他各族群呈現空間上的地理隔絕，故達悟族為保特固有文化最多的原 住民，也為經濟活動唯一以漁獵為主的原住民（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 處，無日期）。

二、臺東縣漢人的遷入與客家人口遷徙

臺東地區花東縱谷平原的自然條件及當地土著部落的生活形態，早在 荷據時期開始，平原上的原住民即因探金活動、瞨社貿易等而與外界發生 接觸，清同治年間本省閩南人聚集地的寶桑王，也已成為臺東縱谷地區南 部的主要商品交易與服務中心，而道光年間雖有西部平埔族於臺東地區稍 作停留，但也旋即北遷，究其原因在於沖積扇平原的寬闊視野不易防守常 駐，以及地方原住民對土地所擁有的既有勢力，很可能都是阻礙臺東平原 移民開墾活動發展的主要原因，使得臺東平原的移民拓墾活動在多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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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遲至日據中晚期才顯著地展開（鄭全玄，2002）。而外省人在臺東縣 的聚落分佈情況，依據顧超光與高佩宜（2012）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民國 三十至五十年代間，外省人在臺東縣分佈區域十分廣大，自臺東縣北端長 濱鄉、池上鄉一直到南端的大武鄉及達仁鄉，甚至是離島地區之蘭嶼和綠 島皆可以看見外省人的開墾身影，並非僅聚居在交通較為便利的花東縱谷 地區而已；而居住於臺東縣的外省人曾經佔臺東縣總人口的 15% （施添 福，2001），但後來受到人口外移及凋零的影響，再加上部分的外省移民 與原住民通婚後，其第二代改身分為原住民，因此，外省人的數量逐漸減 少，呈現出散居在臺東縣各地的分佈特色（顧超光、高佩宜 2012）。

晚清同治末年，客家人開始陸續移墾臺東，其基於海岸防衛安全的緣 故，在東部後山進行大規模軍事屯墾，擴大移民實邊的計畫。西元 1877 年，丁日昌在汕頭設「招墾局」，招募客籍二千多人來台，其中五百人安 置於卑南等地，首創官辦集團移民之舉，同時也因應清朝「開山撫番」政 策，屏東六堆地區客家人因有地利之便而遷移至臺東卑南、馬蘭、成廣澳 等街區，經濟活動除了農墾維生外，也以商貿、土產交易、工商業等為生

（黃學堂、黃宣衛，2010）。日治時期中晚期，因臺灣東部在鹽水港株式 會社（以今天花蓮為中心）興起及向當地原住民推廣蔗作農業遭遇困難，

在製糖株式會社經營不善的情況下，使確保原料供應及獲利穩定，便開始 鼓勵以甘蔗製糖為目地的移民政策（黃學堂、黃宣衛，2010；鄭全玄，

2002），故營利為目的之會社移民和隨之而來的自由移民，紛紛入墾臺東 及花蓮地區（林聖欽，1998；黃學堂、黃宣衛，2010）。

西元 1917 年，臺灣總督府公告「移民獎勵要領」，由當時的臺東製糖 會社承辦移民事業，隔年起，臺東製糖株式會社在池上、德高班、里壠（今 關山）等地持續移入本島及原住民，同一年，賀田組等其他改組的製糖株 式會社到新竹、桃園等地雇用有經驗的客籍腦丁到東部採樟製腦，成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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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客移墾後山的先鋒，西元 1921 年，日本政府為加速東部地區之開發，

各製糖株式會社開始對本島其他地區之移民提供補助並協助修建灌溉排 水設施，至日治大正末年，開始有新竹州、台中州的客家農民移入；西元 1923 年，自新竹州移入 30 戶客家人到里壠（今關山），不到一年，即建 立起農村氣氛濃厚的月野村（今關山月眉里）（黃學堂、黃宣衛，2010）。

當時各地的漢人移民來源雖複雜，但移民間的同鄉關係仍隱約可見，並成 為以聚落為核心，持續的成長、擴大的基礎，而由官方主導的水利開發系 統，則提高了土地生產力與價值，原住民土地釋出的現象因而更加頻繁，

來自臺東地區外之移民其可移住的空間也隨之擴大（鄭全玄，2002）。

除會社私營移民外，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自由移民。昭和時期初期，

因東部官方的理蕃事業也略見成效及東部鐵路與蘇花公路的相繼開通，新 竹州的農民為求改善生計，也開始移入東部後山，西元 1939 年，南迴公 路開通與花蓮港竣工，更為東部開發注入新的吸引力，特別的是在這股漢 人移民潮中，因客家人在其中佔有相當大之比例，因此也被喻為客家的「二 次移民」（黃學堂、黃宣衛，2010）。而日據末期伴隨著日本對外戰爭的擴 大，臺灣島內有著迫切的經濟發展需求以供應戰爭所需，也促使移墾活動

因東部官方的理蕃事業也略見成效及東部鐵路與蘇花公路的相繼開通，新 竹州的農民為求改善生計，也開始移入東部後山，西元 1939 年，南迴公 路開通與花蓮港竣工，更為東部開發注入新的吸引力，特別的是在這股漢 人移民潮中，因客家人在其中佔有相當大之比例，因此也被喻為客家的「二 次移民」（黃學堂、黃宣衛，2010）。而日據末期伴隨著日本對外戰爭的擴 大，臺灣島內有著迫切的經濟發展需求以供應戰爭所需，也促使移墾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