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婚姻配對文獻回顧

臺灣族群關係研究中，吳乃德（2002）、黃毅志與章英華（2005）及 劉千嘉（2011）的研究報告皆指出臺灣族群間的社交和婚姻的族群隔離，

隨著年齡層有明顯降低的趨勢，而婚姻關係是人類彼此最深刻結合的一種 形式，也是討論族群關係最重要的一環，當一個區域內族群通婚的比例提 高，代表族群間在文化習俗、族群態度上有較大的接受程度，因此族群通 婚向來被視為測量族群關係與社會距離的有效性指標（梁世武，2009）。

臺灣目前既有的通婚研究主體多為漢人族群間的通婚，以閩南、外省 及客家人間的通婚現象為主（劉千嘉、章英華，2012），而族群間的互相 婚配融合，則可從族群的社會距離看出些許端倪；而族群的社會距離主要 可分為空間同化（space assimilation）和婚姻同化（marital assimilation）兩 大類來看（劉千嘉，2011），族群間彼此接觸、通婚可以積極促進族群間 之相互瞭解及文化溝通，有助於族群融合。

在臺灣早期研究婚姻配對的研究中，蔡淑鈴（1994）將婚姻關係分為 兩個重要的假設：同質性婚配和異質性婚配；同質性婚配通常因為社會地 位或出身背景相近、具有類似的生活風格，因此較容易發展出親密人際網 絡，建立婚姻關係（林瑞華 2012；章英華、黃毅志，2005），其是較為常 見的婚姻型態（林俊瑩，2001），也有助於穩固社會既有的階層順序，保 有既有的階層特質（Goldthorpe, Llewellyn, & Payne, 1980）；反之，如果交 往雙方不具有相對等的社經地位，則便稱為異質性地位的婚姻模式（蔡淑 鈴，1994）。

族際通婚的實際情況可視為族群關係和諧與否的重要指標（馬戎，

2004），故在多族群共同生活的臺東縣中，差異的族群文化很可能會造成 族群間相處之文化隔閡，進而影響其族群交友和婚配，但也可能因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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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生活經驗，因族群接觸頻繁而拉近彼此之距離，而促進族群融合。

以美國的族群通婚研究來看，Chen 和 Takeuchi（2011）研究亞洲女性 與美國白人的跨族群通婚研究中，發現教育和職業高低佔有決定性的影響 力；Qian 和 Lichter（2007）也指出雖然教育程度提升與日常生活接觸頻繁，

無論對美國白人、印地安人或其他歐洲和亞裔美國人等，皆有助於促進跨 族群交友與通婚，唯白人與黑人不具有這樣的通婚特色；Smits（2010）討 論前南斯拉夫的族群通婚相對機會時，發現在前南斯拉夫瓦解之前，個人 有機會與其他不同族群通婚的機會非常低，各族群團體間差異非常大，而 其中前兩大族群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可能因人數眾多，反倒與其 他族群跨族通婚的相對機率較低（Smits, 2010: 426），而人數較少的蒙特內 哥羅人因屬於相對少數族群，可能有人際交往、社會資源交換上之需求，

具有較高的跨族群交往機會。由此可知除了個人社經地位、空間距離會影 響人際交友與婚配外，族群的差異與族群人數多寡也可能在族群通婚中，

仍具有重要影響力。

國內研究方面，巫麗雪和蔡瑞明（2006）指出「本省客家與本省閩南」

及「外省人與本省閩南」是跨族群通婚較多的案例，「本省客家與外省人」

則較少。當族群居住、教育與職業上隔離的效應減弱，各族群的交友界限 亦隨之減弱。上述兩者研究接指出臺灣各族群中，以客家人的族群內婚現 象較為明顯，究其原因很可能因客家族群多聚居在花東縱谷、桃竹苗和高 屏六堆地區，當客家人多群聚於客家庄內，在空間上與其他族群相對隔 離，較之其他族群少有機會發展跨族群的交友網絡，空間上的隔離，使得 本省客家與其他族群較少有機會發展跨族群之人際網絡，故客家與外省、

閩南交友機會相對偏低，而本省閩南因仍具有臺灣第一大族群的人數優 勢，與其他各族群的接觸機會較多，在族群婚配中之跨族群婚配上，呈現 較為開放之態勢，而本省客家與外省人、原住民等其他族群的跨族群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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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則偏低（馬戎，2004；黃毅志、章英華，2005）；而有關於原漢通婚 的研究中，劉千嘉（2011）、劉千嘉與章英華（2014）皆發現隨著原住民 的離鄉工作及族群互動日益頻繁，加上整體社會風氣的轉變與日益開放，

使得原漢通婚在 1970 年代後比例逐漸增多，族群交友界線減弱。

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19）以 2000 年原住民大樣本資料庫進行的 婚配研究中，原住民內婚的比例占全體樣本中的 60.7％，原住民與漢人通 婚則佔 39.3％，而其中內婚的原住民中，超過 90％為同族婚配，跨族婚姻 則少之又少，不到一成；又再以 2007 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 調查的原住民樣本來進行檢視，我們也發現原住民的婚配對象如果是原漢 通婚約占 26.8％，原住民內婚則高達 73.2％，同族婚配的原住民比例也高 達約 88％；而原住民內婚很可能有助於其族群認同及意識的發展（劉千 嘉、章英華，2014；謝若蘭、彭蔚榕，2007）；蔡淑鈴（1994）也曾提及 臺灣民眾多傾向和自己社會地位接近者結婚，其如果站在族群的立場來 看，就是慣於族群內相互通婚。

王甫昌（1994a）在關於臺灣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及外省人的婚姻配對 研究中，發現即使現代社會各族群間之文化與態度差異已逐漸消除，但在 個人面對婚姻對象的選擇中，因社會接觸較多且接近，多數人仍選擇同族 群者往來為主。換言之，文化相似性（個人的婚配偏好）對臺灣漢人族群 通婚的影響性，遠不如鉅觀結構因素（如族群人口結構與組成、婚姻市場 的結構）來得重要（王甫昌，1994a；劉千嘉、章英華，2012）。

以原住民內各族群的婚姻配對來看，劉千嘉與章英華（2012）認為針 對原住民內部各族群中，有些族群因為規模較小而樣本數不多，若採用抽 樣調查研究容易使得研究結果因抽樣偏差而產生推論錯誤的疑慮，故在探 討族群規模較小族群（如雅美族、賽夏族、邵族等）的跨族通婚現象時，

全面性地普查資料應較抽樣調查資料來得理想，故其採用 2000 年臺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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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普查樣本的調查研究中，若將視角聚焦於原住民內部的各族群的內、

外婚傾向之下，可發現賽夏族的外婚比例較高（46.8％），其次依序為卑南 族（40.6％）、魯凱族（34.1％）、達悟族（當時稱雅美族的 31.2％）……

等，其餘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皆約為 22％左右，各族差距不大

（劉千嘉、章英華，2012：22）；上述研究貢獻在於為臺灣首次直接使用 原住民普查資料進行婚姻配對之探討研究，但可惜的是因調查對象都以原 住民為主，僅能從原住民角度出發來觀察族群婚配的內、外婚情況，無法 較全面地探究臺灣四大族群的互動關係，並且婚姻配對的分析結果僅是針 對普查資料進行簡單地描述性統計，雖然顧及小規模族群的樣本分析，但 仍無法正確估計實際邊際次數效應的影響力，故其研究結果在應用上仍多 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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