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化的禮學思潮

用理學與心學的角度來分判理學陣營，這樣的傳統觀點一直有其權威性與詮 釋效度，也的確對觀察北宋以來的儒學歷成有其照明性；前者重視從儒家經典出 發，體會聖人的微言深意，在守禮的前提下規範君子的行誼，工夫上重視動靜之 間的意識流動，進而絕盡人欲上體天道。而心學則從個人善心的發用來體察儒家 的經典禮制，在生活人情中檢點自己，逆覺體證，倡言孔顏之樂。這樣分別的態 勢在北宋時尚不明顯，然而到了南宋，朱熹與陸象山二人在工夫與本體上的爭 執，展開了理學陣營「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兩條道德修養不同的路子。然而 深究其實質，朱陸二人在大關節上都是忠貞的理學陣營人物，對於當時深受士人 喜愛的禪宗理論，二人同樣有所取捨，即使雙方因為意見不同而有爭論，然而在 一個儒學從事功轉進內在的歷程角度而言，兩造可以說只有道問學與尊德性的

「先後」問題，而不具斷裂的實質差異。

然而理學的發展到了明代，則有了一番不同的面貌。明代中央繼承元代的朱 學官學化取士，表面上理學達到了發展的頂點，然而朱王朝對文人的不信任與責

辱，反使朱學烙上了思想箝制的印子，理學的發展在明朝的第一個百年之間，活 力盡失，為官方服務的刻板印象加劇了理學與心學之間的溝壑。一直到陽明心學 站上歷史的舞台後，才將一時代文人胸中之抑結打開，直舒心性學問，將新儒學 的發展注入了活水。然而心學工夫中「簡易」與「直截」的特徵雖然具明目醒腦 之效，可一旦將其無限度的推向極端，則不認工夫、只求承擔的特徵便很容易被 突顯出來，王學發展至其末流，似乎只要肯承認自己是聖人，自此大事已畢，高 枕無憂。等而下之者，假借大師名聲而造禍鄉里的事蹟也時有所聞，王學朝向一 個畸型化前進，原本儒家有承擔、有所不為的基礎形象也隨之賠上，換不來的是 文人對他的尊敬，理學也隨著明思宗自縊於煤山而退出中國學術主流地位。

蕺山生於陽明歿後五十年，那個時候的王門後學已經門派林立，陽明在世時 不斷拈提弟子並且戒慎其學說的發展，終於朝向了新建先生不願意朝向的路子前 進。當蕺山真正志學接觸的陽明的學術時，整個晚明學問風氣便與陽明還在時完 全不同。而眾所周知蕺山的為學三變「始疑中信終而辨難」型塑了蕺山學的根本 氣象：陽明學的接受與改革。他不僅對陽明學的末流點出了「猖狂者參之以情識，

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⁸⁰這樣的歷史名句，直接向當 時文士階級的王學承繼者開砲，同時也對陽明學影響下三教合一的民俗信仰提出 正言讜論，儒道佛不分的結果就是湊泊人欲，只取賣相好、可以搏名聲的觀念來 討好席間聽講的民眾。此外，蕺山早期的修身工夫承襲了其外祖傳統理學家路 子，由持敬入手，因此他對朱子的學問工夫也有所出入，易傳的恢恢天道觀念與 張載民胞物與的廣闊胸襟也造成蕺山成學極大的啟發。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思想繼 承之下，需要從一個能總持其學問的要命處入手，才能對蕺山學有全面性的瞭解 而不致偏頗。這也是傳統學問家一個立「中主」的工夫所在。

一、經學觀點的轉移

明朝在經學史的角度上來看，傳統學者的出發點大多認為因為官學的淪喪，

導致整個時代的積弱不振，禮學上也受此風潮牽連影響。持此論者以皮錫瑞為 主。他認為受限於傳抄技術與戰爭動盪等客觀條件，導致唐朝《唐書經籍志》中 雖提到與經學有關的書籍有二萬八千餘卷，但是真正傳世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是

80 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二冊．證學雜解》，頁 278。

真正關鍵的因素則在宋儒對經典的態度又與唐人不同。他認為，宋儒亟欲跳出訓 詁的侷限而自創新意，所以真正直承先秦的學問遭到了扭曲。加上刊刻技術得到 空前的發展，最終傳世的文獻以宋人說經的書籍為多，唐人的典籍流傳下來的，

也亡於宋朝之後。而科舉制度下，元明官府專以宋儒的著書取士，著述束之高閣，

所以「論及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此外，明朝雖然以官 方的力量企圖對經學做出統一性的整理，但是編纂者的敷衍與學術良知的蒙昧，

導致《五經大全》內容粗糙，反而成了全國通行的負面教材：

《春秋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詩經大全》全襲元人劉瑾《詩 傳通釋》……《四庫提要》更加考定，謂《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

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書傳大全》亦剿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

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 說》為主。⁸¹

依皮錫瑞的觀點，明朝的經學不僅在先天上受到官學衰敗的限制，同時由於宋明 理學從訓詁學的解放，強調了學者自身的觀點來詮釋經義，導致聖學不傳，使整 經學發展邁入了最為嚴苛的時期。經學的再度復興得等到清人入關以後，一方面 亡國之痛令儒者對理學重新反省，認為要經世濟民唯有從經學下手不可，學風為 之一變。一方面康熙皇帝對文化重視遠勝過前朝，進用博學鴻儒，因而經學的發 展又重新吸收了養分，終於創造出經學復盛的時代。

皮錫瑞的看法雖然解釋了明朝過度到清朝這段時間裡面，儒者對於經學的態 度轉變，然而這種以大歷史觀點一刀兩分的方式來看經學發展，同樣也產生了許 多的侷限。最關鍵也是最重大的立場不同即是針對「漢宋之學」的認同問題了。

一般認為漢學重訓詁，強調承襲經典的原意，在講究憑據與考證之下，對經典作 最貼近的發揮。然而宋學除了訓詁以外更重視其義理核心的闡釋，經典會隨時代 的演進而失去詮釋效度，但是其核心精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所以對儒家經典字 面下的精神進行詮釋，才能幫助學人深刻的體會聖人立經宣教的語境，而到達聖

81 清．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 年），頁 317。

人境界的可能。此外，經由後人對理學的深刻認識，漸漸開展出「經學即理學」、

「經學即心學」的論述，如上節所提及的，宋明理學家不僅在義理之學上有所發 揮，他們同時對經學也有廣泛而深入的理解。以蕺山為例，他的理學脈絡以易傳 為核心，發揮「太極」思想，同時認同張載「乾父坤母」的概念，這些都是直承 經學而來，而經過宋明理學家的努力，經典的詮釋更具熱度，貼近人的認知，讓 經學產生活潑的生命力，筆者認為這些都是理學家不可抹滅的功勞。

其次，由於明代政治高壓，逼使學者出離官學走向民間，這造成了另外一波 重要的文人禮教「庶民化」的影響。事實上，自孔子開始，文人的使命始終不脫 民間講學的路子。孔子認為，唯有將教育普及，解放知識受貴族的專斷，才能使 疲弊的周文再次獲得復甦的機會。時空移轉至明末，私人講學風氣的帶動，讀書 人對於良知性理之學的傳遞已經由個人修身的面相更為轉變成教化萬民為己任 的可貴情操。蕺山立《人譜》給讀書人一個可以參照對治惡習的途徑，讓百姓之 惡可以通過這一套檢證標準而改過遷善，這種胸懷是宋明儒所一直具備的。而官 學的惡化也促使民間講學者對於教材的檢別格外重視，這也讓整個明代學術得以 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就官學觀點的經學也許是徹底的淪喪，但是子學的興盛也 可以視為先秦諸子爭鳴的另外一種類比。藉由學者各自的努力之下，在民間接觸 到佛道兩家盤據的思想型態，進而促進了儒家面對死生的根本問題不再迴避，一 方面正視傳統成聖道路上的不足，進而作出修正。而晚明的思想中，對「孝」的 格外重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二、晚明「孝」的詮釋

在士人拋棄官學，改以自己的觀點重新詮釋經典的晚明風潮中，有一個明顯 的思想脈絡對於瞭解蕺山思想是可以加以佐證的。根據臺灣學者呂妙芬的觀察，

她發現晚明出現了一股「重新出版、詮釋《孝經》，並且提倡《孝經》學」的風 潮。她歸納這些《孝經》詮釋人物中的思想，可以簡單分為二：1. 從孝的政教 功能角度立論，而不牽涉到孝感神應之事，此以朱鴻、孫本等人為代表；2. 著 重孝靈與孝德感通神明的宗教性意涵，此論則以虞淳為代表。她所觀察到的晚明 思想中，儒道佛三教融合的情況非常明顯。融合的過程不僅止於道德形上的建 立，其並生的一整套政教制度也是非常具規模的。另外，她也指出晚明三教融合 的情況在江浙一代特別昌盛，這樣的客觀條件，對同是浙江山陰出生、畢生講學

都圍繞在浙江的蕺山先生來說，有著重要的學術氣氛影響。在這樣的條件下來 說，浙江一代的民風重孝醇厚，蕺山在環境的挾持下讓德性更有向上充滿的機會。

對於歷來的宋明理學家來說，高舉孝道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是對儒學 的核心德目來說，仁統攝整個儒家思想，而同於此理而有所分殊的仁義禮智信往 往具備更多需要詳細詮釋的空間，對於「孝」的德性反而不像其他的德目有更多

對於歷來的宋明理學家來說，高舉孝道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是對儒學 的核心德目來說，仁統攝整個儒家思想，而同於此理而有所分殊的仁義禮智信往 往具備更多需要詳細詮釋的空間，對於「孝」的德性反而不像其他的德目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