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五節 預期研究成果與限制
本論的預期研究成果，在探索蕺山生命中的「基源問題」與「終身之憂」， 以解釋蕺山衝突而複雜的範疇體系，與其終生一貫的嚴整工夫之間，其落差所以 形成的原因所在。而本論的限制，在於既然設定了蕺山生命的基緣問題與終身之 憂，如果嗣後判定有誤，則後續的論述，乃至整個論文的可信度也就隨之破壞，
雖然本論對研究方法與意識自信不誤，但仍願在此提示讀者，願讀者高明知之。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自 自 自「 自 「 「孤寡慎獨 「 孤寡慎獨 孤寡慎獨 孤寡慎獨」 」 」而 」 而 而 而「 「 「 「乾德變化 乾德變化 乾德變化 乾德變化」： 」： 」： 」：宗周傳略 宗周傳略 宗周傳略 宗周傳略
蕺山的理學思想歷來討論者甚多，關注焦點多在其與陽明學的相互問難，突 出的角度則主要專攻於具有特色的慎獨、誠意之教，加之蕺山本人特別喜愛繁瑣 的理論敷衍，因此理解蕺山的哲學思想上，理氣性心的哲學名詞的衡定也有其必 要性，然而長久以來的這樣的研究進路的缺陷，正是遺漏了蕺山生命史中型塑他 人格和氣象的重要環節。客觀地看蕺山的學問，他不僅特別重視改過，同時對於 靜中工夫再三致意，也都和他自幼孤獨、寡從友交的個人生命態度有著極大的關 係。然而從思想全局來看，蕺山畢竟是擔得起宋明九子的殿軍之名，提點人在道 德性命之學上的穩定理論，光是早年生命世界的侷限不可能構成他全體學問的面 貌，是而本文先行擱置他的學術史與著作史，而把目光焦點放在他生命史的全貌 上，企圖還原一個氣血活絡的蕺山生活世界，使讀者親近蕺山，最終目的當然是 藉此瞭解蕺山複雜理論語脈背後的動機。
還原蕺山生活世界的第一步，則要從晚明的政治生態開始談起。
第一節 晚明政風與文人命運
劉蕺山的「學術進路」與其「生命實踐」有著密切的關係，兩者之間不僅相 互證成，同時相互影響而漸漸臻於一致。
這種密切關聯性主要來自於蕺山學問宗旨。蕺山中年以後立誠意為宗，光就 誠之一字來說，便強調了內心的真實想法需要與見之於外的身行一致。對於蕺山 之學的宗旨的成立過程，蕺山之子劉汋（字伯繩，1613—1664）對乃父的認識頗 具照明性：「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 於誠意。」25蕺山生命實踐的動力根源於對於「誠」的虔誠信仰，也塑造了蕺山 畢生的人格：「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 儀容止一範於禮」的嚴肅生命。
此外，蕺山一意以嚴肅自持的生命態度，與明代整體政局與文人宿命有密切 的關係。
25 明．劉汋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六冊．蕺山劉子年譜》，頁 173。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開國以來，士人地位便屢屢遭到打擊。明初政局動盪，朱 元璋與功臣之間的關係緊張，隨後懷疑丞相胡惟庸謀逆而誅殺之，同時一併廢除 了中書省與丞相的職務。朱元璋廢相之舉不僅將皇權推向了極點，更把理學家一 直以來的天下治平最究竟的理想位階動搖了。
自北宋以來，儒門人士在政治實踐中摸索出一條「得君行道」的平天下道路，
也就是藉著宰相之位與明君合作，共同以儒家裡想治理天下。而這條治平天下的 道路發展到南宋迎向了極點，權相輩出，產生了相權過大而難以制衡的問題。從 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相權的過大所產生的問題，到了朱元璋這裡作出了一次性 的解決，然而極端的手段卻引發了明代另外的問題：皇帝淵默不理朝政時，國家 只能空轉，沒有足以為國政負責的第二人存在體制之內。事相上而言，相位被黜，
其結果造成士大夫直接影響朝局的可行性變得微弱，承擔天下的概念也從實際的 政治層面而虛位化，成為相對的空泛性的概念。
相位被廢除，反映皇帝不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心態。更進一步轉變明代儒 門人士對聖位實踐的取徑，則出自明代君王普遍對於文人的羞辱與懷疑，落實為 具體政策，就是大行其道的廷杖與詔獄。
廷杖是指在朝廷中以木杖擊打官吏的刑罰，而詔獄則專指錦衣衛所屬的監獄 及監獄內所包含的酷刑。此二者的共同點是只要皇帝願意，不必經過刑部、大理 寺等司法機關的允許，便能直接對官員直接處罰。由於其最終的審查機構是皇帝 一己之意，而皇權又沒有體制內合法的制衡單位予以糾正，因此在明代臣子言行 在扭曲的政治制度之下走向了偏鋒。面對這類屈辱式的刑責制度，臣子只能消極 的抵抗，尤其是一些剛正之人被杖、乃至於下獄，反而被天下人視為一種榮譽，
到最後君臣之間只剩意氣之爭，是非公理倒成了第二義。
此外，明代給予官員俸祿太低、太苛薄，也造成國家官員向心力低落。客觀 地說，明初官俸的制定不如宋代的優渥，隨著時間演進，明代的貨幣制度崩潰，
官方所放的薪鈔失去應有的價值，加上地方稅制問題叢生，合法的官方俸祿一再 縮減，導致「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26，因此地方盤剝成為常態，下級 官員向上級官員獻銀也成了不成文的規矩。因此士大夫除非家境本就富裕，不受
26 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第 52．黃澤傳》（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4,443。
低廉的俸祿所壓迫，否則如欲有所作為則動輒得咎，在不成文規矩與儒家信條之 間掙扎，向現實妥協的結果則是擔心不知何時會到來的嚴懲。蕺山的嚴毅，除了 展現了理學陣營所偏重的氣象之外，嚴肅自守也逐漸型塑出為官「保身」27的思 想準備。
在上層，明朝無宰相，若欲澄清天下，不得不擅權；在下層，官吏無足俸，
若欲生活養家，不得不貪財。於是乎有志有為、乃至於有守者從此窒息，進不能 上達天憲，退不能食祿養民，而小人好權勢利，本來無忌憚，遂使仕途中狼虎處 處，「學而優則仕」徹底異化，政治上達之路，看似科舉昌明，實則萬曆倦政以 後，明朝政治，上下都已無可作為。
綜上所述，相較於宋代而言，明代士人所面對的是一個思想內部聖位空懸而 無法實踐的政治現實，在朝為官處處受到督察單位的監視，難以預測的上意常降 禍於臣下，退而求其次作一個地方循吏又必定被低廉的薪俸所箝制。因此在整個 理學生養的現實土壤上，中央政府形成了強大的離心力。阻礙了儒門外王事業的 發展，使文人有意識的將實踐之學趨於內聖，並且促使固守於自家與故鄉為範 圍，推行鄉約、設立義倉、書院講學與民間傳道。是故，明代中葉以後，陽明學 的興盛，正有著擁抱民間的地方傳道之姿，而「致良知」的簡易直截義理內容恰 恰為明代的政治現實寫下註腳。
中央高強度管控官員的政治手段，幾乎所有對儒家政治外王一路抱有理想的 文人，或自覺、或不知不覺中，直接受到了明代的政治現實所影響，因此討論一 個明代思想家的思想，斷不可忽略其生活世界對於其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影響。從 明初開始，以取消相位為核心，一連串打擊士氣的政治作為，不僅標誌了儒家政 治「不得不」由外王轉向內聖的重要改變，而高度關注內聖的結果，更使得晚明 儒者，必須正面面對儒門的工夫理論進行全面重整。
在這樣的儒學變動的角度下，來審視蕺山之學，不僅凸顯出蕺山思想中，對 於順應明代士風而誕生的陽明學，其用心檢討的焦點為何，而特重改過與反省的 蕺山工夫論更可以看成是晚明儒學在內聖修養一面趨於完備的義理趨勢。因此在
「學術進路」的思想世界與「生命實踐」的人倫世界相互參考之下，對蕺山一生
27 晚年蕺山不僅大力讚揚陽明弟子王艮的「保身」思想，並借著《大學》的「誠意」一語相互映 照，可以看作是蕺山晚年作官的重要心得。
行事重新審視、思考、乃至詮釋，則或能對當前的蕺山研究，稍進「愚者千慮」
之一解。
將視野往思想史的範圍推出去，蕺山繼承了宋明以來的理學諸家思想的道德 性命之學，而實驗場的範圍則包括了天下國家的人倫世界，因此精神與生活預設 了需要相互驗證。在這個前提下理解蕺山的學問，便不能將其思想本身過度提 純，而置其生命史的歷程不論。如果單純按著當前學術對蕺山的一般處理路數－
從「理氣性心」等核心概念－來把抓蕺山的思想，並以之為蕺山其人其學的全貌，
一方面無法彰顯生活世界的實踐事實，使讀者對於蕺山的認識失之於平面而冷 硬；另一方面而言，高密度地談論理氣性心的哲學式研究，往往遮蓋了這套用語 背後活潑潑的動機內涵，則評論起思想內容時找不到現實層面的線索，只得對於 蕺山本人的用語習慣作批評，與其說學界對蕺山學不夠友善、甚至對其學問沒有 同情的理解，不如說，它是整體的學術氣氛偏向的反應，既然眾聲喧嘩、專從「理 氣性心」的冷智一面討論甚至批判蕺山，則其一生反覆推求的證聖之苦心、為君 為民之竭盡心血，自然為之遮蔽。
陽明手擒宸濠、周遊講學於天下，因其成功，享大名於世，固然陽明德才兼 備，但時運尚可作為，厥是重要原因，而蕺山不幸生於明末衰世，即使萬般心血 為國籌謀，始終難以成功，而後輩學者雅不應－以「成功論英雄」－因事功有差 對王劉二位評價相去如此之遠，也不應專以氣象格局之大小論高低，治王學者對 王學三變之說，自然耳熟能詳，而如果陽明與蕺山同時，是否同樣三變呢？還是
陽明手擒宸濠、周遊講學於天下，因其成功，享大名於世，固然陽明德才兼 備，但時運尚可作為，厥是重要原因，而蕺山不幸生於明末衰世，即使萬般心血 為國籌謀，始終難以成功，而後輩學者雅不應－以「成功論英雄」－因事功有差 對王劉二位評價相去如此之遠，也不應專以氣象格局之大小論高低，治王學者對 王學三變之說，自然耳熟能詳，而如果陽明與蕺山同時，是否同樣三變呢？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