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高舉性體、嚴持工夫—蕺山的禮學與四書學
第三節 《禮經》的考訂：從蕺山《經籍考》談起
第三節 《禮經》的考訂：從蕺山《經籍考》談起
蕺山禮學的著作成篇流傳下來的，現今依舊得見的並不多。2007 年由吳光 主持審定的《劉宗周全集》裡面，只有《曾子章句》、《大學古文參疑》、《大學古 記》、《大學古記約義》、《大學雜言》等書。《曾子章句》是蕺山由《大戴禮記》
中整理出曾子的語錄而獨立出來，共計十章，同時加以註解。其餘四篇全是蕺山 晚年對大學版本的整理心得；此外，尚有《孔子家語考次》，內容涵蓋了部份禮 記的內容。
根據劉汋在《蕺山劉子年譜》中記載，蕺山在崇禎 12 年編定了《經籍考》，
其體例：「合大小戴為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為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 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
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為古學記，取曾子十一篇，配四書。
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為尚書、儀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朱子儀
禮經傳之說為是，罷去前編。」82蕺山的經籍考訂是全面性、而且具有時代意義，
用兵、少間
家語附集 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
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
七十二弟子、弟子行
皆削除
古學經 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
王制）、大學、學記上（文王世子合 大戴保傅）
四書 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子
（中庸）
十三子 董子、文中子、周子、程子、程叔 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 川）、薛子、吳子（康齋）、胡子、
王子
蕺山對《經籍考》的告成，在〈禮經考次序〉中提到了編纂的動機：
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缺由甚。《周禮》、《儀禮》古 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真贗混雜，種種錯 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學宮，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 戴而不錄，亦非通論也。83
蕺山深感二戴禮記中內容訛誤嚴重，真贗混雜，在祖述聖人之學上，大小戴的動 機皆不純正。然而，小戴的文字古雅，獨立學宮而得以流傳至今，《大戴禮記》
中記述聖人之言的文字卻因而不受重視，這是蕺山所無法接受的，因此特別編輯 了《經籍考》。蕺山更對歷來學者對禮經的努力做出一番評價：
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
83 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四冊．禮經考次序》，頁 32。
表章《周禮》為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輯《儀禮》，欲以戴記為之傳，
而合之以通行於世。顧猶苦於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於一，需至晚年，
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 疑。於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葺為《三禮考註》及《禮記纂言》等書。其在 二禮，較朱子頗為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至所謂《纂言》者，割裂尤 甚，卒無補於朱子之萬一。禮家遂為千古疑案矣。84
朱子、吳澄（字幼清，號草廬，1249—1333）先後對三禮進行審定，但是兩者共 通的缺憾都是在戴記的揀擇上略而不錄，是千古疑案。蕺山本人在讀到《大戴禮 記》時，常常遇到字義不清的情況，因而發憤整理，與門人鮑濱重加考訂，終告 完成。
蕺山對三禮的定位，作出了以下的說明：
《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 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85
蕺山認為，《儀禮》成書的目的是在於幫助周公對《周禮》未盡其全者的補充，
提高社會的穩定，使國家邁入太平之世。而《禮記》則是孔子學《周禮》，參比 夏商古禮之後，評價比對過後的心得，是孔子對《周禮》《儀禮》的微言大義進 行闡發，使後代學禮之人可以真正的把抓聖人之心，體貼聖人制禮作樂的動機，
如此「禮學」才不致於失傳。因此《禮記》可謂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著作，然二 戴卻的私心卻讓「微言大義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托 孔子以見瑕，至或淪而為黃老，降而為雜伯，而雅言之教竟不傳於後世矣！」86 因此，蕺山刪定《禮經》的用心在於將《禮記》內容回歸孔門之教，直探聖人之 言。
據此，我們可以約略看出，蕺山站在前人對《禮記》認識不清進而編篡其次
84 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四冊．禮經考次序》，頁 32。
85 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四冊．禮經考次序》，頁 33。
86 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四冊．禮經考次序》，頁 33。
第，是以合於經教義理的內容則積極收錄，其成書為儒門內的《禮經》。這中間 自然有許多值得人探討的論點，尤其是蕺山對「孔門心法」的認定，可以瞭解蕺 山為何如是挑選諸經。蕺山在〈考次序〉中，對某些篇章的側重，也透露出學思 理路中的獨特面，其中，有三項特點是最為重要的：
1. 《大戴禮記》中，蕺山特別提出〈夏小政〉、〈丹書〉兩篇是「三禮之冠 冕」，其內容之重要勝過《禮經》中與德性直接相關的內容，雖說蕺山並未對此 二篇進行疏解，但是從其內容與前章蕺山的君子之志相比配，可以突出其思想中 最具重要地位的概念。
2. 蕺山在宋明理學舊有的規模之下，突破性的編排了新的《四書》次第：
蕺山將《學、庸、論、孟》改為《論語》、《孟子》、《中庸》、《曾子章句》，並且 將《中庸》稱《子思子》，《曾子章句》稱《曾子》，統名為《四子書》，是經籍考 訂中最重要的變化；這變化一改宋明理學六百年來的傳統習慣，不可不謂之巨大。
3. 蕺山對《大學》特別青睞，一生對於《大學》所註單篇文章之量最多，
考證也在所有經典中最為謹慎。在〈考次〉中，不僅將《大學》獨立成經，同時 納入《小學》與《學記》，統稱為《古學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