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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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連結關係。其次是分析樣本的選擇，許多母親就業效果的研究採用便利抽樣 的小樣本或是高度選擇性的樣本（如特定的家庭結構、社會階級、種族），容易 導致因樣本選擇的偏誤結論。最後是母親勞動參與型態測量的多樣性，從簡易區 分就業與否到詳細的母親就業性質、程度及孩子出生後的就業歷程發展，不同的 母親就業測量方式會產生研究結果的變異（Horwood & Fergusson, 199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以傾向分數配對法分析結果發現母親就業對青 少年子女學業成就有不利影響，但效果值不大。此一發現很可能因為樣本夠大而 產生統計上的顯著，而非實質上的就業效果造成差異6。若將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表現的因素放入更廣泛的架構來看，孩子的成績表現會受到許多可能的因素影響
（如：補習效果7），在這眾多可能的影響因子中，對學習成就或有正面或有負面 影響，彼此間會發生補償或抵銷作用，而本研究只是選擇其中一個因子來探討其 間的關連性。因此，在整體因果推論上仍需更謹慎小心。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供一般社會大眾、相關領域研究及 政府部門參考。
壹、研究結論意涵
一、證據顯示母親就業的不利效果微弱，應有助於母親個人就業意願的提升。
在本文三個就業組別的比較中，以國一至國三階段母親皆就業組的人數最 多，佔樣本數總比例 62.79％，其與母親皆未就業組的比較結果，顯示台灣地區 多數雙親家庭中婦女就業對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情形。就整體趨勢而言，母親就 業對青少年子女學業表現雖有不利影響，惟效果值多僅不到 2 分差距。
6 本文曾以敏感度分析概念嘗試隨機選取原有樣本數的 1/4（約 3,000 個樣本），再次進行傾向分 數配對及估算母親就業的平均處理效果，分析結果顯示為皆不顯著。
7 詳見關秉寅、李敦義（2010）國中生補習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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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在社經優勢階級仍出現較為明顯的母親就業不利效果，然這類母親 本身即擁有較為優勢條件資源，而可藉由其他管道（如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予 以補償。因此，母親在兼顧工作與孩子教養間的心理拉鋸，或說考量成為職業婦 女的選擇負擔應不若想像中來得大。
二、低社經地位家庭母親就業較無不利效果，可朝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以鼓勵弱勢 婦女就業。
特別從前述家庭經濟狀況分層的母親就業平均處理效果可知，弱勢階級家庭
（生活困難者）的母親就業對於子女學業成就並無不利影響，反而可能藉由經濟 資源的挹注，而有助於子女的學習成長。另外，就業也可能同時提升母親的自尊，
並且間接影響孩子的成就動機。因此，政府部門應考量對於中下階層家庭母親就 業者的照顧政策與制訂相關配套措施，以減少處於不利環境的職業婦女需兼顧家 庭與子女教養責任的後顧之憂。
三、部分高教育程度母親選擇不就業情形，應納入未來我國婦女勞動參與政策制 訂參考以減少人力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本文在研究過程發現，母親皆未就業組的平均人力素質不低，僅 可能因為家庭經濟環境許可或是家中有長期照護需求等原因而未選擇就業。這些 母親擁有相對豐富的資源條件，雖選擇在家陪伴孩子可免除就業的不利效果，然 而，在其選擇不就業的同時，也造成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我們從文獻閱覽可知，
教育是女性勞動參與的重要影響因素，女性勞參率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加，
在行政院勞委會（無日期）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即曾指出：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大專以上的女性一旦因結婚或生育退離職場後，就 不再回就業市場的比例，也比其他兩類教育程度之女性高，大專以下學歷者，因 結婚退離職場後，高達六成不再回到就業市場；大專以上學歷者，因生育退離職 場後，不再就業的比例也高達 58.84％，相較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 36.83％，
顯然高教育程度者一旦因婚育離開職場後，過半數是永久退出。從整體社會人力 資本的角度言，高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因婚育而退離職場，是生產力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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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部門對於我國此一特殊的婦女就業現象應如何因應，以減少培育高 教育人力的社會成本損失，是另一項重要課題。
四、母親就業效果的議題應放入更大的家庭社會脈絡中檢視，以平衡過去性別角 色偏見並增益社會支持觀點。
本研究結果雖發現母親就業有不利效果，惟此一結論仍可能是非實質上的顯 著關係，母親就業對於孩子發展影響可能是既非助益亦非有害的中立因素。過去 研究亦顯示，母親就業是奠基於文化、發展、環境、家庭與社經因素的複雜網絡，
若要全盤理解職業婦女在孩子教養與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則前述因子皆需考量在 內（引自 Horwood & Fergusson, 1999）。因此，我們對於母親就業效果的觀察，
應從適應理論（Gottfried, 2006）的角度來作理解，亦即，在現今社會的職業婦 女的處境應放入更大的家庭社會功能變遷的脈絡中討論，職業婦女的選擇雖可能 產生部分負面影響，但正需要平等性別角色分工的態度與社會觀念作為支持，以 緩和女性外出工作與兼顧家庭責任的雙重壓力。
貳、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較為不足的部分為資料的蒐集尚維持在學生的中學階段以上，缺少從 出生開始的數據作為長期追蹤的對象。反觀國外大型資料庫如 NLSY 所延伸而 出的研究探討母親孩子出生後的三年內就業對孩子日後認知發展的影響（Bernal, 2008；Blau & Grossberg, 1990；Han , Waldfogel & Brooks-Gunn, 2001, 2002, 2005；
Ruhm, 2004），對於了解職業婦女的選擇所造成的效果較能減低外在環境變數（如 學校教育）的干擾。另外，也可進行早期（子女年幼時期）和晚近（子女青/少 年時期）階段的母親就業對日後孩子學業成就影響之探討，如 Charles L. Baum
（2004） 以學校成績為效標來研究早期和晚近階段的母親就業對孩子學業成就 的影響，以及 Vandell 和 Ramanan（1992）檢驗早期母親就業（在孩子的前三年）
和晚近的母親就業（在最近三年內）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影響。建議未來 資料庫的建置使用可作為後進者研究方向的參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主要變項母親就業效果的探討，雖然許多研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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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皆使用二分法（就業與未就業）來檢驗母親就業對孩子學業成就之影響，
但其實研究母親的勞動參與型態相當多元，例如進入職場時機、工時長短、兼職 或全職、職業類型以及工作經歷（年資）等，未來應可進一步探討上述母親對於 就職投入程度對孩子學業成就之影響效果。
此外，本研究在文獻探索的過程中，發現甚少研究關注母親就業對於孩子心 理健康層面的影響。Chase-Lansdale 和 Moffitt 等（2003）研究美國 1996 年個人 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PRWORA），推出有關低收入、尤其是單親媽媽家庭的福利改 革方案（即現在眾所皆知的「低收入家庭的暫時救助方案」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對於此一美國歷史上特殊的福利改革時期，共 2402 個來自波士頓、芝加哥及德州低收入家庭的長期調查進行分析，包含學齡前兒童
（2～4 歲）及青少年時期孩子（10～14 歲）與其母親分別參與 1999 年和 2001 年的二波家庭訪問。該研究以 OLS 迴歸估算母親在二波調查中有關就業和參與 福利方案的轉變對於孩子認知、行為與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發現，對於學齡前 孩童，母親就業和參與福利方案的轉變與孩子的發展間無顯著關係；但對於青少 年階段子女而言，母親就業對於孩子心理健康的促進（減輕心理壓力及焦慮感）
是有正向關連的；而未就業母親的青少年子女則產生較多的行為問題。可能的解 釋為母親就業帶來家庭收入的增加且陪伴青少年子女的時間無大幅改變（降低）
之因。文中亦提及，從角色模範理論觀點來看，母親就業對青少年子女自我概念 發展有正向關連。建議未來研究應可將母親就業對孩子心理健康層面影響納入分 析以豐富研究的討論。
最後，本文在跨文化研究比較的部分受限於英文文獻搜尋結果，多以英美研 究為主要參考來源，另僅有 Horwood 和 Fergusson（1999）以紐西蘭 0-18 歲長期 追蹤資料檢驗母親就業與孩子學業成就的關係一文作為參照。而與英美等主要英 語國家相對比的社會福利國家婦女就業發展可能也有相當迥異的面貌。例如，北 歐國家是全世界兩性最平等的國度，被行刺的瑞典首相班墨生前曾說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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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出工作的女人是社會的奢侈品。」姑且不談這句話是否正確，但在瑞典，工 作的價值不僅是經濟來源，更是自我獨立與建立成就感的重要活動，因此，瑞典 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始終維持在 80%以上（黃曉玲，1999）。因此，不同國情如北 歐地區的母親就業與孩子學業成就間關係為何，仍待進一步瞭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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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王秀槐（1985）。國中高、低成就學生家庭環境與學習態度之比較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行政院主計處（2008）。2007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61-64。
行政院主計處（2010）。2009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75-83。
行政院主計處（2013）。2013 年 3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765&ctNode=324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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