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的成書背景
第二節 張之洞與晚清的社會與學術
從福澤諭吉的時代背景來看，他幼時學習儒學，因家庭因素而對封建制度產生 質疑，成年後接觸西學，加上親自到訪歐美的經歷，使他服膺於西方的先進文明，
認為唯有效法西方的先進文明才能使國家強大，西化的明治政府正好契合他的理 想，《勸學》中平等、獨立的思想也切合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因此福澤諭吉也被 視作政府的協力者。但自幼熟讀儒學經典的福澤諭吉思想上應是不可避免地受到 儒學影響，他思想裡的西學與儒學並非是壁壘分明的，儒學仍然潛藏在他的思想脈 絡中。
第二節 張之洞與晚清的社會與學術
張之洞（1837-1909）生於清道光年間，卒於宣統年間，幾乎與晚清共存亡。
他生於官宦之家，從小受儒學薰陶。同治年間中進士，早年任職翰林院編修、湖北 學政、四川學政、內閣學士等，於教育多有著墨。光緒七年（1881）任山西巡撫，
106 同前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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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西方事務，開始轉向洋務派，光緒十年（1884）任兩廣總督，展開洋務建設。
光緒十五年（1889）調任湖廣總督，又任督顎、兩江總督等，此後二十多年，開辦 槍砲廠、設立各式學堂、派遣留學生。107綜觀一生，實可作為晚清學問思想與實踐 的代表人物。
一、晚清社會與學術
漢代以降，儒學成為帝王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形塑了中國社會思想統一的模 式，隋代開始實施的科舉制度使讀書人成為聯繫中國傳統政治與社會動力的紐帶，
也是維護儒學在中國學術正統地位的有效手段，歷代以來，儒學都位居主流學問。
108儒學發展到清代，初期有反對陸王心學，重視程朱理學的傾向，繼而有乾隆至道 光年間的漢宋之爭。乾隆年間惠棟（1697-1758）獨尊漢學，與宋學作出區隔。至 嘉慶、道光年間漢宋之爭較為激烈，江藩（1761-1831）《國朝漢學師承記》為清代 漢學家立傳，表明漢學為正統，斥宋學空疏。方東樹（1772-1851）以《漢學商兌》
反斥漢學瑣碎，脫離實際。漢宋之爭以外，也有部分學子乾脆另闢蹊徑，轉向今文 經與諸子學派。至晚清日漸嚴重的社會局勢影響下，才形成一股將義理與經世濟民 合而為一的思想主張。面對現實，講求通經致用，明白義理、考據不可偏廢，兼漢 宋之學之人漸多。109十八世紀西力東漸之時，顧炎武（1613-1682）所提的明道救 世之主張受到清儒推崇，清儒從鑽研經典轉向現實世態，龔自珍、魏源所屬的常州 今文經學派以經學論政，魏源更從事洋務運動；另有桐城派後繼者曾國藩（1811-1872）強調經世致用。阮元（1764-1849）、陳澧（1810-1882）趨向經史兼備、兼採 漢宋之學。光緒初年，馮桂芬（1809-1874）成為經世學派的中堅者。110張之洞雖 強調以漢學為本，特別崇尚經世致用的漢學，但不排斥宋學。他反對門戶之見，認
107 馮天瑜：〈近代化方略之辯──《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後》評析〉，收入馮天瑜、陳鋒主 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15。
108 羅茲曼（Rozman, Gilbert），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南 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38。
109 王家儉：〈由漢宋調和到中體西用－試論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歷史學報》1984 年第 12 期，頁179 – 196。頁 181、187-188。
11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1972 年），頁 48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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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漢學、宋學皆學問，偏廢之人是捨本逐末。111但無論是宋學、漢學、今文經學、
諸子學等，其治學的目的、宗旨、方法其實都沒有超越傳統學術的風格與框架。嚴 復在〈救亡決論〉如此批評道：
與〔舉〕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即富強而言，且在所後，
法當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陸王二氏之說，謂格致無益事功，抑事功不 俟格致，則大不可。夫陸王之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而已。自以為不 出戶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與其所謂知者，果相合否？不逕庭否？不復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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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主張當前應求救國之道，宋學、漢學都應棄置，束之高閣，陸王心學是閉門造 車，不符合當前社會需求。當前最應該提倡的是使國家富強起來，讀書人都該踏出 房門去看看天下局勢的變化，方知天下已非書中的天下。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已步入近代化，相較之下，滿清政治腐化，人心閉塞，士 人仍不願承認落後的事實，也未意識到改變的必要。在朝貢制度的傳統下，面對西 方仍以夷狄視之，因此每當與西方國家發生爭執，滿清政府往往無法做出適當的應 對。鴉片戰爭（1839-1842）後，滿清政府切身感受到了西方列強船堅砲利的威力，
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刺激下，士人警覺到優越的文化已不足以抵抗外侮，以儒學 為主體的傳統知識結構無法應付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
後，有識之士更是不得不奮起自強，洋務運動便是對西學的回應之一，為求自強，
必須西化。他們將目光轉向西方先進的科技文明，如林則徐（1785－1850）、魏源 等人開始組織翻譯西方報刊、書籍，奕訢（1833-1898）、曾國藩、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等洋務派人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發展工業，試圖挽救
111 龔書鐸：〈略談張之洞的儒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3 期，頁 54-56。
112 嚴復：《嚴復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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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113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出現官方的新式學堂、譯書機構，並派駐了海外使 節與留學生。但西學知識的傳播以自然科學領域的介紹較為全面，社會科學的部分 較少。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也利用此一機會協助引進西學，擴大影響力，114傳教士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萬國公報》（1868-1907）發表的〈格物 致知論序〉中提到：「近閱中國論著，所有格學一門大都有其名無其實，間有專力 於此者，所言亦多，似是而非，豈真格學之難知哉？未明其理，固無由得其法也。」
115原文雖旨在闡揚其宗教之聖明，但也透露出中國引進西學只以器物知識為主，忽 略理論、原理的問題。可知洋務運動時期幾乎把西學等同於自然科學，以為西方諸 國富強的主因只在於科學技術。此時西學的引進以格致之學為主，將科技知識與生 產實務結合，使自然科學知識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致力於製造先進的兵器。
西方嶄新的科學知識，也在無形中動搖了中國士人的傳統學術思想，顛覆了儒 學重義輕利、諱言功利的價值傳統。另一方面，科學知識也對民間產生衝擊。科學 新知破除了許多傳統的迷信與偏見，使得科學的傳播與封建社會產生各種矛盾，尤 其西方國家的使者屢屢挑戰華夷之辨的觀念，使中國社會形成排外、懼外、媚外等 態度。隨著官方洋務運動漸次開展，西學的影響範圍擴大，士人們各自的立場也愈 漸鮮明，崇儒衛道的保守派與力主西化的維新派對立越漸尖銳。116
晚清朝野間對於中學與西學如何取得平衡持續爭論不休。魏源認為學術與政 治不可分離。首先提出「道勢論」，主張「勢易道同」、「勢變道不變」，馮桂芬承襲 此論，提出西學不可有悖於中學。同治到光緒之際，「器可變、道不變」的理論盛 極一時，例如王韜即主張取法西器。117薛福成（1838-1894）在〈贈陳主事序〉一 段文字頗能代表此時期的主流觀點：
113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歷史學報》第 17 期（1989 年06 月），頁 175 - 240。頁 180-182、188-194、202-215。
11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396-408。
115 林樂知：〈格物致知論序〉，《萬國公報》第十七卷（華文書局，1968 年），頁 10957。
116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頁 240。
117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頁 176-187、22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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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長，則在秉禮守義，三綱五常，犁然罔 。蓋諸國之不逮亦遠焉。為 今之計，莫若勤修政教，而輔之以自強之術。其要在奪彼所長，益吾之短，
並審彼所短，用吾之長。中國之變，庶幾稍有瘳乎。118
此言提出以西學補中學的不足之處，他認為中體在成全道德，西用在成全人才，中 國的政治制度與倫常是至善至美，遠勝他國，因此中國只須接受西方的科技知識。
也由於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為對象，尚不涉及到人事與階級，因此引進西方科學對國 內的衝擊力較小，也最易於被人們所認識接受。至光緒中期，甲午戰爭昭示了洋務 運動失敗，日本明治維新大獲成功。衍生出「法可變、道不變」、「政為器、教為道」
等看法，器的概念始有所改變。鄭觀應提出博以西器，約以中道，由博返約；陳熾 主張中教西政互補，再歸於聖道。陳寶箴提出中學修身為主，再以西學補中學之短。
但嚴復認為體用不相通而極力反對體用之說。何啟、胡禮垣則以政為體。康有為、
譚嗣同提出體隨用而變的主張。119諸多論點紛雜並蓄。
甲午戰敗後，康有為等人在利用當年的會試，聯合各省的舉人連署上書，請求 滿清政府拒談和、遷首都、變新法。維新派「公車上書」標誌著以西學為主的知識 份子開始主動影響政治。120同一時期，梁啟超在《時務報》前後發表一百二十多篇 文章，批評洋務派官員只取西方技術而不懂變法才更是當急要務，他提出變法的根 本在於培育人才，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包含廢除科舉、開辦新式學校，改變官制等 等。此時維新派已覺悟到僅僅效法西方科學無法挽救時勢，必須效法西方教育、政 治等制度，引進西方文明思想。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批評君主專制，鼓吹民 權，尤其梁啟超大力抨擊滿清政府的腐朽，呼籲設立議院，實行民主政治等，121都
118 薛福成：〈贈陳主事序〉，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8 薛福成：〈贈陳主事序〉，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