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的成書背景
第三節 西學衝擊下的中日差異
日本邁向近代化的開端與中國類似，都是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從封建邁向近 代，也試圖接受西方先進文明。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所提的一身兩世說明了 處於時代巨變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前所未有之境地：
134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頁 73。
135 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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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目前我國的洋學家們，沒有一個不是以往研究漢學的，也沒有一個不是 信仰神佛的，他們不是出身於封建士族，便是封建時代的百姓。這好像是一 身經歷了兩世。也好像一個人具有兩個身體。如果把這兩世和兩身前後相比 較，以前世前身所接觸的文明和今世今生所接觸的西洋文明互相比照的話，
那麼這兩者互相輝映究竟會呈現什麼樣的景象呢？136
就中日兩國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面臨的變局是相似的，他們都曾生活在封建體制 下，也都師事儒學，面對西方國家伴隨著西洋文明猛烈來襲，中日兩國的知識份子 對東西方學問勢必做出取捨判斷，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也脫不出守舊與改革二種 方案。
德川幕府時期，漢學者們無法進入政治中樞，他們往往是邊緣性的存在，儒學 對漢學者而言不具功利性，甚至要花費心力解釋儒學的實用性。137儒學在日本社會 只具有倫理功能，因此日本能迅速擺脫中國文化學習西方文化。幕末至明治初期的 知識分子在攝取西學之時也強烈質疑儒學的有限性，同時由於儒學自中國傳入，被 視為中國的象徵，使得批判儒學的同時亦是在批判中國的迂腐守舊。原本在德川時 代具有倫理功能的儒學，在明治初期去中國化的脈絡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去中國 化除了能加強日本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外，更重新建構了新的世界觀與知識結構。因 此日本近代化過程可說是在與傳統文化的分裂崩解中進行，明治政府直到後期為 了壓抑民權，遂重整價值觀，儒學才又以倫理象徵成為日本價值體系的一部分。138 另一方面，中國的儒生則自詡為國家的承擔者，他們能透過科舉制度，成為官 員實際參與政治，就算未能考上舉人成為官員，單是具有秀才資格在鄉里之間就備
136 原文：「試に見よ、方今我国の洋学者流、その前年は悉皆漢書生ならざるはなし、悉皆神仏 者ならざるはなし。封建の士族にあらざれば封建の民なり。あたかも一身にして二生を経るが 如く、一人にして両身あるが如し。二生相比し両身相較し、その前生前身に得たるものを以 て、これを今生今身に得たる西洋の文明に照らして，その形影の互に反射するを見ば、果して 何の観を為すべきや。」福沢諭吉著，松沢弘陽校注：《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
1998），頁 1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槪略》，頁 3。
137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74。
138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60-63、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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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百姓尊敬。當官員離開官場，返回故里時，在地方上則稱為士紳，仕紳不但在該 區域上極具影響力，還能享有政府給的禮遇優待。這些官員又會透過姻親組成龐大 的體系，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因此中國的士人們為了獲得優越的待遇，絞盡腦汁 要考上科舉，光耀門楣。科舉取士以儒學為核心，導致儒學成為獲取功名利祿的工 具，士人為求中舉，只知四書五經與八股文，而不關心其他領域的知識與當時社會 的實際需求，此種扭曲狀態在明清兩代達到顛峰。也引起了部分思想較為靈活的士 人們的抵抗。渡邊浩在《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一書中對這樣的現象提出了見解：
一般來說（包括現代），某種「教養」或哲學體系如果在社會上獲得了 很高的威信，並貼緊了現實的政治體制，那就會不知不覺地持續地付出相當 的代價。因為現實往往不能到達理念的高度，所以教義會不斷地遭到背叛和 質疑。而且，因為信奉教義成了追求權力或利益的手段，它本身作為信條的 活力也很容易在人們心目中消失。139
士人們即使無法全盤否定儒學思想，但多少提出了質疑。隨著列強的刺激，西學的 傳入，內部的改革聲浪越漸高漲，最終在晚清形成保守派、洋務派、維新派三方強 勢對立的局面。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的序言陳述日本洋學者的優勢，正巧也暗示了當時 中國知識份子的困境：
這些學者在二十年前，都受過日本固有文明的薰陶，不僅是耳濡目染，
而且也是身臨其境躬行其事的。所以在論述往事的時候，他們不會陷於臆測 揣度和模糊不清，而能夠直接利用自己的切身體驗與西洋文明互相比照。這 是一個有利條件。從這點看來，必須認為，站在已經形成的一個文明體系圈
139 渡邊浩著，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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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去推測其他國家情況的西洋學者，就不如我國學者根據這種切身體驗來 得更加可靠了。140
他認為日本學者的優勢在於能更客觀地看待本國傳統學術與西方學術的區別，但 中國學者已長久浸潤在深厚的文化體系中，並且以此自豪。中國的知識份子為了不 放棄自身傳統，只能以自身文明的視角來看待另一文明的優劣，因此更難以對另一 文明作出客觀理智的判斷，也容易被詬病為保守迂腐。尤其傳統中國以王權為象徵 的社會政治秩序與以儒家為中心的文化道德秩序是相輔相成的，君主專制的合理 性有賴於儒生的闡釋與支持，儒學傳統的持續與發揚也有賴於官方的力量。141儒學 是中國既有的傳統學術，中國與儒學互為表裡，故必須在保留儒學此一特殊性的前 提下接納西學。這也是張之洞屢屢被詬病的原因。
張之洞為人詬病處一在尊君，一在衛道，鮮有人看到他在衛道的同時也致力於 西化。從張之洞在《勸學篇》的論述中，可以得知傳統知識份子在西化與傳統的矛 盾中如何自存，又如何體認與走向現代化。《勸學篇》毋寧說是張之洞經歷了四十 多年間政務體驗的省思，一位身在體制內的重臣在與列強實際來往的過程中湧上 了保國執念，試圖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走出折衷之道，他將中西學問加以定位，
做出區隔，堅持保衛本體文化不受侵蝕，以維持國家以及文化的主體性。
福澤諭吉被褒揚為日本的啟蒙大師，年少時三次參與使節團出訪西方各國的 經歷，幾乎改變了他的人生，他親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進步，震懾於西方與日本的 差距之大，深刻體悟到西方的進步不只在物質，更在其制度，他期待實學促使人獨 立，人人獨立才能使國家與西方各國勢均力敵，故《勸學》中談到學問便講求實用，
140 原文：「この学者なるもの、二十年以前は純然たる日本の文明に浴し、ただにその事を聞見 したるのみにあらず、現にその事に当てその事を行うたる者なれば、既往を論ずるに臆測推量 の曖昧に陥ること少なくして、直に自己の経験を以てこれを西洋の文明に照らすの便利あり。
この一事に就いては、彼の西洋の学者が既に体を成したる文明の内にいて他国の有様を推察す る者よりも、我学者の経験を以て更に確実なりとせざるべからず。」福沢諭吉著，松沢弘陽校 注：《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12。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
《文明論槪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
141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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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列出許多具體方法。
透過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可知他們都相信西化能改善國家現 狀，也在書中提出了具體作法，雖然二人所提倡的西化程度不同，但最終都在於保 住國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不受西方勢力威脅，就「勸學」目的而言，二人是極 為相似的，他們都深切明白西學的必要性，推行西學才能使本國迎頭趕上其他國家，
只是福澤諭吉的《勸學》完美的配合明治政府的施政方向，張之洞的《勸學篇》卻 還處在勸說統治者，並與保守派、維新派搶奪話語權的漩渦中。福澤諭吉已能在西 方的脈絡下盡情談論西學，張之洞仍需在儒學為主體的前提下談論西學，故而書中 對於學問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各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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