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學問觀典型

一、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之異同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著書的動機相似，他們著急於本國國力落後於他國，致力於 使國家獨立自主，趕上歐美國家。二人的身分與立場決定了他們的主要意識形態，

張之洞身為官員難免要維護政府，維護傳統的綱常名教以穩定政權。福澤諭吉自詡

理はなかるべし。……、その本は人間同等の大趣意を誤りて、……、政府富強の勢いをもって 貧弱なる人民の権理通義を妨ぐるの場合に至りたるなり。」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27。譯文來自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頁 47

316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頁 151-152。

317 同前註，頁 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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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能從民間角度批判政府體制。張之洞《勸學》核心不離三者：保國、保教、

保種。福澤諭吉《勸學》嚴厲批判封建制度，主張文明開化，希望培養人民獨立自 主的精神。二書主旨看似天差地遠，其實著作目的都在確立國家獨立，期待國家走 向近代文明開化，故而以著述來指導人民對東西方學問應當如何取捨。

二人對於國家的概念不同導致提出的解決路徑不同，張之洞在中國傳統的脈 絡下，未脫離儒家士人經世濟民的傳統，儒學既是士人的精神信仰，也是士人倚賴 的施政原則，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學問要先有用於世才能使國家穩固，

並以儒學為做為中國的特殊性，不可拋棄；福澤諭吉已順著西方概念談國家的建立，

提倡學問要先能有用於身，人民富強國家才穩固。張之洞希望人民忠心，福澤期盼 人民獨立。路徑雖大不同，但最終目的都在保住國權。

制度方面，張之洞把向西方學習的範圍從洋務派原本主張的物質文明擴展到 部分制度文明，但不包括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福澤諭吉不僅要求物質層面向西方看 齊，更擴及到根本性的政治制度與精神文明。張之洞分別給中國與西方劃出定位，

福澤諭吉則是直接取用西方文化，要以西方文明為標準塑造日本國民。

從二人的行文中時時可見憂國憂民之心，但在張之洞的論述中更是處處可見 他對百姓較無信心以及擔憂西方勢力侵擾。在中國封建制度的價值觀下，只有臣民 而無公民，只有朝廷而無個人，因此張之洞不斷強調滿清政府如何施恩百姓，人民 應當全心信賴政府。與張之洞比起來，福澤諭吉則是對日本國民深具信心，致力於 從西方脈絡中推廣人權、平等等概念，期待人民以一身之獨立達到一國之獨立，其 觀念裡既有國家也有個人，他以破除封建制度來樹立公民意識，透過人人獨立來建 設國家，使國家達到文明開化的境界。

二、中日時代背景導致的差異性

中國在長期的歷史脈絡裡，比其周邊地區一直是處於優越的核心地位，是儒家 文化圈的中心。此一優勢代代相承，即使異族滿清入主中原，也努力漢化來合理化 自己的統治，加以康雍乾三朝盛世，使得中國人的優越心理濃厚。而日本一直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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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外來文明的特質，日本文化有一部分來自於學習中國，如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來 吸收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儒學、建築等等。近代明治政府領導百姓轉而向西方學 習，也是順其自然，較無強大阻力。³¹⁸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一文中針對明 治政府與儒學的關係時如此說明：當封建的日本幕府被推翻後，明治維新強調文明 開化與富國強兵，強兵必須培養國民忠誠心，為了推行忠君愛國的皇民教育，就必 須建構以天皇為頂點的階級秩序，不再強調自由與民權，被視為封建保守的儒學核 心仁義孝悌又重獲青睞。明治十二年，元田永孚草擬教學聖旨，借封建傳統的儒學 統合歐美的立憲制，建立軍國主義式的國家型態。明治政府顯然想透過被歪曲的傳 統儒教式威權思想及道德觀念來教化日本國民忠君愛國的精神。儒學的倫理觀由 於當時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被作為日本國民道德準則之一。明治維新前後正是對儒 學的反動與批判期，但日本的儒學思想也是安定政權的基本理念之一。就如福澤諭 吉雖然認為儒學會阻礙文明發展，卻不全盤否認儒家的道德觀，特別是以忠孝為主 道德觀念具有安定社會的價值。他指責儒學主要是認為儒學缺乏實學思想，阻礙了 富國強兵的進展，若要效法發展歐美文明，就必須先排除儒學。³¹⁹林正珍在《近代 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也提到，福澤諭吉吸收歐美思想，將之與日 本現實緊密結合，推動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國民精神，而正恰好是這種國民精神 才能快速地集結全日本國民的動能以抵抗外來壓力。³²⁰李永熾在《日本近代史研究》

中針對福澤諭吉的思想態度如此談到：

在基本上同意絕對主義天皇制的開化政策，而將重點放在日本的獨立（資本 主義式獨立）。因為承認日本政府式推展日本獨立的機構，所以站在輔佐政 府的立場，以「喚起愚蒙之沉睡，樹立天下之模範」為己任，……。福澤諭

318 劉悅斌：〈從兩部《勸學篇》看中日近代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選擇〉，頁 167-173 。頁 173

319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頁 93-118。

320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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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主張「實學」，與政府的「工業化」相符；提倡「分限」，否定人民的抵抗 權，也含有「專制」因素在內。³²¹

前文提到，福澤諭吉認為人民不滿政府時，必須依循法律管道提出訴求，絕不 可貿然反抗政府，在依循合法途徑後若仍不能得到回應，即使個人犧牲也在所不惜。

但福澤諭吉沒有提到當政府不願意傾聽民意的情況下，施行暴政，人民該如何自保，

由此推斷福澤諭吉的思想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傳統思維。就如同福澤諭吉自己所說 的「一身兩世」、「一人二身」，身處幕末到明治維新的過渡時代，第一身是傳統漢 學，第二身是維新洋學，兩身都有深刻文化體知。³²²明治維新前後的思想家大多自 幼接受傳統儒學的陶冶，又再接受引進西方思想的薰陶，故思想模式仍深受儒學影 響，形成了批判儒學中自然哲學的部分，卻未否定倫理道德的部分。對明治政府而 言，儒學一面能保有人性平等的思想，一面又能使專制合理化，既可維護天皇為中 心的政治體制，又能給予人們心理上的滿足，因此儒學即使經歷劇烈文化衝突，卻 仍隨著明治政府尊皇攘夷的策略，再度成為官方的道德準則。³²³

在中國，儒學始終為學術的主流焦點，也是穩定王朝的護身符，張之洞認為儒 學的功能在於端正人心，他在不觸及政府權威的前提下試圖重建四書五經的正統 性，他在《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中所設計的讀書進程之方案，顯露了儒生在面 對困局時的自我調適。但在急需救亡圖存的晚清，知識分子已難再專注沉潛於儒學。

梁啟超認為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大、民權日益衰弱是中國日漸衰頹的原因，他提倡 民權才能促使人民保護國家，這和福澤諭吉認為民權可以培養人民的國家觀念的 想法近似，但這樣的民權思想與絕對的君主專制背道而馳。維新派提倡民權同時卻 也在打擊專制王權，而提倡民權勢必動搖三綱五常之理。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啟超 雖以儒學為理論基礎，但從西方借鑑而來的民主、民權之思想必然觸及到王權制度。

321 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頁 14

322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台大出版，2011 年），頁110-119。

323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頁 9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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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制度是依靠儒家道德文化秩序來維護的，因此合於「經義」與「聖教」就是當 時中國改革的底線。

張之洞所提出的以尊王為中心的保國、保教、保種同一論就是要維護君主專制，

當王權成為社會秩序象徵，保國便等於尊王。他堅信社會秩序之所以能維持穩定，

是由於中央政府權威主導維繫的緣故。因此他提倡維新，也著重衛道。³²⁴張之洞承 繼了洋務派的思想內涵並加以系統化，溫和改良的路線雖有破舊開新，卻又溫吞保 守。《勸學‧外篇‧會通第十三》寫道：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

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 庇民為政，雖朝運汔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³²⁵

明顯可見他仍以中學為體，西學若有益且不違中學方可學習。洋務派將西學局限於 實用的工具之學，忽略背後的精神與制度，可能衍生的問題便是無法理解西學背後 的「體」導致無法真正學到為何導致此用的「用」。中國所學到的西學將流於片面 膚淺。³²⁶

張之洞以精神高於物質論來維護中國傳統價值。他認知到必須要取西方之長 來補中國短處，他認為三綱五常絕不能改變，這屬於他所謂的不可改變的「道」的 範圍。因此在人權的概念上，³²⁷他反對女權、民權之論調，反對設立議會。他主張 儒學是中國的特殊性，一旦全盤模仿西方，則中國的主體性消失，固有文化與獨立 自主的精神也隨之消亡。這樣的思想雖帶有濃厚保守主義的色彩，但在其政治理念

張之洞以精神高於物質論來維護中國傳統價值。他認知到必須要取西方之長 來補中國短處，他認為三綱五常絕不能改變，這屬於他所謂的不可改變的「道」的 範圍。因此在人權的概念上，³²⁷他反對女權、民權之論調，反對設立議會。他主張 儒學是中國的特殊性，一旦全盤模仿西方，則中國的主體性消失，固有文化與獨立 自主的精神也隨之消亡。這樣的思想雖帶有濃厚保守主義的色彩，但在其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