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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寧靜的干擾與破壞，是故目前的通說認為，強制驅離必須以是否具備迫切社 會性為前提。
作為政策制定、規劃的國家應在承認在既有之不平等社會結構下，都市經濟弱 勢可能不易取得住宅資源，因而在被邊緣化、排除之過程下，入住這類非正式 居住空間的現實困境；以及社區居民由於法律上無法同等進用相關法律程序保 障，以及社會污名化標籤下所受到的直接、間接歧視。訴諸差異原則並非無限 上綱的訴求國家政策執行的差別化待遇，而是承認其過往政策遺緒所導致的歷 史債務，並試圖構築一實質平等之制度框架解決現下之社會問題，而非透過全 面性的司法提告手段進行排除，而使得都市貧民窟可能再現於都市邊緣的水岸 或者淺山地區。
因此，對於非正式住居中的實質經濟弱勢而言，國家不僅有其協商義務，同時 應積極給付相關補償或提供替代性居住空間，而其餘不具弱勢身份的居民，亦 應該擁有其他居住形式居住者所擁有的程序（協商）保障。也因此，「家」之概 念並不侷限於是否合於現有法律保障，而應論及當事人在特定空間之下的長期 居住事實與關係，並納入當事人之經濟能力進行考量，以避免法律實踐的過程 成為對於特定區域、階級或者族群的社會排除。
第二節 強制驅離手段的正當性基礎？
是以筆者認為，強制驅離等國家強制力的介入，不僅須以嚴格、高密度之比例 原則審查；並須審酌是否構成「迫切社會性需求」66，即是否已存在立即性之 土地需求，或者國家的不作為可能招致社會中不特定第三人蒙受立即性之公共 安全、治安上之危害。依循這樣的脈絡下，在華光社區此一個案中，顯見的是
66 Eur. Court HR, Winterstein and Others v. France, no. 27013/07, 17 October 201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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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訴請的強制執行並未如其所言的迫切性，在計畫內容尚不明朗，安置計 畫也並未完善67等前提下，強制執行的介入，可能有違公政公約第 17 條第一項 所言之私人與家庭生活權利保障之內涵。
同時，也由於適足居住資源的分配仍是以國家為主體，因而必然牽涉到國家能 力限制之問題，是故就其可司法性而言，如歐洲人權法院仍採取較為保守之立 場68，認為居住權並非保障人人皆有房可住，是以其重點主要仍在於防禦權之 面相，國家應避免在住宅政策失衡與行政程序存在瑕疵等前提下，貿然、恣意 的動用強制性手段介入拆遷過程，而損及當事人之生存權，甚至導致系統性之 工作、教育、醫療權利等的侵害。
國家公共建設的開發，雖有賴於公有土地的使用，然基於公共利益的土地開發，
仍應遵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不能單單滿足於法條主義上的依法行政，
而導致價值對立之激化；再者，也不應開發上模糊之公共利益界定與實際迫切 社會需求，而致使國家開發行為被詬病為「炒地皮」、「賤賣國土」（林云 2015）。
是故，將受（再）開發過程影響的利害關係人納入開發計畫規劃、審議的決策 過程亦有其重要性存在，其一方面係為避免缺乏實質公共利益的開發計畫得以 遂行，而加重都市機能與環境之負擔；或國家得以恣意在未與居民協商之前提 下，對於租戶、非正式住居居民的恣意驅離。
一、 迫切社會需求原則
居住權作為經濟社會權利的可裁判性，其或是以弱勢生存權與平等受益權等為 核心，如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解釋，即是以稅賦平等、弱勢生存為核心。我國
67 可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 12 頁。
68 Eur. Court HR, Chapman v. the United Kingdom, §9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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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並非是以形式平等為核心，而係為保障人民在 法律上之實質平等地位，是以弱勢保障或可作為正當差別待遇之事由（翁燕菁 2013, 640；釋字 694 號理由書段一）。且如如湯德宗大法官於釋字 694 號部分協 同既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所言「憲法第十五條生存權保障亦包含「生存照顧之平 等對待」（Equal treatment of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是以一旦立法者依其裁量，提供其以為是當之生存照顧時，即需恪遵「平等原 則」，而法院雖仍不能具體形塑「生存權」之內容，惟仍應致力確保生存照顧之 平等對待」。或如現今聯合國人權體系下的公政公約，亦曾以公約第 26 條（普 遍性禁止歧視）確立經社權利的可裁判性，介入經社權利爭議已排除受益權歧 視（湯德宗 2011, 1,3；翁燕菁 2013, 640-641）。
是以華光社區此一非正式住居生成的歷史脈絡，除了是國家早年住宅政策幾幅 不足下的歷史債務，社區的存續同時也是國有土地管理機關長年的管理、監督 不確實所致，因而導致部分公務員非法自行移轉國有財產，也使得大量公有土 地為私人所用、收益，因而形成部分居民的長期居住事實。然而，若回到現今 的個案發展脈絡之下，則多數有能力遷離之居民已搬遷，而留下的且部分居民 也確有法定或實質經濟弱勢之身分，是以管理土地之機關應有能力將弱勢居住 者排除於訴訟過程，或提供部分安置措施，而非讓其自尋出路。
再者，華光社區現址的開發案，在 2011 年報請行政院核定後，欲採取地上權標 售之方式，由得標者開發全區土地。然不論是行政院過去曾提及的金融服務、
數位科技專用區，或者仿照日本六本木經驗下的高級商業城中城等概念之規劃，
都是以經濟利益再生產為前提的規劃構想；且由於中央與地方對於規劃權力與 實際土地開發利益的競爭，確也使得此區域的開發計畫，在北市府 2014 年通過 細部計畫後，仍未通過審議（楊宜靜 2015, 34-35 ）。是以強制驅離手段的使用 作為國家公權力直接介入的象徵，自應受較高密度之審查標準，以避免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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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被恣意使用下，導致當事人人權在都市更新場域不受尊重，甚或有違憲法對 其生存權等相關權利的保障。故在使用權之概念下，居住權利保障的詮釋不應 過分限縮，以產權為界分的居住形式差異，不應成為非正式住居居民被剝奪同 等程序保障之事由。
同時，如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先例69，強制驅離等國家強制力的介入，不僅須 以嚴格、高密度之比例原則審查；並須審酌是否構成「迫切社會需求」，即是 否已存在立即性之土地需求，或者國家的不作為可能招致社會中不特定第三人 蒙受立即性之公共安全、治安上之危險。換言之，即此區域的土地開發對於土 地需用的主張，是否存在對應之充分、實質之公共利益內涵，進而促使法務部 在勝訴後即快速的聲請強制執行，以盡速收回此區域之土地?
問題在於，事實上法務部係未經協商即對居民提起民事訴訟以國土被占用的問 題，不僅有違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 7 號意見書所載之規範，而未能賦予不同居 住形式之居住者同等之司法程序保障；另一方面，則顯見法務部訴請的強制執 行並未如其所言的迫切性，如前文所言之開發計畫進程，法務部乃是在在計畫 內容尚不明朗且安置計畫也並未完善等前提下，而逕行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是以這般粗糙的國家強制力介入下，不僅是對於當事人私人與家庭生活的重大 干擾，也可能是國家有違正當行政程序下，對於當事人人性尊嚴之侵害。
總結來說，強制驅離是以國家公權力為後盾的非常手段，是故其必須以滿足社 會迫切性需求此一前提作為發動之正當性基礎，而社會迫切性需求是否存在，
則有賴於正當行政程序的使用，以闡明都市更新計畫是否具有急迫性，且計畫 內容又是否如開發機關所言具有高度公共利益。是故需針對是否構成迫切性中 的必要性、適當性進行審查，以避免國家片面決定計畫執行進程而傷及其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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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相關人之權益，也才得以避免大規模強制拆遷下對於特定族群、階級身份者 的系統性人權侵害；同時，作為土地開發、規劃主體的國家，應同時尋思適當 之替代方案之提供，而非執著於於因占用者之違法情事在先，而逕行以不符比 例原則之強制拆遷與不當得利追討等方式，以取得國家開發計畫所需用之土地。
二、程序保障與審議式民主
反迫遷運動的生成，是人們對於土地開發、建設抱持不同之看法，反對開發，
可能是基於農業永續發展的立場；可能對於國家開發行為所標榜的公共利益抱 持根本的懷疑；也可能只是對於土地、住居的情感連帶，又或只是對於開發利 益分配的不滿。如果同樣的議題內部都存在如此分歧的立場，那麼當重大公共 政策推行的同時，卻不試圖廣納意見並與利害相關者進行協商，結果便可能導 致對立激化、衝突上升。
而臺灣作為戰後經濟發展導向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國家發展主義 模式的開發痕跡因此處處可見，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的政治官僚模式下，
政策規劃與執行多強調經濟利益、效率等價值，一元式的政策思維下，都市地 景經常被詬病為缺乏美學意識、人文關懷，以及永續發展之考量。而在東亞國 家的城鄉發展脈絡之中，亦可尋得部分共通之處。誠如日前舉辦的東亞迫遷法 庭70所提及的強制驅離個案，多數個案都存在部分程序瑕疵，如濟州島的反對 美國海軍基地開發案中，南韓政府片面決定濟州島海軍基地為國家重點開發計
政策規劃與執行多強調經濟利益、效率等價值，一元式的政策思維下，都市地 景經常被詬病為缺乏美學意識、人文關懷，以及永續發展之考量。而在東亞國 家的城鄉發展脈絡之中，亦可尋得部分共通之處。誠如日前舉辦的東亞迫遷法 庭70所提及的強制驅離個案，多數個案都存在部分程序瑕疵，如濟州島的反對 美國海軍基地開發案中，南韓政府片面決定濟州島海軍基地為國家重點開發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