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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目的（Sandel 2014, 201-206）。
換言之，一個正義的社會所追求的不是特定價值或者秩序，而是讓其公民得以 在此一制度框架下追求其個人目標，是以基本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外，Rawls 的
《正義論》同時也主張規範社會經濟的二項正義原則：維護政治自由的公平價 值，以促進公平的機會平等；以及伸張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差異原則（Rawls 1971）。由於個人機運的不同，有人天生生於富裕家庭，或者同為掌握國家決 策權力社會主流族裔，亦或作為父權結構下的受益者；但也有人位於其相對的 位置上，而因此蒙受此等不平等結構下的不義。
因此，而無論是正義論或者平等主義的出發點，其共同特徵或在於「公平的機 會平等」，亦即試圖透過法律所設置的制度框架，以保障個人擁有平等之機會 尋求自我發展的空間。是以 Rawls 兩個正義原則的概括解釋或在於：首先，所 有人均享有平等之基本自由；其次，社經資源的分配，應以社會上最不利者的 利益最大化為前提。Dworkin 的機運平等觀則認為，基於自然與社會樂透等機 運所造成的實質不平等，應該透過制度對於劣勢者進行補償（顏厥安 2014, 12-14；Sandel 2014, 222）。因此，差異原則的落實與否，則如政治自由的公平價 值一般，取決於社經不平等能否受到有效抑制（陳宜中 2014, 22-23）。
第三節 群體差異下的居住正義
若國家進行開發仍有其正當性，則保障居住正義之積極義務仍應納入考量。故 本節第一小節將自「平等」價值的反思切入，並自承認政治的觀點切入，以證
支持社會福利國原則，除了基本政治權力外同時主張偏好特定經濟、社會權利的公民自由制度，
諸如教育、醫療權利；後者則擁護市場經濟，認為重分配政策同時也是種侵犯個人權利之主張
（Sandel 201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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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家的公行政作為與介入措施必須利基於差異原則的肯認上。第二小節則進 一步探討都市更新過程的程序權保障與參與式民主等概念，除闡明居住權之制 度性保障下，納入都市更新利害相關人參與規劃、實施過程之程序保障的重要 性，並進一步申論現行制度設計如何可能對無產權居住者構成限制，以筆者又 為何進一步提倡涵容式民主之概念，以確立制度得以涵納、補充各方利益正面 衝突，以達成最大程度之利益衡平。
一、差異原則與承認政治
對於非正式住居的居住者而言，居住形式差異的原貌可能不僅只是階級間的剝 削關係，而是社會主流刻意遺忘這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經驗，以及都市少數 與弱勢族群的居住需求。因此，思考差異，或者承認差異存在的目的，並非一 昧訴諸差異群體本身的特殊性，或者因此主張給予特定少數、弱勢群體絕對優 勢之資源與特殊權利，而是只有在認清現今制度環境本身即隱含著結構性不平 等的現象，人們才得以在此基礎之上構築實質平等，或者合乎社會正義的資源 分配或者制度設計。
簡言之，訴諸、肯認差異原則在居住權論述的建構上，其實並非主張弱勢者之 居住權凌駕於財產權，而否定現有國有資產管理之秩序下，追討國有被占用土 地之必要性。而是政策設計、執行必須理解既成制度環境與安排下，對於無實 質產權保障之非正式住居、租戶等身分所設下之限制。華光社區拆遷所揭示的，
是現今司法機制下無產權者即不擁有權利保障的現況，是以其一旦違反既有法 律制度構築之公共秩序，即無須審酌其境遇之歷史背景或者國家過往政策之瑕 疵。
臺灣都市非正式居住部門的出現，是植基於戰後特殊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環境 下的產物，是國家住宅政策長期不健全的歷史債務；也是是國土經營管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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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強度不足，以及集體社會安全制度疏漏下的副產品。是以華光社區強制拆遷 個案所揭示的，不僅是都市發展主義意識型態對於都市發展單一、扁平化的經 濟效益構想；也是國家無法給付弱勢者足夠適足居住環境的同時，卻以不周全 行政程序破遷都市底層居住者的事實。
在當代民主政治之下，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是奠定憲法運作之 基礎，是明確界定以有限政府與人權保障為宗旨的憲政精神。是以國家的存在 乃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法律則是公民防範國家過度擴權的武器，進 而使得人們得以於政治社群中共同生存。因而古典社會契約論主張於當代的意 義，或在於透過國家權力的分化、制衡，以實現人民自由與權利的保障。簡言 之，符合憲政主義框架的憲法，即是以人權保障為核心，並輔以制度設計為配 套的憲法（曾國祥 2004, 37；吳豪人 2012, 10）。對本文而言，問題在於：民主 國家應該如何看待與對待這般多元價值與差異並立的當代社會？
問題在於，當代自由主義傳統之下的公民身份，是以個人權利與自由為基礎，
因而強調公民經驗的普遍性，在此概念之下，個人與群體間的差異是為社會常 態，國家做為一個中立之分配者，因而平等而無差異的對待所有公民。亦即在 自由民主的法治框架下，承認公民皆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並享有同等的政 治權利。（郭秋永 2012, 543-557；蔡英文 2015, 11）。然而，自由主義下的同等對 待（equal treatment）不等同於被平等對待（treated as equal），無差別對待的觀 點，試圖超越差異，為了使所有社會成員享有同等地位，因而採取同等之規則、
標準對待所有人。然而，卻也忽視了個人與群體間的差異本身的政治意涵，如 男性與女性之差異，主流漢人族群與原住民族之差別，不僅是性別或者族群上 的差異，也同時指涉掌握父權結構與多數政權的男性群體與漢人政權（黃長玲 2012, 93-95；陳靜儀 2013, 64；Young 1989,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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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若將平等視為相同（sameness）的觀點，而忽視不同群體在資源取得，
或者權利進用上的差異，不僅無法落實實質的平等，也可能強化、鞏固既有的 不平等社會結構，以及弱化弱勢群體的不利處境。承繼對於以上脈絡的批判性 立場，便是從承認政治觀點出發，由Iris Young 所提出的差異政治理論。其基於 對自由主義傳統之反省與批評，認為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權利擴張無法完備社會 正義與平等的實踐，且社會中既有的弱勢群體所以遭受壓迫、支配一方面是由 於法律上的平等權未能完全涵蓋，另一方面則係由於其文化、生活方式、能力 等方面與支配性的主流價值、法律規範不同，因而無法受到接納而被社會整體 所排除、邊緣化（Young 1989, 250；郭秋永 2012, 543-557）。
是以其在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所欲處理的 部份問題，即在於如何消滅制度性的支配與壓迫，以建立一平等之正義原則。
Young 認為，正義原則的思考需植基於既存的社會脈絡，理解社會差異如何形 成，而這般差異如何形構對於弱勢、少數群體之壓迫、支配關係，並藉由對於 社會結構、制度與社會實踐的批判、反思，進而 突顯社會正義之具體內涵
（Young 1990, 3,15；陳靜儀 2013, 4-7）。
而若自承認差異（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的觀點出發，即在於肯認潛藏於社 會結構中的支配性規範（ruling norms）的存在。不平等其實植基於積極、種族 與性別等身份的界分之上，並透過諸如法律、市場機制所形成的不利條件，進 而形塑對於特定社會群體的壓迫與社會排除（陳靜儀 2013, 10）。因此，即便非 正式住居的居民未必全屬於社會集體定義之下的弱勢，強制驅離與不當得利等 處分仍可能造成其生活之負擔，是故問題在於這般結構性不平等的根源為何，
以及「家」與「公共利益」等價值的考量，應被放在何種程序下被處理、反思 才合乎平等，合乎人們所期待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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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政治的精神在於重新詮釋群體差異，而透過結構性與關係性的觀點詮釋社 會群體與社會差異，進而要求人們正視、肯認不同群體差異，優勢群體必須察 覺到那些可能導致壓迫、支配與排除的蓄意、非蓄意行為，以及主流文化價值、
法律規範的壓制性作用下，對於個人行動可能性的限制（陳靜儀 2013, 70）。因 此，關注結構，也是為了解釋社會不平等的構成與成因，因為不同之社會位置 下，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個人自由，以及物質、資源的享受與取得，從而框限了 人們的發展空間與可能性，雖人們在此結構下的互動行為可能會反過來形塑社 會結構，然此變化之過程緩慢，且在多數情況下，人的自主性受集體行動邏輯 所框限，因而傾向維持現狀，或者鞏固原有社會結構（Young 2006, 30-31；陳靜 儀 2013, 21）。
是以結構性不正義的指稱，便在於批判此一社會結構運作下，特定優勢、特權 群體得以壟斷資源、機會，而另一些人則非自願的處於相對不利之社會位置，
因而限縮其發展之可能性（Young 2006, 32；陳靜儀 2013, 23）。不正義本身是結 構性的，而反映於決策程序、社會分工、文化等層面。決策程序上的不正義，
不僅是「誰有權決策」的問題，而同時關乎「依據何種規則、程序決策」，經濟 層面的支配關係，源自社會規則、慣例等賦予了部份個人擁有更多關於投資、
生產、雇用、薪資等經濟生產條件的決定權，因而複製了原有分配上的不平等 以及剝削（Young 2006, 21-22）。而社會分工作為一種分配，則存在將特定群體 綁定於特定工作、職位的可能性，工作與職業可能受性別、階級所結構化、類 型化。工作機會的提供，可能係以性別為基礎，因而使得女性的升遷可能受阻，
生產、雇用、薪資等經濟生產條件的決定權，因而複製了原有分配上的不平等 以及剝削（Young 2006, 21-22）。而社會分工作為一種分配，則存在將特定群體 綁定於特定工作、職位的可能性，工作與職業可能受性別、階級所結構化、類 型化。工作機會的提供，可能係以性別為基礎，因而使得女性的升遷可能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