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影響回饋處理與回憶的因素
有許多情境或個別差異的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回饋訊息的處理與回憶。其中,
結果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結果出現時,個體會啟動對結果的認知評價,其 中 包 含 新 奇 性 檢 核 ( Novelty Check ) 與 內 在 愉 悅 或 不 愉 悅 檢 核 ( Intrinsic Pleasantness or Unpleasantness Check)。前者會針對結果的新奇或非預期性進行檢 核,一旦結果被視為是非預期(亦即與預期不一致),將會引發驚訝(surprise)
的情緒反應;後者則會針對結果進行內在愉悅程度的評定,並引發正向或負向的 情緒(Scherer, 1984, 1986)。不論是結果與預期之間的一致性(於本研究稱之為 預期一致性),或者是結果本身的內在愉悅程度或好壞程度的評價(本研究簡稱結 果價性),此兩因素都會進一步影響回饋訊息的處理與記憶,影響方式試分別說明 如下。
一、預期一致性因素
預期(expectancy)是指,個體對於特定行為會導致特定結果的估計或知覺可 能性(Bandura, 1977, p.193; Scholl, 1981)。人們會根據過去經驗或先備知識、環 境脈絡的外在訊息、他人告知訊息、或是對他人或團體的刻板印象等訊息,來對 即將發生的行為或結果形成預期(Kunda, 1999)。例如,讀者在閱讀文本時,時 常會根據所閱讀過的文章內容,來對於後續可能發展的結果進行預測與推理(魯 忠義、彭建國、李強,2003)。
然而,一旦出現的結果與自己的預期不一致時,將會影響後續的認知處理。
許多文獻皆指出,非預期訊息會接收到較多的認知處理(Bartholow et al., 2001;
Hamilton & Sherman, 1996),例如,違反預期的行為會引發較多需耗費心力的因 果解釋,相較於預期一致的行為(Hastie, 1984; Sanna & Turley, 1996; Weiner, 1985;
Wong & Weiner, 1981)。
此外,在 Pezzo(2003)所提出的合理化模式(sense-making model)中,更 明確指出(如圖 2-2-1),當結果與預期不一致時,將會引發個體的起始驚訝(initial
surprise),而此起始驚訝會自動地啟動個體的合理化歷程,試圖對結果發生的原 因進行合理化與提出解釋;一旦對結果的合理化成功,將會使得後見之明偏誤
(Hindsight Bias,指個體認為自己能夠預測過去事件的信念,會比他們實際能夠 預測的還多)的可能性增加,進而會降低對於結果的驚訝程度(稱之為結果驚訝,
resultant surprise)。另一方面,若在一開始時,結果與預期是一致的,則自然不會 引發個體的起始驚訝,也因為結果已經相當合理,因此也不會啟動後續的合理化 歷程。
圖 2-2-1 後見之明偏誤的合理化模式(引自 Pezzo, 2003, p.424)
註:HB 為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的縮寫。
結果
結果與預期一致?
無起始驚訝
未啟動合理化模式
無 HB 無結果驚訝 起始驚訝
合理化模式啟動
處理成功?
HB 增加 結果驚訝降低
HB 降低 結果驚訝增加
是 否
否
是
雖然 Pezzo 的合理化模式,是為了解釋後見之明偏誤產生的可能內在機制,
不過,由其理論模式可知,當結果與預期不一致時,會引發個體的驚訝情緒,並 啟動後續的合理化歷程,想要尋找結果發生的可能原因,因而影響了個體對於後 續訊息的處理與搜尋;另一方面,若當結果與預期一致時,則此合理化歷程將不 會產生。換句話說,預期一致性是引發個體是否啟動合理化歷程的重要因素,並 會進一步影響對於後續訊息的認知處理。
然而,進一步檢視 Pezzo(2003)的合理化模式可發現,該模式主要是從純 認知取向的觀點,來解釋人們在經歷結果與預期一致或不一致時,後見之明偏誤 產生的歷程。然若結果本身,為涉及自我相關的結果(self-relevant outcome)時,
是否仍可由純認知取向的合理化模式來加以解釋?是否有其他需要考慮的動機因 素(如防衛性動機)?
是故,Pezzo 與 Pezzo(2007)為了擴展其模式的可解釋性,因此延伸了既有 的理論模式,提出了動機式合理化模式(motivated sense-making model),加入了 動機因素的考量,來解釋當人們在面臨負向自我相關結果時,防衛性動機、印象 整飾動機,如何影響後續的合理化歷程之啟動,進而影響後見之明偏誤的消長。
根據動機式合理化模式的觀點(如圖 2-2-2),其認為當負向自我相關結果發 生時,如果此結果是個體預期中的結果,則將不會啟動合理化歷程,因此亦不會 有後見之明偏誤(HB)的產生。然而,如果此結果是出乎預期的,則個體會透過 動機式合理化歷程,自動尋求結果發生的可能外在原因,以防衛自己需得為負向 結果負責的藉口。一旦此外在原因很容易取得時,則合理化歷程會成功,因此會 有較多的 HB 產生;反之,一旦個體很難找到可以解釋結果發生的外在原因時,
將會改以尋求結果發生的可能內在原因。此時,如果可能的內在原因是可以加以 避免或逃避時,則個體為了保護自己,將會啟動防衛處理,避免內在原因,或將 內在原因視為是隨機因素造成的,如此將會使個體不需對結果負責,因此 HB 將 會降低。然而,如果內在原因很明顯,或無法避免時,則防衛性動機將無法忽略
這些可能的內在原因,再加上如果個體不需要在他人面前維持良好的印象(印象 整飾),則個體將會藉由接受結果的責任,來合理化此負向結果,因而有 HB 的產 生;若個體無法忽略結果的內在原因,又得在他人面前展現好的印象,則此時人 們會透過說謊的方式,來強調自己不清楚結果發生的原因,則自然不會有 HB 的 產生。
圖 2-2-2 後見之明偏誤的動機式合理化模式(引自 Pezzo & Pezzo, 2007, p.156)
註:HB 為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的縮寫。
動機式合理化 尋找外在原因
容易產生? HB 負向自我相關結果
預期結果? 不需合理化 無 HB(正確)
無 HB(防衛處理)
無法否認的 內在原因?
HB(接受責任)
有關 印象整飾?
無 HB(說謊)
偏誤確實 發生,但...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相較於純認知取向的合理化模式(Pezzo, 2003),動機式合理化模式不僅加入 了負向自我相關結果的情境,也同時考量了動機因素(防衛性動機)的影響力,
將可有效增加模式對於後見之明偏誤發生的解釋力。然而,可惜的是,Pezzo 等 人並未提供動機式合理化模式的實徵證據,因此難以檢驗此模式的可解釋性。
綜上所述,不論是合理化模式(Pezzo, 2003)或動機式合理化模式(Pezzo &
Pezzo, 2007),皆明確指出預期一致性是個體啟動合理化歷程的一個重要因素。當 結果與預期不一致時,會引發個體的驚訝情緒,進而啟動合理化歷程,試圖針對 結果來進行合理化,以找出結果會發生的可能原因。
那麼,人們究竟會尋找什麼樣的原因,來有效地合理化結果的發生?應該會 受到結果本身來決定,一旦最後結果是好的,自然個體將會從正向回饋中,來得 知自己為何會得到此好結果的原因;反之,當最後為壞結果時,個體則應該會從 負向回饋中,來了解自己表現不佳的可能原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誠如 Pezzo 與 Pezzo(2007)所提出之動機式合理化模 式,當結果涉及負向自我相關的情境時,將可能會受到其他動機因素的影響(如 自我保護的防衛性動機),進而影響了對於訊息的後續處理。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試圖想探討,在個體對於回饋處理的過程中,是否會 受到預期一致性因素的影響,使人們從不同價性的回饋中,來尋找結果發生的原 因?與 Pezzo(2003)、Pezzo 與 Pezzo(2007)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1)合理化 模式所關心的現象是,合理化歷程如何對後見之明偏誤產生影響;然而,本研究 所關心的是,預期一致性所引發的尋找原因之歷程,是否會對後續回饋訊息的處 理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回憶。(2)此外,動機式合理化模式僅探討在負向自我相 關結果情境下,如何影響後續合理化歷程的發生,卻未提及正向結果情境下的可 能影響方式;於本研究,將會同時探討,在正向與負向自我相關結果(本研究稱 之為結果價性因素)的情境下,預期一致性因素如何對後續回饋訊息的處理產生 影響。其下,將進一步針對結果價性因素來進行說明。
二、結果價性因素
在涉及自我相關結果的情境下,除了預期一致性因素之外,結果本身是好結 果或壞結果(簡稱結果價性),也是影響人們是否願意去處理回饋的重要因素。
自我肯定理論(Steele, 1988)指出,自我系統的目標是要保護自我完整性,
亦即希望被認為是聰明、理性、健康的,一旦有訊息威脅到自我完整性,將會啟 動自我防衛,以保護自己。故此,一旦出現自我相關的壞結果或事件時,將會活 化個體的負向自我概念,並對自我產生威脅,進而增加了自我保護或提升自尊的 動機(Beauregard & Dunning, 1998; Steele, 1988)。此論點,已在許多研究中獲得 證實(Campbell & Sedikides, 1999; Steele, 1988; Tesser, 1988),當個體自我受到威 脅時,人們將會參與自尊修復(self-esteem restoring)的活動。另一方面,如果出 現的是與自我相關的好結果或事件時,則會活化正向自我概念,進而支撐自我,
肯定自我意象,降低保護或提升自尊的需求,並減少對於威脅訊息的防衛反應
(Steele, 1988)。此自我肯定的論點,在認知失調(Steele & Liu, 1983)、刻板印 象(Fein & Spencer, 1997)、反覆思考的想法(Koole, Smeets, van Knippenberg, &
Dijksterhuis, 1999)、對威脅健康訊息的偏誤處理(Harris & Napper, 2005)等領域,
得到證實。
在實徵證據上,Schwinghammer、Stapel 與 Blanton(2006)進行了一項研究
(實驗二),透過給予參與者某份測驗的虛假正向結果分數,來活化個體的正向自 我概念,有效地避免了社會比較威脅訊息的防衛處理。在研究程序上,首先,先 讓參與者進行社會技巧測驗,請參與者針對 12 個句子的描述,進行符合程度的評
(實驗二),透過給予參與者某份測驗的虛假正向結果分數,來活化個體的正向自 我概念,有效地避免了社會比較威脅訊息的防衛處理。在研究程序上,首先,先 讓參與者進行社會技巧測驗,請參與者針對 12 個句子的描述,進行符合程度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