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整第一、第二節的文獻探討，憂鬱情緒、求助態度、求助污名化與性別是 影響與區分當事人是否付諸行動求助的重要變項，以下則依序整理這四個變項與 求助行為的關連性。
一、憂鬱情緒與求助行為
（一）大學生憂鬱情緒的盛行率與特徵
就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大學時期是介於青少年晚期至青年初期的過渡時期，
對由高中踏入大學的大學生來說，除了要面對不同於以往更多元、要求自主的學 習環境，人際關係也更加複雜之外，同時，也被期待要決定未來的生涯方向，其 壓力不可謂不大，而其適應問題也很容易反應在憂鬱情緒上（王嘉琪，2010；張 雍琳，2000；劉鎔毓，2003；謝琇玲，1998；Hunt & Eisenberg, 2010）。
憂鬱是一個涵括多面向的名詞，張春興（2006）認為憂鬱是悲傷、頹喪、消 沈等多種不愉快情緒綜合而成的心理狀態，且憂鬱為多數精神疾病的共同特徵。
Nurcombe（1994）以 6 種不同的向度來解釋憂鬱：（一）憂鬱是一種暫時的感受
（affect）；（二）憂鬱為持續一段時間的情緒（mood）；（三）憂鬱是與真實或象 徵性的失落有關的情節（complex），此情結乃由存在於意識或潛意識之中的意念 或情感交織而成；（四）憂鬱作為症候群（syndrome）之意時，指的是一組以憂 鬱情緒為主，同時伴隨的症狀（symptoms）或徵兆（signs）；（五）憂鬱作為異 常（disorder）之時，指的是一類憂鬱症候群，此類型與其他類型是截然不同的；
（六）憂鬱作為一種假設性疾病（hypothetical disease）時，意指此種憂鬱症與特 定的遺傳、生理病理或結構上的異常有關（引自許文耀，2001）。也就是說，憂 鬱一詞具有多重意義，它可能是暫時的情緒狀態，也可能是一組症候群，或是一 種疾病。
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IV-TR，孔繁鍾譯，
2007）中，對憂鬱症的診斷是最常被應用的。依據 DSM-IV-TR 的定義，常見的
憂鬱症主要包括重鬱症及輕鬱症，其症狀包含：憂鬱心情、失去興趣或樂趣、胃
吳元蓉
總括來看，台灣大學生的憂鬱情形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憂鬱情緒常常 是當事人承受壓力、困難、挫折或人格因素等的混和結果，本研究的目的並不在 於探討憂鬱或憂鬱情緒的成因，而是瞭解為何他們使用或不使用心理諮商資源。
（二）憂鬱情緒與求助行為關連性的研究
憂鬱情形愈嚴重，是傾向求助心理諮商專業抑或是相反？在以求助態度為依 變項的研究中，多數研究結果支持心理困擾與求助態度呈正相關，也就是心理困 擾愈嚴重，求助態度愈正向。黃盛蘭（1998）的研究結果指出，高中學生的行為 困擾問題與求助態度呈正相關，但相關數值偏低。藍菊梅等人（2006）以護理人 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有憂鬱傾向者，其承認輔導的必要程度較高。
Kuo 等人（2006）指出，愈覺得有壓力的大學生，對求助態度持較正向看法。
在以求助意圖為依變項的研究中，Deane 與 Chamberlain（1994）的研究結 果指出：心理困擾程度會影響大學生求助的可能性。Cramer（1999）指出：心理 困擾對求助意圖有直接的影響關係，心理困擾程度愈高，求助意圖愈高；社會支 持網絡及傾向隱藏自己問題等變項，並不會直接影響求助意圖，而是對心理困擾 程度有直接的影響關係，也就是社會支持網絡受損、隱藏自己的問題者，心理困 擾程度愈高。簡言之，心理困擾程度愈高，求助意圖也愈高。
以求助行為為依變項的研究，多同時蒐集已求助與未求助者的資料，並比較 兩者在心理困擾程度或其他變項上的表現是否有差異存在。O’Neil 等人（1984）
指出，憂鬱嚴重度是預測是否會使用醫療資源的最重要指標。Rickwood 與 Braithwaite（1994）同時由人口變項、人格及社會網絡三個角度來探討求助，研 究結果顯示：心理困擾與性別變項，比社會網絡及人格變項更可以預測求助，心 理困擾愈高者與女性較傾向實際求助，其中有七成以上的人曾求助（包含向心理 專業與非心理專業者求助），七成中又有二成左右的人會向心理專業求助。Roness 等人（2005）針對挪威民眾進行普查，結果發現：13％的憂鬱症患者與 25％的 焦慮症患者曾求助。Judd 等人（2006）以鄉村居民為受試，研究結果顯示，曾
求助者有心理困擾程度愈高、較不會壓抑情緒，情緒的表達較自由等特徵。
Hepworth 與 Paxton（2007）的結果顯示：症狀加重與心理困擾增加是促使飲食 障礙病人求助的最主要原因。張虹雯與陳金燕（2010）以已進入求助者為受訪對 象，研究結果指出，「問題影響加劇」及「強烈的情緒經驗」是主要趨使受試者 求助的重要因子，「決心面對問題」及「問題影響加劇」則是催促受訪者向專業 求助的決定關鍵點。
綜上所述，多數的研究結果支持憂鬱或心理困擾程度愈高，當事人的求助態 度愈傾向正向、求助意圖也愈高、實際求助的可能性也較高。但上述結果與第一 章陳述的吳元蓉（2005）、吳政航（2006）、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等人的研究 中，反應台灣憂鬱大學生求助心理專業的比例偏低（2.3％）卻是有落差的，是 否對台灣的大學生來說，有其他阻礙或影響其決定不求助的因子，因而造成較歐 美資料中更偏低的求助率。故本研究除了探討促發因素（例：憂鬱情緒變項）對 求助行為的影響之外，也同時探討阻礙因素（例：求助污名化變項）對求助行為 的影響。
二、求助態度與求助行為
（一）求助態度
態度的定義為何？Fishbein 與 Ajzen（1967）認為態度是指個人對某一種行 為的評價或情感本質。李美枝（1979）認為所謂「態度」是指個人對一特定對象 所持有的一種評價感覺，包括有認知、情感與意向的成分，態度是一種內在的行 為傾向，因此，態度也可以說是影響行為的一個因素。張春興（2006）則認為態 度是指個人對人、事、周遭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或一致性的傾向。綜言 之，態度是個人對人、事、物的一致或較持久的看法或評價。
過去有關求助主題的相關研究中，主要以求助態度做為依變項，研究對象多 為大學生，研究的目的則放在了解影響當事人求助態度的因子，進而希望藉由減
Fischer & Turner ,1970；Kim & Omizo , 2003；Manthei , 2006；Shea & Yeh, 2008）。
但是態度可能完全解釋或預測行為嗎？
社會心理學者早期在探討態度與行為的關連性時，多將態度等同於行為，也 就是態度可以解釋或預測行為表現，但有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態度並不足以完全 解釋或預測行為，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也同樣會影響行為是否發生。Triandis（1971）
甚至指出在影響行為的四個因素（態度、社會規範、習慣、對行為結果的預期）
中，態度對行為的預測力最低（引自徐宗國，1996，頁 125）。
再者，Fischer 與 Farina（1995）在重新修訂被廣泛使用的求助態度量表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時，特別強調無論是 舊版的求助態度量表或新版的求助態度量表-短式（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Shortened Form），其測量結果都不應被直接等同 於實際的求助行為，兩位研究者強調求助態度與後續求助行為間的關連性是不清 楚且不明確的，求助態度只是整個求助歷程中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兩位作 者並建議，應系統化檢視在不同的情境下求助態度如何影響行為。
總括來說，求助態度反應了當事人對心理諮商是不是可以做為解決其困擾的 策略之整體性看法與評價，但求助態度不是決定求助行為的唯一因子，也不足以 完全解釋或預測行為。因此，同時涵蓋其他變項以探討求助行為是否發生的確有 其重要性。
（二）求助態度的測量
Fischer 和 Turner（1970）所編製的「求助態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以下簡稱 ATSPPH），是 1970 至 2000 年間，國 內外研究測量求助態度的最重要研究工具（林幸台，1979；郭國禎，1986；陳淑 娟，2000；Deane & Todd, 1996；Tata & Leong, 1994；Vogel & Wester, 2003）。
ATSPPH 最初的編製動機是想找出求助與非求助者在態度及人格上的差異，以有 效區分兩者。
ATSPPH 包含四個分量表：（一）心理諮商的必要性（recognition of need for psychotherapeutic help）（二）容忍污名的程度（stigma tolerance）（三）人際間開 放的程度（interpersonal openness）（四）信任心理諮商人員的程度（confidence in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共包含 29 題，量表採 Likert 式四點量表，總分得分 愈高者表示求助態度愈正向。Fischer 和 Turner 分別以兩群不同樣本進行總量表 之內部一致性考驗，結果分別為0.86（N＝212）、0.83（N＝406），分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依序為0.67、0.70、0.62、0.74。Fischer 和 Turner 針對 5 個不同群 體的學生分別間隔5 天、2 週、4 週、6 週及兩個月再次進行量表的施測，其再 次信度介於0.73 至 0.89 間。在有關四個分量表間的關連性考驗部分，除了「心 理諮商的必要性」與「信任心理諮商人員的程度」的相關較高（0.58）之 外，其餘分量表兩兩相關值皆偏低，介於0.25 到 0.35 間。因此，Fischer 和 Turner 宣稱這四個分量表是相互獨立的。
雖然Fischer 與 Turner 最初編製 ATSPPH 的動機之一，是區分求助與未求助 者在人格上的差異。但最後Fischer 與 Turner（1970）表示：受試在 ATSPPH 的 得分是可能會改變的，其對求助的態度也可能會由負向轉為正向，或由正向轉為 負向，換言之，ATSPPH 測量的是可能轉變的態度，而不是較穩定的人格特質。
Fischer 與 Turner（1970）的研究結果也指出：ATSPPH 可有效區分曾使用治 療資源及未使用者，曾使用過治療資源者，求助態度較未使用過者正向與積極，
且兩位研究者指出：承諾心理諮商的必要性及信任心理輔導人員的態度，比容忍 污名及人際間開放的程度具有更直接及重要的影響。再者，由其分量表來看，
ATSPPH 測量的是一個複合的概念，不僅包含對以心理諮商解決其困擾的態度或
ATSPPH 測量的是一個複合的概念，不僅包含對以心理諮商解決其困擾的態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