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的性別主體構成

第二節 後結構的性別主體構成

本節首先闡述後結構女性主義理論家如何運用後結構重要理論概念於詮釋 分析女性主體之構成；接下來敘述學者 Youdell 探究主體展現論述能動性

（discursive agency），意義重塑（resignification）與主體重鑄（reinscription）等 理論概念的內涵。

壹、後結構女性主義看性別主體構成

女性主義後結構理論關注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與我們透過論述體制

（discourse regimes）成為性別化主體（gender subject）的過程。因為這樣一來，

可中斷性別與性取向被理解為透過語言結構、社會結構、認知或生理等面向不可 避免的結果之理論架構（Gannon & Davies, 2007：82）。其反對分派女人經驗給 所謂「女人特性的根本本質，一包含於身體及展現在文化中的本質」，或者普遍 化女性經驗的本質主義（Gannon & Davies, 2007：82）

因此，如上一節所述，後結構女性主義拒絕傳統基進與自由女性主義，也拒 絕定義權力為掌握在由某些團體或個人控制的階層或機構的理論架構。對於後結 構女性主義來說，問題變為能動性與可供我們行動的機會潛藏何處；這種能動性 並不從論述的構成與自我管理來假設自由，而毋寧在於認出建構是歷史特定的

（constitution as historically specific），是透過特別的真理遊戲社會控制規範的

（socially regulated through particular games of truth），因此能將其問題化並改變之

（Gannon & Davies, 2007：82）。

主體（subject）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這些詞語對後結構主義理論而言具 中心重要性（白曉虹譯，1994；周易正等人譯，2004：59）。它們標誌著與那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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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方哲學和政治社會組織中心的個人人道主義概念的關鍵性決裂。「主體性」

用於指涉人的意識及潛意識的思想與情感，她對自身的感知，以及她由以了解她 與世界關係的方式（白曉紅譯，1994：38）。

為主體去中心（de-centering）並廢除對本質主體性的信仰，其政治意義在於 它將主體性向改變開放，使我們的主體性成為我們於其中生活的社會與文化產物

（白曉紅譯，1994：39）。後結構女性主義者認為身份認同在人生歷程中可戲劇 化地劇烈變動，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我是誰」的這個想法會產生極大轉變，後 結構女性主義者促使我們注意到一個人可以多種面貌來呈現，鼓勵我們視自己為 多種身份的綜合體（周易正等人譯，2004：60）。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認為主體 性的形式乃為歷史性地被生產，並在那構成它們的廣泛論述領域裡不斷改變著。

其更進一步堅稱，個人始終是相互衝突的主體性形式場域。當我們習得語言之 時，我們學習將聲音－意義－給予我們的經驗，並依據思考的特定方式、依據那 在我們進入語言之前便存在的特定論述，來理解我們的經驗（白曉紅譯，1994：

39）。

這些思考與理解方式構成了我們的意識，而我們由以認同的位置則結構了我 們對自身的感知、我們的主體性。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理論暗指著，經驗不具 有固有的本質意義。它可以經由一系列意義的論述系統而在語言中被賦予意義，

而這些意義的論述系統經常相互矛盾，並組成關於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的 相互衝突敘述，這些相互衝突敘述乃為相互衝突的利益服務。這些論述的範圍和 它們在社會機構與實踐中的物質支持，對社會權力形式的維繫與爭鬥是必要的，

因為社會實在除非在語言之內，否則不具有意義（白曉紅譯，1994：39-40）。

個人既是一系列主體性的可能形式場域，亦是在任何思考與言說的特定時刻 之主體，受制於一特定論述的意義系統，並被迫依其行動。語言由其得以明示、

言說由以行動、思想或書寫由以產生的主體位置，對語言結構和由其延伸的、它 所組成的意識主體性的結構而言是必要的。語言和它所提供的一系列主體位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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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於歷史的特定論述中，這些論述固存於社會機制與實踐裡，並能夠在論述 領域裡被分析性地組織（白曉紅譯，1994：40）。

貳、論述意義重塑與重鑄

如上所述，後結構女性主義理論家使用後結構理論有關主體、論述、權力等 概念，致力找出可著力改變性別不平等的方式。Youdell（2004, 2005, 2006a, 2006b）

以 Foucault 對權力、論述與主體化的理解為基礎，以及 Butler 的操演建構主體理 論，在多篇文章中探索意義重塑（resignificance）政治的提議。

Foucault 對於從論述裡產生的生產性權力（productive power）的理解，提供 一離開鑲嵌在社會結構裡的壓迫分析之機會。Foucault 對於權力的看法，接受 Nietzsche 對權力的定義，即權力關係是眾多抽象「力」的關係（黃煜文，2000）， Foucault 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談及他對「權力」（power）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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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關係中。權力無所不在，不是說它包容萬物，而是說它來自各 方。……；權力不是一個機構，不是一種結構，也不是我們具有的某種 力量；它是人們給特定社會中一種複雜的戰略形勢所起的名字（沈力、

謝石譯，1990：83-84）。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到「權力」不是一個具體之物，是一個在任意兩點 間發生的抽象之力。無數的點就產生無數的力的交互關係，也就是權力關係（黃 煜文，2000）。

Foucault 沿著此種對權力的思考，得出了多項定理：（1）首先是權力不可能 為人們所獲取或把持、分享；（2）各類權力關係並非處於其它各類關係（經濟過 程、知識關係、性關係）之外，而是存在於這種關係之中，它們是種種關係之中 發生的分裂、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後果。反過來說，它們是造成這些差別的內 在條件。（3）權力來自下面，從權力關係根源上說，也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 間不存在全面徹底的二元對立。二元對立切不可作為普遍模式，相反的，人們必 須認識到那些形成並作用於各生產組織、家庭、具體集團和機構的多重力量關 係，是造成瀰漫於整個社會機體的分裂的廣泛影響基礎。（4）權力關係既是有意 識的，又是非主觀的。任何權力的運用都有一系列目標和目的，但這並不意味著 它是由哪個個人的主觀意識來選擇或決定。（5）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阻力，這 個阻力在權力問題上從來沒有處於局外位置。權力關係的存在依賴多方的阻力，

在權力關係中，它們充當對手、攻擊的目標、支撐物或把柄的角色。這些阻力在 權力網絡中到處存在。它們在權力所有關係中是獨特的，它們是權力不可缺少的 對立面。因而，阻力的那些點、結、焦點以及各種密度分佈於時間與空間，不時 以一種明確的方式鼓動群體或個人，激發身體的某些部位，生命的某些時刻，行 為的某種類型（沈力、謝石譯，1990）。

如果從這樣的權力觀來思考屈從的主體，以及權力與知識、論述的關係，就 可以理解屈從的主體，雖被型塑與限制，但並未被決定（determined）；因為透過 論述實踐的生產性權力，透過經緯橫錯的多重、不穩定的權力關係，可被知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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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知曉的「世界」與「自我」便可被開啟（Youdell, 2004）。

Butler「論述操演」理論的基礎為 Foucault 的論述、主體與權力概念，在論 述操演中，「操演發揮功效以便生產其所宣稱的」（performative functions to produce that which it declares）。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出現來描述「先於存在」主 體的論述實踐被證實是生產性的。根據 Butler 的說法，此種操演是引證（cite）

的，它們引用了先前的論述實踐。它們被史實性浸透，它們的意義是沈積的。它 們模稜兩可，它們曖昧不清，它們的意義是「非必然的」（non-necessary）。它們 視「失靈」（misfire）而定，它們能產生未預期、不該有的效果（Youdell, 2004, 2005, 2006a）。

Butler 另借用 Bourdieu 社會習性（habitus）的概念建構她的身體操演理論。

社會習性是「身體實踐」（the bodily hexis），社會習性的身體與社會關係密不可 分，身體是社會的內化，社會是外化的身體；身體再製與鞏固既定的社會關係，

社會則建構身體的習性，通過日積月累的日常生活規律性之熟悉、耳濡目染、各 種能力與實踐的學習與累積，形成對所在社會場域的熟練感（the sense of the field）和實踐感（the practical sense）（吳秀瑾，2000），身體活動是儀式及習俗 的構成。Butler 指出社會習性可被視為「在身體層面存在與相信的引用鍊」（a citational chain lived and believed at the level of the body ），是一種「無言的操 演」，一種對於可能的操演「力量」與「限制」的未言明認知。

Butler 也使用 Althusser 召喚的概念，指出被召喚－命名－是可被辨識為主體 的前提。思考 Althusser 屈從的概念與 Foucault 的主體化理解，Butler 指出這樣的 命名也許是傷害性的，會使人受傷、受損，但這樣一來也同時建構可辨識之主體

（Youdell, 2004）。

被如此命名的主體也擁有能命名他者的能力－他/她有 Butler 所說的「語言 能動性」或是「論述能動性」。後者的概念讓我們可考慮非語言（non-linguistic）

論述實踐的範圍，如再現、非語言的表達或操演的慣性（Youde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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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論述能動性有這樣的理解，操演地構成主體保持專注，且能透過論述實踐 的部署來理解，惟這論述部署的功效從未確定。Butler 指出，這樣的主體可透過 操演重塑意義政治來積極反抗。藉著結合失靈（misfire）與論述能動性兩個概念，

Butler 保存介入論述意義與合法性的脈絡政治可能性（Youdell, 2004）。

語言具有非平常的意義，在先前其所不屬於的脈絡中運作的可能性，正 是操演的政治承諾，一個將操演放置於霸權政治的中心，一個提供解構 思想的未預期政治未來（引自 Youdell, 2004, p. 481）。

Youdell（2004）所使用的理論架構指出認同範疇，包括性別與性，建構主 體。這些範疇名稱對於沒有這些範疇命名就不可辨識的主體之操演召喚很重要。

如被叫「男同志」（fag）就是被同時召喚成一主體，與一特別（但模稜兩可、曖 昧不明）的主體。這樣的命名參與無可避免銘刻階層雙元關係（hierarchical binary relations）的引用鍊。這些引用鍊不止建構被命名的主體，它們也建構二分體制

如被叫「男同志」（fag）就是被同時召喚成一主體，與一特別（但模稜兩可、曖 昧不明）的主體。這樣的命名參與無可避免銘刻階層雙元關係（hierarchical binary relations）的引用鍊。這些引用鍊不止建構被命名的主體，它們也建構二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