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主體觀點之流變

第一節 性別主體觀點之流變

本節先針對「主體」概念在西方理論中浮現的始末做一歷史性的回顧探討；

其次聚焦於後結構性別主體構成的概念。

壹、「主體」概念的浮現

什麼是「主體」？「主體」的概念在過去理論中如何浮現？

譚國根（2000：2）指出 19 世紀影響最鉅的理論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 析學說。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經濟和文化作出一個宏觀的論述，以階級關係和經 濟價值的產生作為基礎，論斷社會發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宏觀論述中，有 一個很關鍵性的設定，認為人並沒有永恆的「人性」，所有的衹是反映階級關係 的「階級屬性」。這套觀念開創了論述「主體意識」（又稱「主體性」）的「社會 建構」（social constructivism）。但由於沒有對「主體意識」的心理成份和機制作 出微觀的考察，古典馬克思主義對主體的論述祇是宏觀地假設「主體意識」是單 一和統一的，因而可以與所屬階級的物質基礎銜接。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提出 心理分析學說，指出心理形成的結構，這才對「主體意識」的內在多重性和矛盾 作出微觀的分析。

古典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對「主體意識」的論述，一者強調 外在因素，一者注重內在結構，成為二十世紀哲學、社會學和文化辯論的兩個方 向。另一方面，二十年代在社會主義文化圈裏備受批判的形式主義（Formalism）

卻在歐陸的非社會主義文化圈裏得到相當的發展。形式主義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理論，就是以形式去說明內容的可能性和內容是怎樣產生的。這個理論強調對形 式加以技術的分析，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同樣地注重微觀的考察（譚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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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

微觀考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對技術分析的重視。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

歐陸和北美所出現的社會情況已非古典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是有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的對抗。新的情況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出現和中產階級的產生。

社會學的興起就是在這種微觀考察的背景中出現，其研究指出了古典馬克思主義 描述以外的社會新發展。這種新的情況帶來了文化發展的新形式，亦即大眾文化 的出現，和伴隨而來的強大意識形態對社會個別成員的影響。這些情況都是古典 馬克思主義沒有能夠全面顧及的。三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以 Theodor Adorno 為首，提出了對意識形態的研究，並且引入認知邏輯學，分析意 識形態與「主體意識」的關係。在他的理論裡，另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就是引入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以解釋「主體」的形成如何受制於意識形態（譚國根，

2000：3）。

法蘭克福學派的出現，使得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發展，由對經濟與階級關係 的研究轉移到對文化的研究，並以微觀的技術分析考察主體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如 何形成心理結構（psyche）。這個研究方向對後來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例如 Herbert Marcuse，產生了啟發的作用。其以弗洛伊德的性慾心理觀念解釋文化的 壓抑，並探討「主體意識」與抗拒理論（resistance）的關係（譚國根，2000：3-4）。

另一「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員 Althusser 同樣提出對意識形態的技術性 分析，且細緻地指出意識形態如何以各種機制和模式對「主體」產生作用。因為 法蘭克福學派以至「新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深切關注，使得對「主體」的 探討成了研究「個人」（individual）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從而強調心理層次在「主 體意識」的作用（譚國根，2000：3-4）。

從古典馬克思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單是重新評估「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和「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的關係，否定「下層結構」對

「上層結構」的決定論，還從心理分析入手，肯定人做為主體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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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這種「主動性」（抑或譯作「能動性」）或以「抗拒」的形式出現，

抗衡文化與意識型態對「主體」的壓抑和塑造（譚國根，2000：4）。

另一方面，語言學家 Saussure 將符號學的概念應用到語言結構的分析。他的 理論開創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將個別語言行為置於系統之內，以意符

（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的關係說明個別語言行為的意義產生於系統的結 構之內。這個理論指出了「意義產生」（signification）的兩面性：（1）語言系統 內的結構是一個意義系統，並且賦予個別語言行為具體的意義，因而某個語言系 統內的每一個使用者，均會受到這個系統的結構所影響而產生個別語言行為；（2）

由於把語言系統的結構視之為意義系統（signification system），因而使得語言學 的研究與意義系統的研究連接起來，開創了以語言為基礎的符號學研究（譚國 根，2000）。Saussure 的理論從某方面來說，重新界定人與語言的關係，調整過 去人單向塑造語言的說法，肯定語言有限制人思維方式的能力（黃煜文，2000）。

Saussure 的理論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如上所 述，其指出了語言對思想建構所起的作用，其次是語言系統作為符號（sign）系 統，那麼系統中的個別元素作為個別符號看待時，其意義就不存在於其本身，而 存在於系統之中，這兩方面的影響把語言的研究帶進對意義系統的探討，並開創 了論述研究。

無論從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角度看，論述研究和意義系統的研究均指 向語言的塑造性。語言不單單塑造主體，還可以塑造主體對自身或外物的認知。

所謂外界事物的存在，只是認知邏輯的推斷，其內容或形式只能透過語言呈現於 主體的認知之中。沒有語言，就沒有認知，也不構成主體意識（譚國根，2000：

5）。

Saussure 的 理 論 指 出 語 言 系 統 中 個 別 符 號 元 素 的 意 義 是 隨 意 的

（arbitrariness），因而並不存有絕對的意義，也不構成與外物的對應關係。這個 觀點確立了主體認知中的「非本質主義」（non-essentialism）。「非本質主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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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外物無本質，而是指主體認知是以語言為基礎去塑造外物，因而主體意識 中的外物並不一定含有外物自身的本質（譚國根，2000：5）。

「非本質主義」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根據。「非本質主義」引 出了對語言塑造性的另一個新的探討方向。這個方向的探討以 Michel Foucault 和 Jacques Derrida 的理論最具啟發性。Foucault 指出語言對主體的塑造是透過某 些社會機制（或譯作社會建制）（social institution）而達成的。社會機制可理解 為一群由不同社會關係連結起來的社會位置，從而展現為一社會角色；或看成是 社會中任何進行社會化之機構或體制，如教育、政府、家庭、經濟系統或宗教。

Foucault 把語言與社會機制連結起來，看到語言與權力（power）的關係（譚國 根，2000：6）。權力生產知識，並不是因為知識服務或鼓動權力，或是因為知識 有用才使用它，權力與知識兩者其實彼此蘊含，沒有知識領域相關的建構就沒有 權力關係，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與構成權力（蔡采秀譯，1998）。

語言透過社會機制成為權力對主體的塑造工具，是為論述（discourse）（譚 國根，2000：6）。黃煜文（2000）指出論述是人類以一件事物為中心所進行的各 種談論，它可能嚴謹到形成一門學科，討論者必須謹守學科規範、回應學科問題，

但也可能相當閒散，只是一般的日常言談。雖然論述的定義具有這樣的伸縮性，

但它並不是漫無邊際，內部也並非沒有組織。Foucault 將論述定義為「陳述群（the group of statements），這個陳述群屬於單一的構成系統（ a single system of formation）」（引自黃煜文，2000）。意即論述即便是以日常言談出現，它還是有 一個論題為中心的（黃煜文，2000）。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對主體、論述、知識、

權力的理論與概念被大量運用於性別和後殖民理論建構中。

貳、後結構理論對性別主體構成之觀點

由於後結構主義認為語言塑造了主體，因此其對主體構成的看法與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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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主義者（humanist essentialist）恰恰相反（Gannon & Davies, 2007）。人道 主義論述預設了在個人心中的一種本質，它是獨特的、固定並聯貫的，且這個本 質使她/他成為她/他所是（is）的那個人。這個本質的性質在人道主義論述的不 同形式之間有所差異。它可以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統一、理性的意識，可以是 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論述之中的女性本質，或可以是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焦點

－被資本主義制度異化了的真正人性。但後結構主義預設了一種主體性，它是不 穩定的、矛盾的、一直在過程中的，每一次我們思考或言說它便不斷的在論述中 重構（白曉紅譯，1994：38）。

使用後結構理論概念的性別研究者指出，性別觀念中有很大部份的因素來自 文化的成規（stereotyping），而這些成規都是語言認知所虛構的。這方面的研究 把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與語言的關係展示出來，指出心理結構中「自我」（ego）

的形成與語言的塑造有莫大的關係。拉康（Lacan）重新以語言的結構解釋「無 意識」的形成，其說：「無意識的結構就像語言結構。」（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意思是指無意識本來是空洞的，因為其結構就像意符與意旨之 間的連接關係，並非是必然的，而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拉康並認為主體即無意 識，且既然無意識只有結構，而內容是意符的象徵關係，所以主體本來就是「空 白」的（譚國根，2000：19）。

女性主義者如 Julia Kristeva 和 Nancy Chodorow 便根據這個論點，發展出她 們的理論，指出性別觀念「無本質」，而只是意義系統或文化的產物（譚國根，

2000：6）。在這樣的理論脈絡下，後結構理論觀點認為性別並非穩定不變的個體 屬性，而是持續且臨時的論述實踐效果，例如「女人」只是透過大量人工裝飾，

包括化妝品、髮型、服飾，甚至吃飯習慣、與他人的交談姿勢、言語使用等等，

包括化妝品、髮型、服飾，甚至吃飯習慣、與他人的交談姿勢、言語使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