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搬遷過程看到國家對公有市場的治理

（一）攤商經驗中的「國家」及其治理的斷裂

擁有極大權力的國家看似難以觸及，但在建國市場的攤商和居民的經驗 中，卻是化作一個個具體的人事物。無論是與攤商做第一線接觸的市府人員、

常駐於市場二樓並負責傳達政令的市場管理室，或是游走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的 地方議員，甚至是依法成立的自治會，都代言了國家的一部分、拖曳著國家的 影子。他們是攤商和居民日常打交道的對象，也是國家將權力施展至其治理對 象身上的渠道。

不僅是攤商與居民的經驗如此，在國家實際的運作中也處處存在著破碎和 不連貫的特質。從王振寰（1993）針對國家機器的闡述，以及 Gupta（2012）

對印度政府的多層級、破碎化官僚系統的研究中，可以知道國家並不總是依照 著中心意旨運作的完整團塊。其內部不同層級的組織和制度，可能會互相矛 盾、疏離、而無法整合。在建國市場搬遷過程中，不同層次的國家在此現身─

─中央法規限制了市場用地與社會住宅結合的可能；市政府祭出的大車站計畫 與台糖湖濱生態園區計畫左右了市場的命運；擁有土地權屬的經發局成了最大 的話語權人，從而排擠了攤商對市場的想像。

這些不同層級的國家現身，在實際運作的基層卻面臨著部門之間橫向連結

治理斷裂所帶來的缺口，往往依賴 Blundo（2006）所指出的「中介人員」

來彌補。以蔬菜區抽籤作為例子，從中可以看到市政府無法企及、處理失當的

有力的發言人──攤商之間意見交換、摩擦、凝聚，是透過更頻繁、更日常的

「非正式」輿論而形成，而非透過定期或臨時的代表大會。即使在大會中通過 的事項，也多有因眾議不平而翻轉的情況。

市政府將新市場設計委外給民間建築設計公司進行，經由正式系統的發包 程序與各種設計說明會，生產出了最後的設計結果，然而卻與攤商的使用經驗 和期待多加衝突。攤商企圖提出的抗衡版本始終處於「非正式」範疇，無法進 入正式系統以撼動設計結果，因而雙方必須花費更大的力氣，試圖彌補、糾正 經由正式系統而來的失誤。Gupta（2012）在印度政府扶貧計畫的研究中，指出 因不齊全的資訊收集而造成刻板印象之下的武斷決策。在建國市場的例子中，

可以看到經由正式程序的藍圖式設計，不僅削弱了原本延續安置攤商的好意，

還製造了許多需由攤商自行吸收的外部成本。

建國市場的社會住宅，也顯示了居民以非正式的方式恰好補足了正式部門 的僵化。如前文所述，住宅在一開始招租之時因限定抽籤資格、又必須和攤位 抽籤者分開，因此招租狀況不甚理想。真正使住宅發揮了社會住宅之效的，反 而是想方設法尋求鄰近住所的攤商──部分攤商私下取得住宅的使用權，使得 住宅充盈著有需要的人而發揮其用。攤商與居民身分上的重疊，實踐了「住攤 合一」此一利於就近經營生意、成家立業的有利生活方式。它並不是來自正式 部門的規劃，而是來自檯面下被正式部門默許的非正式活動。

對比於人們遊走於規範之外的靈活性，正式部門對於建國市場社會住宅的 規劃，卻停留在市場興建的那一刻，主管單位採取消極管理，無論是房型、住 宅面積、管理措施，四十年來都沒有隨著不同需求而進展。同時缺乏正式管道 吸引新住戶流入，使得當初立意良好的類社會住宅，終究因為人數越來越少，

而失去了在新市場存續的可能。從中可以反思的是：如果「非正式」一直沒有 被「正式」支持／支援，或是從來沒有劃入「正式」的機會，那麼從非正式催 生的生活方式──在建國市場的例子中，即「住攤合一」──還是會被正式系 統所排除。尤其在面臨像是搬遷這樣得以讓既有事物大大改變的時刻，非正式 可能顯得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