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社會與醫學

醫案的寫作，在徽州一地又特別突出。徽州位於江南一隅，一九五Ｏ年代，由於地 方文書的大量出現，這塊小小區域開始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徽州文書的種類繁多，數量 龐大。透過包括地契、鬮書、宗譜、書信等至少二十餘萬件的文書，³⁴歷史學者得以深 入許多社會史的細節，廓清原本面貌模糊的問題，細緻地展現明清地方社會的風貌。³⁵在 這股「徽學」風潮帶動下，就連徽州醫學也隨之受到矚目。論者或有以「新安醫學」指 涉這個地區的醫學流派，並企圖為新安醫學找出清楚的理論系譜；或考證求索明清兩代

32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 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臺北：麥田出版，2001），頁 36。

33 這種現象也非中國獨有。在歐美醫學史研究中，許多出自醫生之手的文獻，其可信度同樣受到質疑，

見Oliver Faure, “The Social History of Health in France: A Survey of Recent Develoment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3(1990): 448。

34 周紹泉，〈徽州文書與徽學〉，收入《`98 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周紹泉、趙華富編（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

35 關於徽州社會研究的回顧，見中島樂章著，顧盼、張純寧、何昇樹譯，〈徽州文書的研究及其展望〉，

《法制史研究》6（2004）: 259-314；臼井佐知子，〈徽州文書と徽州研究〉，收入森正夫編，《明清 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501-530；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 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頁 13-23。

- 9 - 從徽州醫案看明清的醫病關係

所出現的名醫、醫方。³⁶

明清兩代徽州醫家至少出版了七十餘部大小型的醫案，早期的幾部醫案都出自這個 區域。³⁷這個數字尚不包括許多附於專論醫籍之後的驗案。³⁸徽州一地出現了這樣突出的 表現，是種相當特殊的現象。除了數量龐大外，此地的醫案更多是上述「旁文多於正論」

式的醫案。本文特別倚重的幾部徽州醫案，包括明代汪機的《石山醫案》、孫一奎(ca. 1522

－1619)的《孫文垣醫案》、程茂先(1581－?)的《程茂先醫案》以及清代吳楚的《醫驗錄》、

鄭重光(1638－1711?)的《素圃醫案》、程文囿的《杏軒醫案》等。其中明代的幾部作品，

曾先後獲得不同學者的研究。³⁹我對醫案的閱讀角度，自然也受到這些研究的啟發。但 我希望能進一步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並重新放置於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論述脈絡之下。

至於清代的醫案則幾乎尚未受到學者青睞，其中所透露的訊息仍有待發掘。這幾份醫案 著述的時間從明代中葉到清代前期為止，因此本研究的時間斷限也集中在十六至十八世 紀三百年間。

醫案在徽州的大量出現，反映該地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醫案寫作雖然是明以 後中國醫者普遍的習慣，但徽州地區的社會經濟背景，在客觀上提供出版著作的條件，

主觀上也刺激醫者為自己的行醫生涯留下紀錄。本文希望能結合醫療史與地域社會史的 研究，⁴⁰因此我需要先簡介徽州的社會文化背景，以作為下文討論的基礎。

明清兩代的徽州府轄有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等六縣。此地山多田 少，謀生不易。正因如此，徽州孕育了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商人。在明代中期，全國各 地已經可以見到徽商的蹤跡。萬曆以後，徽商與來自山西的晉商，並列中國最重要的兩

36 這方面的文章甚多，試舉幾例，如項長生，〈新安醫家對中醫學的貢獻及其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

《中華醫史雜誌》15.2(1985)：65-69；張玉才、李淨，〈新安醫家繼承發展金元四大家學說概要〉，《中 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8.8(2002)：78-79；汪滬雙、牛淑平，〈試述新安醫學的「學派」與「流派」〉，

《中醫文獻雜誌》2000.4:3-42。張玉才，〈新安醫學縱橫談〉，《安徽中醫學院學報》，6.2(1988)：19；

翟志強、宋柏林，〈從「新安醫學」的兩種提法看地方醫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華醫 史雜誌》19.4(1989)：251-252。上述研究的出發點，多在尋找新安醫學的光榮貢獻與成就。另見邱 淑如，〈新安醫學的社會價值觀和科學基礎：帝國時期的中國徽州醫學典籍個案研究〉，收入傅漢思、

莫克莉、高宣主編，《中國科技典籍研究：第三屆中國科技典籍國際會議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 社，2006）。

37 Charlotte Furt h, “Producing Medical Knowledge Through Cases,” p. 133.

38 據王樂陶編，《新安醫籍考》（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39 包括費俠莉、Joanna Grant、蔡九迪等人，見前文。

40 一個示範性的研究見 Steven King and Alan Weaver, “Lives in Many Hands: The Medical Landscape in Lancashire, 1700-1820,” Medical History 44.2(April, 2000): 173–200.

第一章 緒論 - 10 -

43 Ping-ti Ho,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1954): 130-168.

44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213-264。來自休寧的商人則集中於兩浙地區，除了經營鹽業外，亦兼營 典當。其他四縣商人雖不如歙、休兩地活躍，但亦在茶業、木業等行業中各擁一片天。傅衣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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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傳統宗族形成的原因，學者曾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大體而言，國家和士 人的推動是關鍵的要素。許多徽州旅外商人，回到家鄉後也出錢建設宗祠，成為維繫宗 族的力量。⁴⁹而無論政府、士人或商人，在推動宗族作為社會組織時，背後都寓含著強 烈的儒教理想。明代徽州休寧的程氏，便是按照朱熹(1130－1200)編寫的《家禮》來組 織宗族。婺源的汪氏，更是綜合宋儒程頤(1033－1107)、呂大鈞(ca. 1020－1080)、范仲 淹(989-1052)、朱熹等人的思想來編寫族規。⁵⁰徽州宗族以宋儒，特別是朱熹為尚，並非 偶然。朱熹雖長年講學在外，但他出身婺源的背景，讓徽州人深以為榮。

儒學與商業這兩股看似悖反的力量，弔詭地共存於徽州文化中。⁵¹要理解這樣的現 象，我們或許可以從「邊陲與中心」的觀點出發。相較於鄰近富庶的江南，徽州雖是商 賈故鄉，但整體的社會經濟狀況仍不免有幾分失色，從市鎮的規模和數量上即可看出兩 地的差距。⁵²至於就文化而言，徽州更是遠遠不及江南某些引領風騷的城市，如蘇州。

明代文人王世貞（1526－1590）觀察到當時江南古董市場的怪象：「畫當重宋，而三十 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 重富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而他指出，這些現象「大抵吳中濫觴，而 徽人導之，俱可怪也。」⁵³經濟實力雄厚的徽州商人狂熱地追隨蘇州風尚，結果讓各類 文物價格出現不正常的飆漲。徽人急於附庸風雅的行為，在在要引起雅俗的辯證。⁵⁴這 凸顯出徽州的文化位置：他們終究是主流風尚的追隨者，卻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

循此，我要指出徽州的儒學之風，也有其虛飾的成份。這麼說並不意味徽州儒學風

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1-87。

49 常建華也提出，明代嘉隆萬期間，宗族的「組織化」與「鄉約化」，反映出地方官員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見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258-306；另見宋漢理，〈徽 州地區的發展與當地的宗族－徽州休寧范氏宗族的個案研究〉，劉淼編《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 集》，（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 33。另外，科大衛等人特別注重國家在華南地區宗族形成中的 角色，不過他們的研究以華南地區為主，而非徽州。見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 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3：3-14。

50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頁 261-262。

51 士商之間的微妙關係，早已是明清社會經濟史中的重要課題。我無法在這裡盡數相關研究，經典的 研究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52 見唐力行等，《蘇州與徽州──16-20 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頁 224-237。

53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4］5 編，第 4 冊），頁 9a。

54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2006)：73-143。

第一章 緒論 - 12 -

氣純屬虛構，明清徽州確實有其活躍的講學風氣與學術活動。⁵⁵我要說的是：強調自身 與正統的關係的族群，其實往往不在正統的中心；回過頭來說，正因為不在中心，他們 才格外需要透過外在的言語或行為彰顯自己的正統性。這種心理的外顯行為，有時要讓 後人看來荒唐，比如徽人對貞節形象異常的追求。⁵⁶同理，當徽人一再強調自己是「程 朱闕里」，或在文獻中營造「賈而好儒」的形象，也可能是投射了他們對於主流身份的 熱望。

上述背景如何反映在徽州的醫學與醫療文化中？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之一。但在 此 我 可 以 先 提 出 兩 點 。 第 一 ， 明 清 時 代 的 江 南 ， 猶 如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佛 羅 倫 斯

（Florence），不斷吸納外來移民，不少以醫為業的人口也要到此地開創事業。⁵⁷因此，

就與徽州整體的文化位置一樣，徽州醫學雖然比起多數地方已屬先進，但相較於江南地 區的部分地區（特別是蘇州），仍要屈居下風。這種接近中心，卻又在中心邊緣的位置，

影響了徽州醫者的自我認同，也反映在他們的醫案寫作中。第二，徽州的社會文化背景，

固然會影響當地的醫學與醫療文化，但二者的關係不是機械式的對應。醫者有時或隱或 顯地體現了徽州的社會文化，不過，每一段醫病關係的開展，仍要取決於個別的醫者、

病人與疾病。

以下的兩章，我將以此為基點，透過對徽州醫案文本的解讀，嘗試重建複雜而立體 的醫病關係，並探索其中涉及的經濟、權力和倫理等議題。全文研究將分成兩大部份，

分別循醫者與病家兩個軸線開展。第一部分聚焦於醫療市場中的醫家。首先討論幾位新 安醫者的執業生涯，並觀察他們如何營造自己儒醫的形象。我要指出，儒醫的理想體現

分別循醫者與病家兩個軸線開展。第一部分聚焦於醫療市場中的醫家。首先討論幾位新 安醫者的執業生涯，並觀察他們如何營造自己儒醫的形象。我要指出，儒醫的理想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