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之理論探討及研究

本節分二個部分，首先探討心理健康的意涵；第二部分探討近來基層員警的 心理健康與相關研究。

壹、心理健康之意涵

從警政署的內部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9 年至 102 年間計有 26 名員警自殺，

而渠等的心理健康狀況，每每於舉槍自殺事件後受到社會大幅關注，雖然心理健康 概念廣泛且抽象，並隨時代變遷調整，但本研究期透過探討員警的「生活滿意度」

與「正負向情感」，了解渠等的幸福感，是否有助其社會與工作適應；另一併探究

「憂鬱程度」對員警同仁的負面影響，並以「心理健康」總稱，說明基層員警的心 理健康及安適狀態，以下簡述 3 者內涵及相關研究：

一、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係指個人生活過得好、有愉快及較好生活品質 (Shichman &

Cooper, 1984)。國內外學者對生活滿意度的定義，多指的是個體對其理想生活與實 際現實是否一致，所做的一個整體性認知評價，屬於主觀且複雜的概念 (Diener, 2000)。如 Campbell, Converse, 與 Rodgers (1976) 認為生活滿意度係個體依據其所 處外在生活標準與個人內在期待，對自己目前生活處境所作的認知評價。Andrews 與 Withey (1976) 認為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生活的正負向感受與評價。陳麗昭 (2010) 認為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其目前生活狀態，與其個人期待目標有無達成平 衡的一種較長期主觀評估過程。近期則除了前述的主觀評估觀點外，也有學者在生 活滿意度中融入客觀指標，如 D’Acci (2011) 指出生活滿意度應包含主客觀指標，

主觀層面表示個體對其生活狀態的心理感受，客觀層面則有經濟狀況、健康狀況、

教育程度與物質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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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生活滿意度也因學者切入角度不同，而有單一或多元面向的內涵。視 生活滿意度為單一面向者，如 Diener, Emmons, Larsen, 與 Griffin (1985) 發展出整 體概念的生活滿意度量表，欲了解個體對整體生活的主觀感受。而 Campbell 等 (1976) 則認為生活滿意度受多面向生活狀態所影響，如婚姻狀態、經濟狀況、人際 關係等。反觀國內也多有研究者依主題或對象，自行設計不同的生活滿意度量表，

惟部分研究結果發現，某一因素即具有高度解釋量 (黃心珍，1995；賴爾柔，1998)，

或易造成某些量表僅適合特定群體或年齡層。

生活滿意度實則蘊含情感因素，當快樂之國不丹致力提升國民的幸福指數，

並且獲得全世界的讚賞之際，當心靈平靜與滿足成為人們冀求的願望時，當 Smith 與 Clay (2010) 認為個體所擁有的客觀條件並不必然可以推估至其主觀感受時，則 應著重在個人對其生活狀態的主觀看法。是以，筆者認為生活滿意度係指個體對其 整體生活經驗感到滿足、愉悅、接受現狀，以及內心期待與外在現況一致等的主觀 認知，並採用 Diener 等 (1985) 所發展的整體概念性生活滿意度量表為適當工具，

探討基層員警的生活滿意度現況。

二、憂鬱程度

依世界衛生組織研究 (WTO, 2001)，2020 年造成人類失能 (disability) 前十名 的疾病，第二名會是憂鬱症。當人類醫藥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延長時，憂鬱與其衍 生疾患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Lazarus (1976) 認為憂鬱是個體對其所處情境感到 無助，或是認為自己無價值，且認為必須對自己問題負責的情緒狀態。憂鬱是一種 複雜的感覺，會反映在生理、行為與認知方面，影響身心健康，憂鬱也是一組情緒，

代表一種訊號，可從情緒表達出來的強度和持續的時間兩方面觀察 (洪美連，1999)。

Meyer 與 Hokanson (1985) 認為憂鬱是一種退縮與社會性低度反應（socially under-responsive），且個體傾向表達負向語言與情緒。而憂鬱程度係指負向沮喪的情緒、

做事效率低落、食慾降低、面臨人際關係困擾，對生活不感興趣的程度 (Rad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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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另外，Qiang 等 (2002) 也以基因遺傳、環境因素、肉體、性和情感、其他 因素，加以探討憂鬱的成因，發現基本上憂鬱成因是不分先天或後天肇因的，因為 上述各因素有可能是單一因素發生，亦有多種因素交錯發生。

所以，憂鬱只是一種正常情緒，當人遇到失落、挫折、不如意時，難免會悶 悶不樂，而每個個體反映在其生理、行為、認知上，則會產生輕重程度不一的差別。

但如果鬱悶情緒持續過久、過於嚴重，而無法調整拉回，失去控制時，可能就要懷 疑罹患憂鬱症或有憂鬱傾向。許多研究都發現，嚴重的抑鬱情緒或重度憂鬱程度，

則與個體身心健康與社會適應皆有關連。如卞鳳珍 (2013) 發現性別、工作狀態、

憂鬱程度皆是影響重複自殺的危險因子。職業聲望愈低 (Turner & Marino, 1994)、

工作時數（Paterniti, Niedhammer, Lang & Consoli, 2002）及年資愈長者，憂鬱程度 愈嚴重（唐佩玲、陳玟伶、鄭琇分、張敬俐、林慧賢，2005）。

三、正負向情感

情感一詞就其字面定義為「感情、情緒，激起感情的，經由刺激所產生的感 受；內心有所觸發而產生喜、怒、哀、樂等的心理反應」（重編國語辭典修定本）。 情感會產生多變心情與情緒，並由正向情感 (positive affect, PA) 與負向情感 (negative affect, PN) 所組成，此兩種基本情緒向度並非全然對立，而是具有負相關，

可做為個體短期易波動的情緒狀態，或長期穩定的性格特徵 (Watson, Clark, &

Carey, 1988；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正向情感的特徵是有高度正向能量的情感感受，包括愉快言行、自信與專注 力 (Watson & Tellegen, 1985)。正向情感為個體感覺熱情、活力、覺醒的狀態，反 映出個體在不同情境與時間下的愉快程度 (Watson et al., 1988)。而後 Watson 與 Clark (1991) 認為正向情感的核心要素為正向情緒，且至少包含有愉悅熱忱、活力、

與人聯繫的優勢能力、冒險精神與抱負 5 個層面。而負向情感的特徵則是負向能 量感受，個體傾向經驗各種負面情緒，包括如焦慮、緊張、擔憂、寂寞、無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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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週遭人事物具負向想法及評估，且專注於接收失敗訊息 (Watson& Clark, 1991；

葉在庭，2003)。是以，當個體呈現高正向情感性狀態時，其感到高度活力、專注、

能愉悅的投入各項活動中，而當其處於低度正向情感時，則會呈現悲傷難過、了無 興趣；相反的，當個體呈現高負向情感性狀態時，其感到沮喪、處於憤怒、厭惡或 緊張情緒中，而低負向情感性則會呈現放鬆、平靜與安適的情緒 (Watson & Tellegen, 1985)。

許多研究發現，正負向情感伴隨著各種心理適應與身心健康問題，如正向情 緒可提高心理健康 (Fredrickson, 2001) 、生活滿意度 (Fredrickson, Cohn, Coffey, Pek, & Finkel, 2008)。鄧敏鴻與張素鳳 (2006) 發現低正向情感與高負向情感能預 測憂鬱症狀的發生，尤其高負向情感性是廣泛性焦慮疾患的共同因素。施雅薇 (2004) 發現負向情緒調適與國中生憂鬱情緒有相關存在。而 Diener (1984) 發現負 向情感性越高，個體在婚姻、工作與生活滿意度上也越感困難。

現行係以 Watson 等 (1988) 編制之包含 20 種情緒詞彙 (題目) 的正負向情感 性量表 (PANAS)，及後續於 1994 年發展出具有 60 題的正負向情感性量表-擴展版 (PANAS-X)，最廣泛受到各領域研究使用，然考量本研究心理健康的議題所涵蓋及 欲探討層面廣泛，為避免加重受試者施測負擔，是以遂採用正負向情感量表 (PANAS)，以了解基層員警正負向情感狀態。

貳、基層員警心理健康與研究

警察一職是地球上情緒處於最危險的工作 (Kirkham & Wollan, 1974)。種種對 民眾取締、干涉等作為，往往造成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結果，對依法執法的基層員警 產生莫大心理壓力及不良身心反應。茲分 3 部分就警察人員「生活滿意度」、「憂鬱 程度」與「正負向情感」之研究發現，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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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滿意度

許俊雄 (2011) 發現年紀較長的員警生活滿意度顯著優於較年輕者，且工作 壓力與生活滿意度之間呈現負相關。黃俊彥與曾中正 (2006) 發現，年資 11-15 年 的基層員警生活滿意度高於年資 16-20 年與年資 6-10 年者。孫碧津 (2004) 發現警 察人員幸福感與生活滿意覺知情形偏低，其中「家庭生活」與「休閒生活」滿意度 較高，而休閒運動阻礙對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預測力，推論警察人員的幸 福感來源與重心，顯已轉移至家庭與對休閒生活的重視。李明鴻 (2011) 發現員警 工作壓力與生活滿意度雖未有相關，但負面影響生活滿意度。陳永慶 (2013) 研究 顯示基層分駐（派出）所員警工作壓力愈大，則生活滿意度愈低。綜前，國內研究 仍多著重員警工作壓力或休閒參與情形對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二、憂鬱程度

員警的憂鬱情緒問題不容忽視 (闕可欣，1999)。張錦麗 (1998) 研究顯示，缺 乏親友支持與親密關係失調的警察，易有憂鬱傾向，而有較高憂鬱情緒的警察，採 用負向逃避式的壓力因應策略，不太能面對問題。從陳秀昭 (2006) 研究結果可知 警察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壓力與抽菸和憂鬱症有關，而憂鬱症同時影響生理 和心理層面的生活品質，高達 21.8%的高雄市警務人員可能有憂鬱症，分局警察的 壓力與憂鬱症比率是最高的。另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006 年一項針對員警心理與壓 力健康的調查報告發現，在長期承受工作壓力之下，有三成六的員警符合憂鬱標準，

此比率遠高於一般社區民眾一成五至兩成的平均水準 (李樹人，2006)。而創傷事 件雖未被觀察到與警察人員憂鬱程度有顯著相關，但暴露在多重負面生活事件中，

則顯著提升警察的憂鬱程度 (Hartley, Violanti, Fekedulegn, Andrew, & Burchfiel, 2007)。

綜前，國內研究已開始意識到員警憂鬱情緒對其個體身心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且警政工作身兼執法者角色，本就不鼓勵基層員警「感情用事」，抒發情感或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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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吐較為私密的個人情緒，當長期處於高度工作壓力下，又遇家庭或感情生活困擾 時，長時間累積的負面憂鬱情緒，可能就引爆基層員警選擇走向舉槍自盡的不歸路。

雖然警政系統中「關老師」等關懷輔導機制已建立 10 餘年，然筆者實際觀察尋求 主動求助者少，多是個體已出現不尋常之言行舉止後，由同儕協助通報者多。是以，

雖然警政系統中「關老師」等關懷輔導機制已建立 10 餘年，然筆者實際觀察尋求 主動求助者少，多是個體已出現不尋常之言行舉止後，由同儕協助通報者多。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