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馬桑敦生平與思想概述
第二節 思想結構
第二節 思想結構
（一）從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
司馬桑敦自青年時期便結識的好友韓道誠44曾經如此評價他：「光逖是一個
40 金仲達〈終生跟從你的指引〉，《野馬停蹄：司馬桑敦記念文集》，頁 193。
41 天洋旅行社（Air and Sea travel）於 1967 年成立，最初為協助亞洲留學生至美留學事宜，在 1972 年擴大辦理因旅遊及洽公等因素往來美亞兩洲之人士，《天洋》月刊於 1977 年 6 月至 1978 年 5 月發行，今已佚。
42 《世界日報》是聯合報系為北美華人所辦之中文報紙，於 1976 年創立，在華人較多的城市如 紐約、亞特蘭大、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溫哥華、多倫多等有獨立業務，為北美地區主要中 文報紙之一。
43 金仲達〈王光逖先生雪嶺鴻印〉，《野馬停蹄：司馬桑敦記念文集》，頁 219。
44 韓道誠（1979-2009），筆名牢罕、寒爵等，早年活躍於哈爾濱《大北新報》，因哈爾濱左翼文 學事件入獄。1949 年來臺，以筆名寒爵行走文壇，著有小說《儒林新傳》、散文《百發不中集》、
《知白守黑集》等十餘本。
自由主義者，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45司馬桑敦在《愛荷華秋深了》裡 的數篇文章也呈顯了其對自由主義確然投以相當的關注。然而，在「自由主義」
一詞歷經政治與哲學上數度轉折與衍異的今日，該如何詮釋司馬桑敦所理解的
「自由主義」，又是否適合以之為標籤去定義司馬桑敦的思想與政治傾向？
從司馬桑敦早期生涯的側寫來看，其青年時期之文學及思想養成明顯是在左 翼的環境下發展的，周勵描寫 1939 年做為讀書會場景的司馬桑敦住所：
在我們家的外間屋裡，放兩張床，一個大寫字檯，一個書架。書架上，擺 放著我父親剛從日本買回的《魯迅全集》，裝幀精緻，很是顯眼，還有高 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巴金、果戈里、蕭軍和蕭紅的紅品……還有 不少理論書。不僅書架上擺放著書，床底下箱子裡也都是書。寫字檯上放 著父親正在翻閱的日本河上肇編譯的《唯物觀經濟學史》。室內燈光明亮，
窗簾緊閉，紅地板擦得乾乾淨淨。46
上節提及，讀書會的內容以馬克思、魯迅、高爾基等人的作品為主，此外，
或許初時尚未表明，但讀書會的中心人物佟醒愚及秦占亞都具有共產黨背景，司 馬桑敦 1940 年加入冀魯邊區遊擊隊亦經過他們的安排。在這樣的背景下，司馬 桑敦在戰後為何不加入共產黨，而選擇隨國民政府漂洋來臺？一個重要的原因在 於前文提到當其加入遊擊隊時，見識了共黨內鬥之醜態，同時遭猜忌而逃離，故 背負著逃兵身分，再返共產黨恐仍多虞；其次，在因「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入 獄期間，結識了當時以滿洲國檢察官職位暗中支持抗日行動的梁肅戎，兩人成為 好友47，戰後梁肅戎在東北進行國民黨黨務工作，或許也成為司馬桑敦選擇國民 黨身分的契機。
45 韓道誠〈哭司馬桑敦〉，原載《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4 期（1981.10），錄於金仲達編《野馬停 蹄：司馬桑敦記念文集》，頁 25。
46 周勵〈火一樣的青春──記我的父親王光逖（司馬桑敦）在東北淪陷後的抗日活動〉，《回望 故土──尋找與解讀司馬桑敦》，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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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桑敦何時入黨，並無詳確的資料佐證，唯判斷至遲於 1949 年任海軍官 校政治教官時應具黨員身分，但這一個選擇，是否意味著他在思想上已有相當的 轉向？事實上，早年的司馬桑敦其思想是應該與共產黨同路而行的，在一封他致 聶華苓的公開信〈從紀德談起〉中曾經言道：
老實說，那時我的文學觀念，正接受著那些所謂「鬥爭」、「民族形式」、「為 大眾的寫實」等等的影響，我對於一個出發自「人」的，出發自「純粹自 我」的心靈簡直是懵懂。我幼稚的很，即至我親自在遊擊隊裡喫了苦頭，
我理想粉碎了，我開始彷徨了，但是，我仍然不敢向所謂「社會主義」挑 戰，我覺得那是大逆不道的。48
而在同一封信中，其亦自陳信仰轉變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紀德的影響，這位 法國作家在 1936 年受蘇聯邀請訪蘇參觀，卻在歸國後出版《蘇聯歸來》，揭露蘇 聯亮麗的表面下人民所面對的壓迫與不自由，甚至進一步對共產主義產生質疑。
這對面臨相似處境的司馬桑敦而言不啻一個出口，其謂：
就在這時，我讀了紀德的「蘇聯紀行」和「蘇聯紀行續集」，（中文本叫「蘇 聯歸來」、「為我的蘇聯歸來答客問」）他居然對於他所嚮往的心愛的蘇聯，
提出了一個嚴苛的批判，這大概是一九三六年間的事，在那時，這真是一 椿了不起的事。他的書，深深的印入我的思想，他的呼聲，給了我勇氣。
以後，我讀了些關乎他文章，和他的書簡，以及一直到現在尚未被我讀完 和十分理解的「地糧」和「新糧」。但是，我卻在模糊中從他的作品中發 現了「自己」、「個人主義」的驕傲，一個敢衝破現實的和心靈上任何束縳 的赤裸裸的人！老實說，我從他那裡得救了。49
48 司馬桑敦〈從紀德談起〉，《自由中國》第 11 卷第 3 期（1954.08），頁 95。
49 同上註。
自少年時便身處殖民壓迫的環境中，那一代人或許都亟於尋找對抗的方式，
相對於當時的帝國，強調底層人民的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自然成為一種救贖 的可能，紀德雖然也帶有濃厚的左翼色彩，但其勇於指陳現實所見，使當時自遊 擊隊歸來，起初滿懷抱負，最後卻深感挫折的司馬桑敦理解到儘管在思想體系的 侷限下，個人意志與聲音仍然可以不受限制，有發聲的勇氣，就有自由的空間。
在該封公開信中，司馬桑敦提到另一位影響其甚鉅的作家是福樓拜，特別是對其 反框架想法的認同：
至於福樓拜，……我受他感動最大的，不是他的筆法，他的筆法我一輩子 也學不來的，而是他的寫作思想。
他說：「正因為我相信人類永久的演進與無窮的形體，我恨所有的框架，
拚命把它裝鑲進去，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程式，一切為它想出來的計 劃。……所以訪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以為是蠢極了的舉 措。……」50
綜其所言，司馬桑敦所嚮往的乃是個人思想不應被外在框架所侷限，而能夠 超脫群體信仰與政治黨派，以個體為單位發聲，這與殷海光發表在《自由中國》
創刊號上〈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中所謂「思想自由」之定義相類51。因其前半 生飽受言論箝制之苦，甚至因而判刑入獄，自易與此理念產生共鳴，而韓道誠亦 理解司馬桑敦企圖擺脫外在桎梏之所求，是以稱其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 者」。然而若以此驟下結論，謂其在政治上自此與共產政權對立，而與國民黨及
50 司馬桑敦〈從紀德談起〉，《自由中國》第 11 卷第 3 期（1954.08），頁 95。
51 殷海光〈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我們所思所想的東西，常常希望藉著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在表達的時候，我們希望不受他人底限制，不受政治環境底干涉，尤其不受陰謀暴力底摧殘和威 脅。一般所謂思想自由，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思想自由，既然與表達方式不能分離，所以，爭 取思想自由，也就積極地表現而為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研究自由。」《自由中國》第 1 卷第 1 期（1949.11），頁 14。
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則亦有失精確，蓋司馬桑敦追求的個人意志自由，與當時以 美國為首，宣揚與極權政體對立的自由主義實際上存在著差距。更諷刺的是，當 司馬桑敦懷抱著理想來到「自由中國」，其言論與文字卻仍然受國民政府處處干 涉與限制──《野馬傳》甫出版便遭查禁；《張學良評傳》直到其去世前仍未能 出版；甚至其從《聯合報》退休，也受到當局的打壓──其在日本的好友衛藤瀋 吉在接受周勵訪談時曾經回答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周）他自己跑到臺灣，沒有後悔嗎？
（衛藤）嗯。那時候他是反對共產黨的，不過，後來他對我說『國民黨更 不好』。52
在同一篇訪談稿中，甚至指出司馬桑敦自《聯合報》退休後，甚至曾考慮至共產 黨機關工作53，雖然他最後選擇前往美國，但衛藤瀋吉的這段記憶其實也縮影了 自由主義者在國共內戰以來所面臨的處境。
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人，似乎都必須在兩岸政權之間選邊站，兩面討好幾乎 不可能，雙方都得罪則無異自陷重危，然而這種以意識形態凌駕於個人意志的時 局正是司馬桑敦最不樂見的，他不喜共產黨的行事方式，亦無法接受國民黨的高 壓統治。在其《聯合報》的報導中，並不乏抨擊共產黨的文章，也當然是「匪」
稱之，但這是否意味其遵循國民黨的正義，矢志反攻大陸？而或許是他不能，或 選擇不去發表站在國民黨對立面的文章？在媒體刊物都得經過審查的戒嚴時期，
臺灣報紙固然沒有反對意見發聲的空間，持反對意見的作者與出版單位甚至會被 追究刑責，從司馬桑敦早年在獄中以負罪之身擔任日本通譯的經歷54，可以判斷 他雖然懷抱理想，卻不以烈士自許，相對地，他毋寧更願意選擇明哲保身之道。
52 周勵〈訪問衛藤沈吉先生（節選）〉，《回望故土──尋找與解讀司馬桑敦》，頁 304。
53 同上註，頁 308。
54 詳見紀剛〈滿洲文壇人與事：獄中知音──王光逖〉，《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國立臺灣文 學館，2011），頁 111-118；石堅〈偽滿繫獄記實（上篇）〉，《野馬停蹄：司馬桑敦記念文集》，頁 54-60。
在其過世二十多年後，衛藤瀋吉回憶起司馬桑敦坦白對國民黨不滿的想法，若非 海外知己，恐怕司馬桑敦始終不會表現出來。
（二）多重離散者的視野
臺灣當代文學中的離散研究主要聚焦於兩大族群，其一是因戰亂而迫遷至臺 者，此外則是前進異國的新一代移民們，無論是遺民／移民或流亡者／放逐者，
臺灣當代文學中的離散研究主要聚焦於兩大族群，其一是因戰亂而迫遷至臺 者，此外則是前進異國的新一代移民們，無論是遺民／移民或流亡者／放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