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洲。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柳永〈八聲甘州〉
1956 年 3 月 31 日的《聯合報》上，司馬桑敦發表了一篇〈中國人在日本〉
的社會觀察文章，引用柳永〈八聲甘州〉做為副標題，甫赴日兩年的他或許不曾 想過，這片詞某種程度上預言了他的下半生。離開臺灣後，其身處於中文被視為 異邦文字的他鄉，卻仍然持續以中文寫作，透過報紙傳達新聞大事與個人雜感予 臺灣與美國的中文讀者，在駐日與赴美的漫漫歲月裡，他可謂樹立了駐外記者的 典範，也見證了華文報紙在美發展的歷史，卻少有人提及，他亦曾在臺灣文學的 歷史上留下過足跡，唯其於五○年代中期離開臺灣，也脫離了臺灣的文學社群，
未曾參與臺灣的文學運動，以致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始終居於外緣，正如同其長年 居於異邦，難以回返。直至如今，兩岸與日本研究者對司馬桑敦的生平與小說作 品已開始投以關注，論述逐年累積，乘此時機，本論文藉由總整目前所得資料之 全貌，並引入其在小說創作之後的書寫歷程，應屬現今司馬桑敦研究較為完整的 成果，也冀能將之重新拉回臺灣文學史的視野之中，忝收承先啟後之功。
在論文內容部分，本論文藉由梳理司馬桑敦之生平與作品概要，試圖令這位 在臺灣文學史上尚未廣為人知的作家能為學界所認識與瞭解。首先，由於司馬桑 敦對自身生平著墨不多，本論文在第二章以其兩位至親：金琦與周勵二位女士所 整理的資料為骨架，輔以親友追憶文章與其文稿所透露出的側面訊息，勾勒司馬 桑敦生平較為重大的事件與轉折。透過敘述這位出身於白山黑水的東北大漢，輾 轉半壁山河，來到一方海島，又遠渡重洋，後半生居於異邦的流離經驗，在現今 臺灣文學史對司馬桑敦仍缺乏基本理解的情況下，冀能起奠基與引介之效。此外，
司馬桑敦從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的思想轉折於此之前亦未見學界論及，在這兩種 思想結構之間，兩岸論者往往側重於各自較為熟悉的部分，而對另一種思想大多 避而不論，本論文則結合早期左翼青年到渡臺之後傾於自由主義思想兩個階段，
呈顯出司馬桑敦思想結構與生平相互影響之整體性；另一方面，由生平帶出的離 散經驗亦投影於其散文創作之中，第二章也將此點先行提出，以連結後文所論述 司馬桑敦散文中的域外視野。最後，立基於對司馬桑敦之生平與思想有所理解上，
進一步爬梳其文學創作歷程，在這三個層次彼此重疊、映照下，將作家生平承接 到接下來的章節中將對作品進行的細部析論。
若以現今臺灣文學史較常見的十年斷代論述方式來看，司馬桑敦的小說作品 並不難被放置在此一框架下討論，因其小說大多集中在一九五○年代這十年裡所 發表，雖然僅出版一部短篇小說集與一本長篇小說，而後者更遭查禁，以致在文 學史中司馬桑敦並不是會在第一時間被注意到的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在這十年中 誠然有其獨特之處，本論文第三章以其小說中角色性別的塑造與政治人物形象隱 喻為例，說明司馬桑敦的小說作品中自五○年代起就表現出的特色，而這一特色 恰與過往普遍認知的「反共文學」有所落差，在長篇小說《野馬傳》中，更可見 其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反思歷史，賦予個人自由意志與家國威權意識對抗的動能，
雖然因諸多不合國府意識型態而被列入禁書名單，但這也意味著在現今文學史多 以「反共文學時期」定義的五○年代，仍有著更多元豐富而未被發掘的文本可能 性。
而在司馬桑敦的文字書寫之中，最大量的文字並非出自於小說家身分之手，
是發表在聯合報系上的新聞與散文，這些文章不僅紀錄了東亞的時代脈動，也體 現了司馬桑敦的生命歷程如何澆灌其文字，成其獨樹一幟的書寫風格──若無在 滿洲國統治下成長的經驗，他對於東北歷史與日本文化、語文不會有如此深刻的 體會；若非赴日時期仍潛心向學，他的文字恐無法捕捉當代日本社會的起伏；而 若非對文學與歷史始終懷抱著熱情，他未必能在新聞寫作中找到文學的空間，而 在文學創作裡揉以知性的元素。文學反映作家情性，亦反映作家身處的時代，透
過司馬桑敦的非小說寫作，正可看見其中所呈顯的個人及時代特色。
除了個人寫作方面具有豐富的可讀性之外，司馬桑敦與當代臺灣統治階層的 轇轕亦值得留意，自 1949 渡海來臺後，其與國民當半生牽連，可以從以下五個 階段或事件加以觀察：
（一）任海軍官校教官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員
（二）赴日本擔任《聯合報》特派員
（三）《野馬傳》的成書與查禁
（四）《張學良評傳》之撰寫與連載
（五）自《聯合報》退休後居於美國
從一開始經傅曄介紹入海軍官校，到後來得黃紹祖與唐縱賞識，進入黨中央 委員會工作，可以看出在五○年代初期，司馬桑敦與國民黨內部關係良好，即便 到了日本辭去國民黨工作，任職的《聯合報》由於發行人王惕吾具國民黨警衛旅
（由原侍從室第一處侍衛長室多次擴編而成，負責蔣介石人身安全）團長身分，
與蔣家關係匪淺，故《聯合報》有著顯著的黨政色彩，在這樣的場域環境下，司 馬桑敦可說仍然與國民黨有著一定程度的聯繫。直到 1967 年《野馬傳》被禁事 件後，雖然在司馬桑敦的答覆信中提到中央對其已經相當禮遇，但這部他最重視 的作品終究無法在臺灣流通，或許是他生命中最大遺憾，其對國民黨的信任與互 動能否繼續維持過往的良好關係，這點仍有存疑的空間，但至少當蔣經國 1967 年底訪日與 1969 年訪韓時，其皆擔任隨行記者，於蔣氏身側記錄言行，由此看 來，司馬桑敦在六○年代晚期應仍然是「體系」之內的一員。而其與國民黨之間 漸行漸遠，甚至到了蔣經國對王惕吾說：「你那個王光逖不能用」的地步，《張學 良評傳》的撰寫與連載應是另一個可能的導火線。雖然其時距西安事變已將近四 十年，但張學良仍被蔣氏父子軟禁，仍然是負罪之身，司馬桑敦為何寫這個人，
以及他如何寫這個人，都不是一個容易向當局交待的問題，何況為之立傳，在人
物行為動機與思想上自然以傳主立場為主，這與當時國民黨對張學良的解讀與定 位難免有所牴觸，司馬桑敦亦明白這是一段「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工作，但由於 對大陸東北與中日戰爭史的熱忱，以及與胡適談話中所受到的鼓勵，他終於在 1973 年動筆撰寫這部張學良研究的重要著作。據金琦所言，當時臺灣並無刊物 可以刊登《張學良評傳》，最後只得在香港《中華月報》上連載202，可見在當時 的臺灣，張學良並不是一個可以自由談論的對象，儘管目的在於對歷史人物及事 件能有公允客觀的論述，然而在「史家似在迴避此一題目」203的情況下，司馬桑 敦勇於直面歷史始末的態度彰顯了其歷史學者的風骨，卻也讓他與國民黨的關係 再現裂痕，最終失去了蔣經國的信任，只得自《聯合報》退休赴美。頗有意思的 是，司馬桑敦赴美之後所任職的《世界日報》同為聯合報系一支，而且王惕吾當 時更已身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聯合報系理應與國民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但遭 國民黨疑忌而無法繼續在《聯合報》執筆的司馬桑敦，卻能在同報系的《世界日 報》上另闢專欄，除了王惕吾對這位《聯合報》功臣的禮遇外，更顯著的原因自 然是隔海千里，國民黨不易干預，且兩地之間報紙與讀者的相互影響甚微之故。
而從上述諸點加以延伸，則以其長篇小說、歷史傳記與新聞雜文的刊載和出版情 況做為例證，似也可對香港、臺灣、北美這三個華文寫作場域在二十世紀中晚期 的自由與多元程度下一個註腳。
在司馬桑敦逝世六年後，蔣經國於 1987 年宣布解嚴，施行近四十年的《臺 灣省戒嚴令》正式終止，而報禁亦於隔年（1988）解除，在此之前，司馬桑敦與 眾多臺灣的文字工作者相同，泰半不能盡其所言，若加上其早年的滿洲國經驗，
可以說其一生皆在無法自由發聲的處境之下寫作不輟，不僅早年因文學入獄，長 篇小說被當局查禁，即在赴日任記者工作時，以《聯合報》的立場，勢必限制其 言論與評批的方向，而赴美後任職的《世界日報》雖然受國民黨影響較小，但畢 竟仍是有所顧忌。是以其晚年協助創辦《加州日報》時，未免懷抱著終能抒盡胸
202 金仲達〈引玉磚──「張學良評傳」臺北版前言〉，《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203 金仲達〈編後記〉中引《亦雲回憶》之言，《張學良評傳》，頁 394。
臆的熱情，惜志未酬而身先死，詩人鍾鼎文在其逝世後曾著詩悼之，末尾曰：「這 裡是異邦，不是故鄉／不是故鄉的土地，只收屍骨，不收魂魄／魂魄應該化作／
鶴，飛回故國，飛回故鄉的城郭／莫作異國的杜鵑／夜夜泣血」204如果屍骨葬在 異邦，魂魄終飛回故鄉，那麼司馬桑敦以文字留下的足跡，則理應溯往其作品面 世的主要場域：臺灣。司馬桑敦從故鄉東北南行至海島臺灣，後東渡日本與跨洋
鶴，飛回故國，飛回故鄉的城郭／莫作異國的杜鵑／夜夜泣血」204如果屍骨葬在 異邦，魂魄終飛回故鄉，那麼司馬桑敦以文字留下的足跡，則理應溯往其作品面 世的主要場域：臺灣。司馬桑敦從故鄉東北南行至海島臺灣，後東渡日本與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