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野馬傳》的時代特色

王鼎鈞曾言：「我認為最好的反共小說有三部，姜貴的《旋風》、司馬桑敦的

《野馬傳》、張愛玲的《秧歌》，可是這三部小說都沒有受到文壇注意。」⁹⁴而時

91 司馬桑敦〈湛山莊主人〉，《自由中國》第 9 卷第 11 期，頁 31。

92 司馬桑敦〈寫在前面〉，《山洪暴發的時候》，頁 3。

93 見本論文第二章，亦參司馬桑敦〈從紀德談起〉，《自由中國》第 11 卷第 3 期，頁 29。

94 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文學江湖》（爾雅出版社，2009），頁 143。

值今日，《旋風》與《秧歌》已在臺灣文學史上樹立起各自的地位，《野馬傳》卻 仍躺在五○文清運動禁書目錄的一角，並未廣受注意。箇中原因，主要應屬其甫 出版便遭當局查禁，故長久以來流傳不廣，由此出發，本論文將先試圖梳理為何

《野馬傳》一方面為反共小說佳作，又一方面為國民黨所禁？而書中的人物與情 節，又如何反映司馬桑敦眼中的時代模樣？這一切或可先由司馬桑敦的創作動機 談起。

在《野馬傳》的序言中，司馬桑敦開門見山地做了如下表述：

「野馬傳」，只在對我自己所成長的這段歷史提出一個反省，同時，也提 出我的一個抗議。我一直這樣想：在這樣巨大的歷史災難中，我，和我的 一些朋友固然都是受害、無辜的，但，想到既為歷史中人便應分擔一份歷 史責任時，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又何嘗不正就是那種使人受害和陷入無 辜的人？

唯因我對我自己成長的這段歷史有了這種「原罪」的意識，所以，「野馬 傳」所表現的，又正是一個悲劇，一個平凡中國人民在這段歷史災難中的 悲劇。⁹⁵

由此可見，雖然《野馬傳》曾經被定位為「反共小說」，但司馬桑敦的寫作目的 卻是探討個人與歷史的纏結，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從個人角度對時代的反思與抗議，

在國共兩方都試圖正當化各自爭戰的理由、統一抗戰思想的當下，這樣的視野注 定不被雙方所喜愛，換言之，當《野馬傳》以一名不迎合任何一方，純粹以個人 情性闖盪世界的主角出發，揉合了司馬桑敦從北至南，親歷戰爭所見一切不合時 宜的現實與政治的腐敗黑暗，當局自然不願令其影響民眾反共復國的決心。

《野馬傳》以出身東北的一名女性做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故事的主軸即是出 身東北戲班的女主角牟小霞（後自其名為牟蕭俠）在愛情、理想與政治間歷經轉

95 司馬桑敦〈自序──寫在改寫本的前面〉，《野馬傳》（自費出版，1967），頁 1。

變與挫折，最後國共兩方皆無其容身之處，她彷彿被無限期地囚禁著，對世界已 然絕望的一場悲劇。在上節探討了短篇小說中的性別與家國之後，可以說《野馬 傳》是集其短篇小說思想總成之作，以下將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與情節內 容，試圖探究司馬桑敦所賦予其中的時代喻意及內涵，及對當時歷史的深沈省 思。

（一）人物形象之塑造與象徵

首先，就故事的主角牟小霞的形象而言，雖然《野馬傳》並不是一部自傳式 的小說，但就如福樓拜嘗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樣，司馬桑敦的心裡也未免 抱持著類似的想法，或者說，牟小霞代表了司馬桑敦在當時明哲保身，對國共皆 懷有不滿卻不能盡言的另一面。由於是第一人稱敘述，在小說中並不難發現司馬 桑敦個人經驗的投影，如牟小霞在蓬萊參加讀書會、排練話劇，及後來組織游擊 隊等情節，多半即是取材自作者早年經歷，故事中主角看透了政治的腐敗與歷史 巨流的走向，對個人意志的無力發聲等情緒，也與司馬桑敦的心態有所契合。然 而司馬桑敦更賦予了牟小霞這個角色遠超過自傳式書寫所能表現的張力，她的出 身代表了傳統社會下的雙重弱勢──父權底下女性的不自由，與戲子在社會階級 上長久所受的鄙視，立足於此，牟小霞在故事進展一再面臨挫折，又不放棄地掙 扎與追求，終於能夠站在群眾面前，展現領袖風采時，使《野馬傳》的前半段深 具英雄故事的特質；然而司馬桑敦或許想說的是，英雄並不適合這個時代，於是 小說後半部展示了一段不停沈淪的轉折，牟小霞仍然懷抱初衷，不屈於強權，卻 在面對機巧世故的黨派鬥爭時落得一敗塗地，結局仍深受女性身分與戲子名聲之 累。

整體而言，牟小霞的性格在負面描寫上主要是衝動好勝、桀傲不馴，但並不 掩其勇於為心中的是非對錯發聲這最主要的人格特質，而這也可視為司馬桑敦重 視自由意志的理想典型，在如此形象最終在家國歷史下失去了發聲空間，也失去

了一切自由的背後，莫不是作者對這段歷史的一次抗議。

與牟小霞的形象相對，《野馬傳》的男性眾角大多被形塑成縱然具有優點，

但終究無法掩蓋個性上的缺陷，更進一步地說，男性角色在小說中各自代表某種 時代下的惡，最明顯的當屬許海被政治所腐化，而趙博生趨炎附勢、奸巧逢迎二 者，這兩名男性角色是影響故事情節最重要的人物，許海為牟小霞丈夫許潤亭的 姪子，貧窮船戶出身，在其初登場的前數章節中，他所展現的是雖處窮困，卻立 志以革命解救和他們同樣窮而被人看不起的人們，牟小霞也曾為被其生長於自然 又懷抱志氣的個性所吸引，兩人相戀，然而在一次離去又再度歸來後，許海卻產 生了極大的改變：

最顯著的莫若許海變得更文雅，更陰森，更沉著起來了。往壞裡說：他變 丟了他那原有的粗獷和野性，卻變得有些奸險，全臉上掛滿了陰謀。

（中略）

「這是大家的事」他溫文的笑著，用一種觀察的表情，客套式的看著我，

很文明的和我握了一下手，儼然有些政治家的氣派，接著，他便修正我剛 才的那句話：「大家的事，總得大家商量，大家負責，不是誰栽在誰的跟 前的問題。」⁹⁶

自此，其不再像過去一樣展現著「黝黑而堅毅的表情」，在文明的表象下，處處 透露著政客的氣息。趙雨在〈《野馬傳》：人性與歷史的雙重詰問〉一文中提出了 一個對比式的觀點，指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悲劇之中，牟小霞代表的毋寧是 一種「反歷史的人性」，而許海則代表著「反人性的歷史」，其以史學觀點論述歷 史社會下人性良善之處的堅持與泯滅；而若從文學的角度視之，許海可說是顯而 易見的共產黨象徵，也是司馬桑敦對早年共產黨經歷失望的具象，司馬桑敦藉由 這兩名角色原本意氣相投，甚而陷入熱戀，卻因捲入時代洪流而分別做出選擇，

96 司馬桑敦《野馬傳》，頁 277-278。

最後擇善固執者淪為階下之囚，而捨棄原衷以黨派意見為主者卻平步青雲，一方 面影射共黨立基於民眾，並以民眾為口號，卻在掌有實權後視人民為草芥，投入 權力鬥爭的現象。

另一名男性反派趙博生，應是以〈在寒冷的絕崖上〉的盧委員為原型，這名 遊走在國、共、日三方之間，隨勢力的消長見風轉舵，只追求個人利益者，隱身 在小說所有陰謀背後，彷若鬼魅，與牟小霞的價值觀處處作對，最後加入國民黨，

與許海暗中勾結，在兩黨鬥爭之下爭取私利的最大化。其與許海分別諷刺了在兩 黨形塑自身代表著正義與民族救星的宣傳背後，官僚與投機者大多從中謀利之現 象，尤有甚者，此類人物在小說中不僅未得惡果，反具大好前景，《野馬傳》的 結尾藉牟小霞的自語道出了司馬桑敦對時局被如斯政治生態所左右所下的評判：

「我不知道，狡黠善變的趙博生現在又做何種打算了？我想，許海也許還會給他 搖身一變的機會的。今天的世界，是他們這類人的世界！」⁹⁷

在這兩名男性角色以外，其他各具身分的男性也突顯了不同的人性缺點，楚 玉霖受制於傳統家庭與階級觀念；許潤亭安於自己的生意，對侵略與戰爭視而不 見；陳立文則缺乏突破現狀的勇氣，這三人或象徵著當代中國人不同層面的陋習，

其中許潤亭與陳立文死於政黨惡鬥，楚玉霖則妥協於現實，在新時代來臨下成為 了新的中堅分子，不僅意味著舊時代的終結，也意味著人們身上曾有過的美好良 善在時局下皆已變質或消亡。

（二）情節架構之隱喻與意義

《野馬傳》是司馬桑敦唯一一部長篇小說，敘事主軸從二○年代開始，至日 本敗降後國共內戰延燒，基本上與司馬桑敦的前半生重疊，而隨著主角牟小霞從 幼年至戰後的自述，讀者正可一窺司馬桑敦半生親歷與見聞的時代動亂。

在最初的幾章，《野馬傳》從一個學生愛情故事開始鋪展，然而這終究不同

97 司馬桑敦《野馬傳》，頁 431。

於鴛鴦蝴蝶派的風花雪月，牟小霞的戀愛故事所帶出的，是親日資產家與戲子家 庭之間牢不可破的階級觀念，以及做為整體情節之定調，牟小霞以剛烈的個人情 性與社會、時代對抗，卻始終無能為力的首次挫敗。愛情在《野馬傳》中佔有相 當大的比重，但幾乎所有關於愛情的情節都近乎畸戀，在與楚玉霖的愛情結束不 久，牟小霞與大她三十多歲的乾爹許潤亭結婚，成為許家二房之後，與老師陳立 文的曖昧關係引來輿論，更間接摧毀了一個家庭，後更與許潤亭的姪子許海陷入 熱戀。這三段關係未免難容於世，而司馬桑敦藉由愛情戲分所欲表達的，或正是 個人意志陷受社會觀感約束而造成的不自由，當牟小霞向陳立文質疑為何男女之 間不能拋開社會身分而相愛時，陳立文則回以：「我只能說一句話，你太大膽，

於鴛鴦蝴蝶派的風花雪月，牟小霞的戀愛故事所帶出的，是親日資產家與戲子家 庭之間牢不可破的階級觀念，以及做為整體情節之定調，牟小霞以剛烈的個人情 性與社會、時代對抗，卻始終無能為力的首次挫敗。愛情在《野馬傳》中佔有相 當大的比重，但幾乎所有關於愛情的情節都近乎畸戀，在與楚玉霖的愛情結束不 久，牟小霞與大她三十多歲的乾爹許潤亭結婚，成為許家二房之後，與老師陳立 文的曖昧關係引來輿論，更間接摧毀了一個家庭，後更與許潤亭的姪子許海陷入 熱戀。這三段關係未免難容於世，而司馬桑敦藉由愛情戲分所欲表達的，或正是 個人意志陷受社會觀感約束而造成的不自由，當牟小霞向陳立文質疑為何男女之 間不能拋開社會身分而相愛時，陳立文則回以：「我只能說一句話，你太大膽，